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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冯仑:青春期的中国不存在“中国模式”

冯仑称,自己在青春期便树立了明确的方向,经常给名人写信,常常琢磨如何做到成功,并立志做一个“改造中国”的人。<br>

  8月10日消息,“赚钱最多的人,恰恰是谈理想、顺便赚钱的人。”冯仑,这个让潘石屹自觉在其面前永远插不上话的地产界思想家,从15岁起就在思考自己将与社会发生怎样的关系。他认为,有理想的青年或企业,才能走得更远,得到的更多。

  在历史人物与当代名流中,你很难找到与他个性贴近的人。有人说,冯仑像是刘备与许文强的结合,得人心者得天下,且有痞性。也有人说,冯仑是乔布斯加宋江,不断创新着中国房地产的现有模式,又将分金银、论荣辱、排座次的江湖规则把握得很到位。

  冯仑称,自己在青春期便树立了明确的方向,经常给名人写信,常常琢磨如何做到成功,并立志做一个“改造中国”的人。

  冯仑有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即使再平常不过的事物,冯仑也有自己清晰的评判标准,以及背后蕴意深刻的思想解读。以综艺节目《非诚勿扰》为例,冯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博弈模式。一个男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征服其中一个人,实际上在商业活动中,应聘、招聘,也是同一个逻辑来进行彼此的心理博弈。

  冯仑称,爱情是化学,婚姻是物理,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爱情是一个道德观念。冯仑指出,青春期的人不是成形的人,青春期的中国也没有“中国模式”。冯仑提倡,我们应该“中式做人,西式做事”。冯仑认为,老男人要玩儿,小男人要思考……

  冯仑正在把他数十年对人生、做公司的感悟按条梳理,编辑成书。在即将出版的新书《理想丰满》的某个章节,冯仑找了一些不同的人,包括00后、90后、80后;海归、土鳖等,与他们谈未来,谈他们眼里在10年、20年以后,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

  冯仑称,人,就是要站在未来安排今天。而谈理想、顺便赚钱的人往往离成功更近。

  地产界需要“中场休息”

  问:2011年王石美国游学了,王健林搞足球了,任志强也说要退休。为何都“不务正业”了?

  冯仑:有一个词能够表达我们的这个状态,叫“中场休息”。就像打球一样,踢来踢去大家也看烦了,中场休息,来一些辣妹跳点热舞,喝点水,琢磨琢磨下半场怎么打。现在我认为房地产经过十几年、二十年的快速成长,中场休息是必要的。

  中场休息多长时间呢?短则一年,长则三年,然后希望能够给予这个市场和行业一个更健康、更有力的推动。我觉得这是现在应该很准确的一个状态。

  有些人休息休息,可能就不想打了。但总体来说,大家并不是说不想打了,只是说思考一下,换换战术,然后看看市场啊。另外是运动员、企业排兵布阵。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大家最关心的事。

  男人在青春期得问我是谁?

  问:你有没有觉得来这个世界上是个使命?

  冯仑:我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做了定,到今天没改过。不是说我伟大,而是说一般男人15到20岁的时候必须决定这件事,女人可能再稍晚一点。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你要决定你是谁,你是个什么人,你跟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将会一生持续下去。

  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我说了要“改造中国”四个字。在74年、75年,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的确做过这个决定。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今天做的所有工作,不管是做研究,做企业,还是做什么,都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这个理想就是要让我和我的时代,和我发生关系的这些人要更幸福、更舒服,我们更快乐。我把我跟社会的定义比喻成,我希望我的存在,包括“立体城市”,能够改造中国,让城市化有一个新的选择。

  我那时就到处给人写信,那会儿没有微博,也见不着伟大的人。当时写信其实就是跟你今天问我一样,我也问很多问题。而且我那时候来上海,还曾跑到“一大会址”那儿去宣誓。那是我15岁的时候,当时在“一大会址”那儿转半天,我也在琢磨这群人为什么能成功?那么我说我要改造中国,实际上我就把自己当成主人了。比如收拾房子,因为你是它的主人,如果你是房客,你*没有收拾的冲动。所以这个定位一清楚,你后边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清楚了。

  问:“万通六君子”如今只剩下冯仑一人。您是不是特别擅长做大哥,也喜欢做大哥?

