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奖后，科幻作家郝景芳变身创业者。她创办的童行书院，自 2017 年起已经在通识教育这一狭小的赛道中摸爬滚打了五年之久，比起猿辅导、作业帮等先前打得火热的在线教育机构，这个名字并不「响亮」。
过去两年，教育行业可谓先直冲云霄、后跌落谷底。
作为大行业中的一小部分，童行书院也深受影响。2020 年疫情来临后，全世界的投资涌向中国的在线教育赛道，但资金只被头部吸纳，中小机构面对陡然炒高的流量只能低调过冬；一年之后，「双减」落地，整个行业经历了灭绝式的肃清，但幸存者带着「教育」两字又极易被误伤。
郝景芳坦然地面对一切。去年 12 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在清华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她，教育赛道并不明朗，一个创业者仍在前行。她正尝试用直播、出席活动等各种方式提升童行书院的口碑与关注。
在教育行业充满动荡的几年里，无数人曾渴望上市敲钟、独占鳌头，如今其中的大多数面临着整改甚至倒闭。
童行书院活下来了。自始至终它不曾跟风热潮，坚守着普惠教育的价值。一些曾经响亮过的名字，却已经消失。
01
酷暑与寒冬
「这个冬天尤其的冷，奔跑了八年的学霸君还是在 2020 年的冬天倒下了。」
2021 年 1 月 2 日凌晨，创始人张凯磊在朋友圈写下一段沉痛的创业者独白，他所创办的学霸君创立于 2012 年，一路拿下总计超 1 亿美元的 6 轮融资，也曾是被寄予厚望的头部之一。但自 17 年 C 轮融资后，学霸君再未获得过资金支持，这个曾与猿辅导、作业帮并列为「拍照搜题三小龙」的企业最终失血而死。
倒闭的消息从一个名为「学霸君 1 对 1 教务主管」的账号流出，第二天，公司门前挤满了要求退款的学生家长。
张凯磊试图以直播的方式获取家长的谅解。
直播间里，身穿蓝色上衣、语气有急躁的他告诉家长：融资没有到位，此前收取的学费已经用于公司其他费用支出，现在坚持不下去了——这番话没有换来谅解，家长仍在痛骂。
「他说的是真相，行业里比比皆是，只是心照不宣。」那番自陈也刺痛了同为教育创业者的郝景芳，彼时，她所创办的童行书院融资也未有进展，行业里，许多机构的下一轮融资还未到位，就已经卷进了价格高昂的营销战，这是一条不归路。采访时，她下意识地转动着手里的咖啡，「幸好我及时叫停了投放，没有寄希望于融资，这才没有成为学霸君。」
整个 2020 年，在线教育行业拼死搏杀。受疫情影响，全球的教育投资约有 80% 流向中国。数据显示，这一年，中国在线教育共发生融资 111 起，总金额超过 539 亿人民币，为历史 5 年来最高，同比增长 267%。
「我当时密集见了几十个投资人，从年初到年中，希望能够融到资金。」郝景芳回忆，疫情后，童行书院的线下教学无法开展，原本跑通的商业模式被迫放弃，要想公司生存下去，迫切需要资金。没有投资人直接拒绝她，很久后，她才意识到：行业里热钱虽多，中小机构却是融不到钱的。
实际上，大规模的资本集中涌向少数的头部公司。2020 年上半年，猿辅导和作业帮获得的融资金额占据教育行业半年总融资金额的 77%，在线教育 top10 的项目占总额的 86%。
童行最终做出了不再融资、自负盈亏的决定。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战略决定——不少头部机构尽管融了很多钱，但增长的焦虑与日俱增。很多创业者会逐渐明白，一家公司在获得资本加持的同时，也意味着作出了赢得更多利润的承诺，要有更多的业绩、更多的获客量，确保下一次依旧能在名利场上赢得资金和支持。
而热钱涌入，致使在线教育膨胀，整个行业的动作集体变形。
仅 2020 年一个暑假的时间，猿辅导、学而思网校、作业帮和跟谁学四家机构分别花费了 15 亿元、12 亿元、10 亿元、8 亿元用于暑期营销推广，主营 K12 教育的高途，全年营销支出更是暴涨 458.8%。
疯狂的营销使得流量炒高，行业的获客成本陡升，最高时单个获客成本达到 6000 元——这意味着，即使按照一期三次的课程总价 3000 元算，每个用户必须得续两次课程，收入才能将将与获客成本打平。而许多获得巨额融资的机构为了阻吓竞争对手，则不断压低定价。
以作业帮为例，该机构曾推出语数双提分班，33 节课只需 49 元，还赠送 99 元包邮教辅礼盒；学而思的语文名师直播课，13 课时只需 19 元。一位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投资人对这样的现象作出分析：「中小型公司没有钱，（如果强行跟风）那只会被头部公司玩死。」
