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言辞的可信度永远低于行为，当资源和机会尽数集中于此，所有的愤恨最终都会绵软无力，如同色情片中女主角的奋力挣脱，进度条再往后走一点儿，「不要」就已经变成了「还要」，索要也逐渐取代了抗拒。
这并非是值得指责的虚伪，根据「城市数据团」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正在成为人口的「抽水机」，随着中国劳动力缺口的增大，发达城市必将抽干边缘城市的适龄人口，在结构性的作用下，留下布满全国的衰亡凋败的城镇村庄。
如果一定要用「逃离」一词作为注脚，「逃离终将衰落的家乡」的迫切性，一定是最靠前的。
所以，即使北京的空气毒害触目惊心、上海的排外情结践踏人格、广州的城建治安恶劣如常，它们作为「母体」的价值仍然稀缺而昂贵，不仅难以奢谈离开，连留下资格都有隐性的竞价程序，并不一视同仁。
是的，生活就是算计，用来说服自己的，只有得到大于失去的答案。
倒是网易和「毒舌电影」联合发起了「没机会逃离北上广，幸好可以躲进电影院」的活动，充满犬儒主义的机锋。
亚里士多德并不待见第欧根尼这位整日睡在木桶里的同行，引用后者言论时从来不提名讳，只以「那只小狗」予以替代，但这并不妨碍第欧根尼保持着整个希腊最高规格的尊严，亚历山大说自己「若非亚历山大，愿为第欧根尼」，虽有戏言成分，但也不失敬重。
犬儒主义的实用功能在于，它提供了除了鸡汤和鸡血之外的第三条路径，为那些平凡的大多数建造简陋却牢固的避风港。
在12月16日到12月20日的这5天时间里，京东卖掉了1500万只口罩、11万台空气净化器，有人说这充分表现出了中产阶级的软弱性，然而比起那些买张机票飞到澳洲或是欧洲「避霾」的十几万人，这种低配版的自保委实不值嘲弄。
还是用作为「雅典*的自由人」的话来说：「富有的人会在高兴的时候多吃，而贫穷的人也可以在能吃的时候多吃。」
在微博上，曾有年轻的用户分享他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独自在电影院里度过一百多个午夜的经历，买票入场的意义不止是为了电影，更是交换获得一个收拾心情的合适场所，如同动物需要找到洞穴舔舐伤口。
像是这样在城市里做着布朗运动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称不上热爱北上广，却也无法离开北上广，甚至也不能确定这座城市究竟会是过路的站点还是从此的终点。
所以他们大概也相当适合参与网易的这场活动，在不间断放映24小时的电影院里体验遗世独立，随时入座，随时离开，如果不想，连一句对话都不必产生。
根据「毒舌电影」在朋友圈里的返图，不乏打车穿过半个北京并且决定关机翘班的青年，用一种颇为任性的行为，身体力行一场城市冒险。
不再满足于线上的内容传播、而是看重线下的用户调动能力，也是新媒体的近来风向。
既有逃离北上广的三十张机票，也有留在北上广的24小时电影院，既有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读书会，也有只在深夜开张的移动酒馆，一切都在指向对于都市人群生活方式的重塑。
据说所有刚刚移民美国的人都会萌生困惑：「为什么我要关心奥普拉喜欢什么？」
美国人创造过一个概念——「奥普拉效应」——它指的是任何商品只要经过这个脱口秀女王的推荐，就必然会登上畅销榜的前列，有杂志不无幽默的说，即使奥普拉称一本电话号码册非常精彩，也会有上百万的美国人慕名买来阅读。
如果说电视媒体为「沙发一代」造就了奥普拉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引领者，那么移动媒体也为「拇指一代」准备了新的礼物：那些不依赖于传统发行渠道而直接进入市场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下，他们共享着网红、意见*和自媒体等多个定义。
无论是经纪公司还是出版集团，由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短暂失效，而在这个失效的间隙里，那些拥有和用户对话能力的帐号，把互联网当作放大工具，从而弯道超车。
如果只是单向传播，这种数字势力的崛起尚且没有那么令人感到意外，只是一旦沟通发生交互——就像蜂王和蜂群之间可以开始交换指令——质变就开始了。
这也是新媒体的所谓「下半场」较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读者做出实际回应。
就连愈演愈烈的知识付费，也属于其中的一条分支。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蓝皮书显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已达37.4%，这5亿人将是推动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结构转变的关键变量，《新周刊》说得更是直白：「中国人需要通过消费重新学习到底什么才是好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好的生活方式。」
或许终有一日，美国人对于中产阶级的庸常讽刺，也会出现在中国，比如我最喜欢电影《搏击俱乐部》里的这段台词：
「广告告诉你车子和衣服才是品味的象征。于是你干着讨厌的工作只为买你根本不需要的垃圾。你我是什么？消费者。我们对买东西和生活方式上瘾。谋杀，犯罪，贫穷，不关我事。我只关心名人杂志，500个频道的电视，我内裤上印着谁的名字。生发剂，威尔钢，减肥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