  冯仑:没有。因为你有志向,志向比一般人稍微大一点,反正也不能说多伟大,也就只是大一点。所以,你的胸襟就会稍微宽一点,然后你对钱就会稍微淡一点,你对苦难就会稍微忍耐一点……

  古人讲:“士,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就是说,毅力来源于志向。其实我也好,王功权潘石屹也好,我们其实这六个人难得的是,在我们创办企业的时候,都很少谈钱。我们最初都谈理想,谈志向。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在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很宽慰,彼此都能够理解。

  所以到今天,我在(王)功权“奔”之前,就曾在聊天中讲到,人生走了半程之后,要有一个安慰。我们六个人创业,最后无意中变成了童话,所谓“童话”就是都只记得好的,不记得不好的。刚才进来之前我还跟潘石屹打电话,我们之间会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和情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一个是伤亡的,没有一个成了两院(法院,医院)“院士”,也没有一个把家庭搞得乱七八糟的。

  当然,最近“大哥”(王功权)临时“奔”了一下,我相信这也只是临时而已。

  赚钱最多的人都是——谈理想,顺便赚钱的人

  问:商人都是赚钱,顺便谈理想。你却反着来?

  冯仑:我研究过很多赚了钱的人,后来发现赚最多钱的人实际上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的人。但是他们顺便赚的钱比追求金钱、顺便谈谈理想的人要多。

  你比如说炸油饼。追求理想,顺便赚钱的人,他会说我炸油饼是为了大家健康,为了大家方便。这就是他的理想。他就会把油饼炸得更好。然后服务也做得更好。你看这样子以来,客户会越来越多,挣钱越多。但是你如果追求金钱,顺便谈谈理想,把理想挂在那个招牌上,就会去弄地沟油,把油饼弄得短斤缺两。结果是钱还赚的少。

  青春期的中国不存在“中国模式”

  问: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

  冯仑:我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人是人吗?他(她)不是个成形的人。因为青春期背后看像大人,转过脸来看像小孩。他(她)能生孩子,但他(她)不能承担责任。

  中国目前就处在青春期。你说它有模式,青春期算什么模式?全世界的人的青春期都是一样的。青春期很奇怪,只有人有,其他哺乳类动物没有青春期。所以说,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不是生物学概念,因为你突然一天就能生孩子了,这时间很短。

  我们说的青春期是个社会心理过程,就是让你变成大人的过程,让你由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实际上这个适应过程为三到五年。你要进入社会,而更年期是反向,是要退出社会,是要回归自然人的过程。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既不是传统封闭,又没有完全融入世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不能把它定位成一个模式。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不能够有一个中国模式,而应该叫做快速成长的经济阶段。

  爱情是一种道德观念

  问:现在70后、80后的离婚率非常高,怎么样看待爱情跟婚姻?

  冯仑:爱情是化学,婚姻是物理。

  婚姻是可以操作的。比如说,一定要跟谁结婚,跟什么类型的人结婚,它本身是可以操作的。感情这件事是化学,是不可预料的。两个人走在路上,一个眼神也许就有了。所以我说,婚姻是物理,爱情是化学。谈爱情是一套谈法,谈婚姻又是一套谈法。

  问: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么?

  冯仑:这是一个传说。因为张爱玲讲,“真爱就是见到鬼”。都说见到过,但是仔细一看,每个人画出来的爱情都不一样。

  女人对真爱的要求,实际上是,她迷恋的一种稳定性,一种安全感。这是雌性哺乳类动物的共同要求。所以她希望用这件事情来稳定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点让你伤心的故事,就是爱情的起源。人类现在至少30万年以上的历史,但可能爱情现在只有5000年的历史,而“爱情”这个词汇的出现连3000年都没有。但你说,当大部分的时间没有“爱情”这个词的时候,人的婚姻却都已经有了,那么“爱情”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是当*次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该怎么样把这个私有财产保存下来,传承下去的问题。

  因为一夫一妻能保证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个财产能传下去。所以恩格斯讲,只有消灭了物质固念,才有所谓纯粹的道德。

  我讲这个事情可能动摇了你对这件事情的美好。而实际上是想说,爱情本身是一个道德观念,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问:王功权却“奔”了?