童行没有跟风成为融钱后烧钱的一员，虽然艰难，但活了下来。
02
「这是个机会」
美国堪萨斯城，第 74 届雨果奖颁奖现场，一袭白裙的郝景芳接过奖杯，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是 2016 年 8 月 21 日上午九点，从此刻开始，社会关注纷至沓来。
各种各样的采访、广告邀约、杂志拍摄、出席活动……镁光灯的照射下，郝景芳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却是：「这是个机会。」
大三那年，郝景芳曾前往甘肃武威黄羊川的一所初中支教。
短短几周内，她目睹了当地教育资源的匮乏、教学条件的简陋。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孩子们经常围绕在郝景芳的身边，他们几乎好奇着关于北京这个大城市的一切。
对于大多数成长于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城市青少年而言，学校是设备齐全的多功能教室、标准的操场与丰富的课外活动；但对于偏远地区的孩子而言，学校是一排排的平房、跑起来尘土飞扬的地面与流动不定的老师。
即便同处北京，身在打工子弟学校的 14 岁女生因为中考政策也不得不重回河南乡下。在郝景芳组织的写作夏令营上，这个女孩告诉她：「夏令营结束，我就要回到河南老家，面对未知的挑战。」郝景芳想继续和女孩保持联系，但女孩的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临走时，女孩跟郝景芳坚定地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考回北京的」。
郝景芳目睹的，与过去她所拥有的，截然不同。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清华大学任职，从小学习好的她也顺利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热爱运动，身体健康。「这几项都占上的人很少很少，」郝景芳一直对于自己的资源优势有自知，在她看来，资源的获得者有责任去解决社会问题。
雨果奖的加持让郝景芳最终下定了决心，希望将短暂的社会关注变成创业的基石，成为改变中国教育的一个机会。
2017 年，郝景芳创立了童行书院，最初以线上音频课程为主。两年后，公司才迎来一笔融资，随着红杉中国种子基金的 2000 万资金到账，团队开始组建起开发线上 App 的专业团队。
「怎么把原本讲座的内容，转变为游戏化的、互动的课件，过程中当然走了些弯路，坦白讲，我们的钱基本上都花在了研发上。」一名投资人向极客公园复盘了童行书院线上 App 产品的进阶之路。
为了增强孩子学习的体验，在音频录音的基础上，要把知识做成系统的课程内容，首先需要有一个主线：教学大纲是什么？一共有几节课？教学目标是什么？理顺了这些问题之后，线上 App 的课程就有了雏形。紧接着再向上创造新的内容，就有了课程中的人物角色和故事——对于儿童而言故事情节是很重要的，可以方便他们的理解。最后则是进一步增加交互设计，使整个线上教学的过程更具互动性。
不同于行业里大量教育机构的人力成本结构，童行的研发成本居高不下。以《经典之旅》App 课程为例，按照原定的更新节奏，每月需要 80 万人力成本投入，即便是降低更新速度，每月也需要 60 万的人力成本投入。
曾经有员工在面试的时候问郝景芳，公司的上一笔融资还能撑多久，得到了一个开诚布公的数字——一年。
尽管童行拥有行业偏上的续课率，但对于一家暂时不考虑融资的公司来说，账上有限的现金意味着抗风险能力趋弱。
有人曾直截了当地劝她提高客单价。「投资人关注的是市场规模」，即便通识教育本身是小众市场，只要客单价提高到几万元，总收益也将变得可观。
郝景芳拒绝得很彻底。「我根本就就不想做成精英教育。」一旦将用户锁定在高端家庭，就需要维护课程的稀缺性——这与教育普惠的梦想是违背的。
目前童行书院时空之旅 App 中的课程，月卡每月 88 元，首月 8 元，年卡 898 元，*性购买全部 AI 课程也仅需 1198 元。在童行组织的家长社群中，不乏许多普通工薪阶层，甚至有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市场之所以大，在于上至财富阶层，下至务工人员，大家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投入一定是毫无保留的。」上述投资人分析。
家长社群中的讨论不时进行，在童行的组织下，家长之间会分享各自的教育经验、一起读书、努力做「不焦虑」父母。在这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头衔，每个成员都只有一个身份——「父母」。
03
创业的意义
创业者应该首先对谁负责？一位公司即将上市的创业者曾经对极客公园给出的优先级是：投资人、用户、员工，最后才是自己。
在郝景芳身上，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疫情之后，因为坚持自己的决定，她曾先后目送几位合伙人离开。时间来到 2020 年年中，郝景芳决定不再见投资人寻求资金支持，分歧也随之而来。
「何小鹏当时见了得有 600 个投资人，你见几十个就放弃了？」当时的 CTO 对此很不解。
这一年的国庆假期，郝景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在线教育「吸金无数」，自知「打不过」的童行决定另谋出路，她选择自负盈亏，将公司的业务集中于以私域流量为主的小规模内的增长，打口碑营销，「虽然慢，但也更稳当。」——这意味着必须放弃一部分业务，曾经的线下 PBL 课的团队将被裁撤。
CTO 没能被说服，留下一句「累了」，选择离开。
这不是*次有合伙人离开。2020 年的大年初二，郝景芳与当时的 COO 匆匆见了一面。
疫情刚爆发，行业的融资环境不景气，COO 劝郝景芳把童行 App 下架，将研发团队、线下团队都裁掉，尽量减少研发支出，手上先留几百万过冬，「等有机会了再说开发 App 的事儿」。
郝景芳坚持不同意。童行 App 的研发团队是她一点一点组建起来的，对于线上的课程而言，研发质量几乎决定着成败。
「你不裁他们我就走了。」当天晚上，合伙人就退出了童行的工作群。
时隔一年，郝景芳对极客公园承认，一些选择源于情感上的信念，甚至是执念。「并不一定说我的判断就是正确的，」两次合伙人离职事件中，她都坚定地选择保留研发团队，源于对「科技普惠教育」的信念。「这个事情如果不这么做，创业对我来说将丝毫没有意义。」
这样坦诚的话术在创业者中相对少见，通常，一名创业者将创业与自身价值实现捆绑在一起容易引发非议。至少这容易给人留下此人极其自我的印象。但郝景芳没有撒谎。
写作《北京折叠》时，郝景芳正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事研究工作。那时她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但越是研究，无力感越强。
「你不知道自己提的建议有没有人能真正的去把它做好。」也许因为那段经历，郝景芳成为了一个无比乐观且坚定的创业者。无论遇到多大的压力，她始终充满希望，因为比起「等人来解决困难」，「起码我已经在做一些事情了。」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去了，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无数行业革新的可能，但在刚刚过去的在线教育大战中，许多失速的现象似乎在提醒人们，必须要耐心。
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科技与互联网的介入，本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沟壑，然而当流量战打响，学上和家长成为「杀」疯了的教培眼中需要争夺的资源。一批又一批的教培公司，效仿着出行行业的滴滴、外卖行业的美团，纷纷开始「跑马圈地」——当热闹散去，回归到模式的思考才重新启动。
从技术上来说，在线教育确实能做到一位讲师给一千个学生讲课，但这显然无法达成教育的效果，为保授课质量，每多招一个班的学生，就需要配套多招一个班的老师和运营——课程制作成本并无法随着规模的扩张而达成边际效益递减，是典型的规模不经济。
大量培训机构采取的是先收费后交付的模式，因此越是大量的扩张，企业的现金流就越好，看起来很是风生水起，实际很难赚钱。
冲数据、做营销，拉高行业投放价格，亏钱，赶着上市，继续冲数据、做营销，继续亏钱……
「谁家能持续融资，直到上市后让股民买单，谁家就能一直活着。」上述教育赛道投资人对极客公园说。
避开不理智的商业模式，「科技的力量很可能从根上去解决一些教育公平的问题。」郝景芳坚信这一点。