  冯仑:我可以透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大哥”(王功权)私奔是从上海出发的。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所以在上海这样一个不容易做梦的地方,居然出现了“私奔”之梦,从(5月)15号,从上海开始的。

  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梦。当然,“大哥”也50岁了,做这个梦,大家就觉得特别之不容易。因为这个梦在飞翔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在往下坠。

  要“中式做人,西式做事”

  问:您最近有一个观点是“中式做人,西式做事”?

  冯仑:我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去纽约世贸中心,*次见到了当时7号楼的业主。当*次见他时,我就在想怎么表达我能做成这个事。于是我就跟他讲,用中国方式吃饭,纽约方式做生意。

  纽约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想做*的事情,律师就要请最贵的。中国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官*的。

  我也看到有些中国企业到了纽约,仍然是花很多钱请客送礼,结果律师费却舍不得花。这样的话你完全没有角色的变化,你到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你在那还是外国人,所以说你得按当地人的方式做事。

  西式做生意强调契约和法制。在法制下的市场经济要遵守契约精神。那么,中式是不是就没有契约呢?也有,但是中式契约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比如说,关系和道德上的一种约束。我在纽约*次跟律师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律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心疼律师费。我们跟律师见面,都是按时间算钱的。所以,我把问题弄好直接递给他,免得翻译占时间。我后来也才知道,我打电话约他,他在路上也算时间。后来我又改了,我直接到他那儿去。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你签单子很贵的,你不知不觉可能在一年内几百万美金都按这个出去了,都是律师费。而中式很简单,合同两页纸也行,五页纸也行。但是更多的是人情,另外是长期的信用。

  问:那什么样的方法又叫“中式做人”?

  冯仑:中国人非常简单。简单到说,中国人做人就是“给面子,留余地”,即:给别人面子,给自己余地。

  什么叫给面子呢?鲁迅讲过,面子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就是中国人的辫子,揪住了辫子,整个身体就过去了。比如,见到一些人,该吹捧的得吹捧。虽然我长得不好看,你也要说我是美女,这就叫给面子。再有,跟我们的生存环境一样,因为我们长期没有法制,是王权,所以在“王”面前,我们必须要学会基本功——点头、弯腰、下跪。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当人多的时候,你要学会低头、弯腰、下跪,但不能趴下,趴下后你就再也没机会站起来了。在商场上“蹲着”的姿势永远是一个*的姿势,可站、可低。

  老男人要玩儿,小男人要思考

  冯仑:中国人做人,有时候需要很多沟通,需要很多情感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也讲,“老男人要玩儿,小男人要思考”。比如,我们跟王石也约好了,8月份要横穿美国,20天时间,都是玩儿。在这个玩儿的过程中,去压缩时间。

  年轻人从发小玩儿到40岁就成铁哥们儿了,这中间是30年,但如果我从30岁开始再交朋友,我再花30年我能交几个朋友?但是我跟某个朋友期间出去玩儿一次,可能就缩短5年,再玩儿一次又缩短3年,玩儿五次,我30年就压缩了。所以,通过玩儿来压缩时间,使人和人更容易互相了解。因此我觉得,如果你都40了,还天天思考,这就有问题。“40而不惑”,你还惑,那你就甭想了,再想还是惑。

  如果你是小男人,天天玩儿,但你拿出一点时间来琢磨事,也不耽误你玩儿。这样你就比其他的小男人多一点点聪明,多一点点知识,多一点点智慧,多一点点理想。

  我们所谓中式做人,实际上就是说要按照中国的人际沟通模式,更多地了解人。中国人做人很简单,中国人做人老爱问人家里的事,西方人是不问的。我们一般都是公事、私事、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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