去年年底，嘉实公益基金会的朋友找到郝景芳，她们想要在全国乡村学校落地科学教室，希望郝景芳和团队能够参与设计。郝景芳提出，能不能在这些教室装上较大的屏幕，这样将来就可以以这些屏幕，呈现出 3D 全景科学教室和博物馆，乡村的孩子们就能沉浸式代入世界各地的 3D 科学教室。
郝景芳找京东方咨询过屏幕价格，目前还偏贵，她们的方案里只能包含 4 平米屏幕。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屏幕的成本价可能大幅下降，「到一个教室 10 多万时，也许就会有大规模这样的虚拟教室落地了。」她设想，那时，农村的孩子也有机会透过屏幕看到「大英博物馆」、「卢浮宫」，通过虚拟交互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
童行刚成立时，曾计划在贵州兴义的楼纳村建一个儿童图书馆。在当地最困难的一户家里，郝景芳见到了一个六岁的男孩。男孩的母亲不久前跟人私奔改嫁了，带走了男孩的弟弟，男孩儿嗫嚅着说「为什么妈妈带走的不是我」，郝景芳赶忙蹲下来安慰他：「没关系，还有很多人关心你，你的爸爸和老师都还在，我们会在这里修建一个图书馆，会经常来组织活动。」
不久后，两人在童行组织的一个本地绘画活动中再次相遇，她问男孩，你还记得我吗，男孩说记得，于是她承诺「等我们的图书馆建好了，我还会经常来。」
「当地的开发项目停了，我之后好几年都没有再去当地。」郝景芳顿了顿，眉头一皱，哽咽了。
图书馆的项目因为当地政府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和其他基础改建花费甚高，开发方又缺少外部投资，长期搁置了。
「我觉得自己亏欠了那个孩子，很担心他会有被二次抛弃的感觉。」这件事成了她的心结。仅仅是一面、几面之缘，根本不足以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太多的遗憾」推动她走下去。去年 10 月以来，极客公园多次与郝景芳会面，你很少能从她身上看见创业五年的疲惫，毕竟在刚刚过去的在线教育风口中，不少机构都伤痕累累。
她每天带两杯咖啡上班，可以一连开八小时的会议。每晚九点后，她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酒，开启每日的写作时间。她将稿费和版税收入都投入公司，家人希望她在还清公司债务后能够停止创业，她小心翼翼地和家人「商量」，这是她笃定投入 20 年的事业。
至少迄今为止，她仍很乐观。
04
浪潮褪去
去年的 7 月 24 日，微信上一个聚集了五百位教育创业者的群聊中，几乎所有人都在表达自己的不安与焦虑。
这一天，《双减》文件正式落地。
「双减」文件落地 图源：教育部官网
文件规定，不得展开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地将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已经审批的机构统一转为「非营利机构」。
资本化的道路也被堵死。「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规则一出，创业公司的上市希望被彻底掐灭。
已经开盘的港股教育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其中，新东方股价腰斩，创下股价下跌记录，*教育、思考乐教育等公司的股价同样出现近 30% 的下跌。
整个教育行业哀嚎遍野。
作为不可抗的外力，「双减」催生了整个在线教育的雪崩。由于 K12 的在线业务基本是预付款模式，如果在未完成结课前，机构先将钱盲目花到增长、营销方面，则无力承担因「双减」带来的规模性退费。
那个微信群里，不少教育创业者一夜之间背上巨大负债。有一名创始人做线下英语起家，原本一年有三、四百万的利润，2020 年的行业热使他决定转型做线上教育，双减一出，公司破产、房子卖了，五十多岁的他只能租房子住。
「都挺悲哀的。」在目睹了众多创业者袒露的心声后，郝景芳有些不忍，「都是教培领域多少年的从业者了，资本和头部打流量战的时候他们打不起、也融不到钱，双减一来，中小教育机构却是最容易先死掉的。」
在教育群里，趣口才的创始人诉说着自己经营困难、实在无法上完课程或者全额退费的状况，郝景芳于心不忍，决定施以援手。
根据《双减》文件，「素质、通识教育」赛道并不在打击范围内。出于道义，郝景芳提出帮助趣口才消课，随后也帮助了 VIPKID 等其他三家公司进行消课，给包括新东方在内的一些机构定制了天文等通识教育课程。
帮助别家消课，童行没有收取报酬，只希望通过课程的口碑转化一些用户。「我一直觉得人都是有同理心的，不用非得自己身陷囹圄才知道其中的痛苦。」
童行书院内部，关于「双减」的讨论正在进行。
整个七、八月份，童行书院隔三差五就开会，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会议过半，大家走出会议室透口气时，三三两两之间谈论的话题也还是「双减」。
「平时还会为了一个课程设计互怼、开玩笑的人，突然间就很严肃正经地和你聊『双减』之后怎么办。」产品经理雷杨明显感受到了大家的不安，有些同事比较悲观，「他们可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美术部负责人大伟开始对「双减」的影响有实感，是当他发现一些过往销售渠道走不通的时候。「售课平台被限，公众号也不允许直接贴售课链接。」在他看来，面对这么大的外部变动，心态上有变化是正常的。
他比雷杨更敏锐些，早在《双减》文件正式落地前，就嗅到了哪里不对。
去年 3 月，教育部叫停学前儿童违规培训；5 月，「双减」意见出台，完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6 月 1 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保护法》正式施行，幼儿园、校外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6 月 15 日，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宣布成立……
教育行业的口子一点点收紧，但最初很少有人察觉到。
「2 月份的时候我和新东方、好未来、vipkid 他们聊，大家还只是觉得政策可能会很严，但只要规避开不能做的部分，活下去总是没问题的。」郝景芳告诉极客公园，没想到这次的政策竟然「一棒子打死」了 K12 在线教育。
一个行业消失了。
「潮起潮落、人聚人散、有进有退、有失有得」，2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 点，好未来《感恩同行》直播的 PPT 上，写上了这短短十六个字。
2 万多人在线观看了这场直播。好未来的创始人、CEO 张邦鑫穿着蓝色 T 恤，语气略带伤感。
18 年前，他和北大的同学一起创立了好未来的前身学而思，进行中小学奥数培训。18 年后，好未来在纽交所挂牌、市值冲到近六百亿，这一切的消逝，仅仅用了半年。六个月里，学而思网校裁撤了上万辅导老师，关闭了多个地方中心，好未来眼睁睁看着公司的市值跌去 95% 而无能为力。
双减出台后，好未来选择在最后一个学期为学生上完课程，无条件退费，尽可能妥善处理公司的裁员事宜。
但不是所有机构都能像好未来这样体面退场。
05
「最糟糕的时刻」
得益于先前作出的「自负盈亏」决策，童行的课程更加标准化了，因此在双减之后有了进校园的机会。「目前我们和几个渠道有进行合作，童行的通识课程得以在全国几百个学校里进行教学。」
但但据熟悉童行书院的投资人介绍，没有受到双减直接打击的童行，尽管「财务指标有在变好」，「但是整个教育领域投资人的心态，正处于历史最糟糕的时刻。」
郝景芳对未来的畅想很立体，结合她懂技术的背景，正在探索结合新的虚拟技术。但在技术成本与需求尚且无法匹配的当下，她也保持着清醒的认知，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童行书院 App 产品的优化上。
疫情过后，童行 PBL 课程刚转为线上时，一个 5 岁的小男孩儿因为对自己的画不自信，迟迟不敢交作业，为了保护孩子脆弱的心灵和梦想，童行的老师讲了梵高的故事鼓励他。课程老师李然一直对这件事儿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刚加入不久，*次真切地感受到童行的老师们对于每一个孩子的梦想的守护。」
行业低迷的大环境中，谁来保卫这些心存普惠梦想的教育机构呢？
前路依旧漫漫。
「教育急不得。」郝景芳的语气不紧不慢，教研稿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课要一节一节的磨，产品要一年一年的迭代，没有二十年根本做不出不一样的教育。
「二十年并不很长，我有时间去等待。」就如同在双减浪潮之后，她发布的文章所写到的那样：说了的话要去做，做了的事儿要做完，在真正无能为力之前，不会放弃。
潮水褪去，只留下坚硬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