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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过后:一年省下20万,但家长真的能躺平吗

和孩子谈话后,何佳决定放手一搏,“没人可以替你自己做选择,哪怕是你的父母”。

又是一年开学季,但今年和以往有些许不同。

7月,教育部先后在全国颁布了K12阶段的双减政策,要求减少孩子的课外补习时间、规范课外补习机构组织,为疯狂的“鸡娃”风按下了减速键。

但高考尚且存在,双减真的能被政策降温吗?

“不让补课了,孩子不懂怎么办?”

“学校老师管不过来,不让大班补课,不是要花更多钱上1对1吗?”

“太好了,不用排名,家长可以轻松一些了”

“终于取缔了补课,要不是补课收入高,老师鼓励,小学生有必要补课吗?”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群亲历双减政策的家长们,他们之中:

有的人形容自己双减后就“仿佛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鸡娃,一边是躺平”:

他曾一度坚持“快乐教育”,但看到周围父母都踏上补课道路时,也给孩子报了培优班,高昂的学费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哪怕是“扔钱听个响”。

双减政策颁布后,他松了一口气,但又不免担心,真的可以“踏实躺平吗”?

有的人曾靠高考改变命运,并因此要求孩子学习成绩优异,即便是双减政策颁布后,依然*时间找到了一对一补课老师,但她还是感觉到迷茫,

“如果学校不公布排名,过去的努力是否就被抹平了?又应该带孩子往哪个方向继续前进呢?”;

也有的人真正松了一口气,她一直不赞成鸡娃,但也顶着很多压力,双减的落地,为她彻底卸下了包袱。

在家长做出不同选择的背后,都有同样一个出发点:希望孩子能自己掌握人生,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双减后,女儿和我大吵了一架

7月24日,朱巍和即将升入初三的女儿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

“你就是舍不得钱”,话音未落,14岁的女儿已摔门回屋。

朱巍本计划在这一天给女儿续报秋季语数英培训班,但看到双减政策颁布后,朱巍迟疑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

“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但女儿认为,眼下正是自己中考的冲刺阶段。9月开学后,她将升入初三,并参与校内的重点高中保送考试,如果名次靠前获得保送资格,她就不再需要参与中考选拔。

但朱巍想再等等,双减已经是大势所趋,开学的保送考试也可能延期或取消。

朱巍是南京一所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从来没有担心过女儿的学习成绩,14岁的孩子,已经有着不输中年人的危机和焦虑,这也是他所担心的,他希望借着这次的政策,让孩子从长期的焦虑和高压中缓一口气。

他对培训班的疑虑从女儿上小学时就开始了。

虽然女儿所有的培训班都是自己主动要求的,但孩子真的喜欢吗?他清楚地知道,每天奔波于各大补习班的女儿并不快乐。

“孩子应该有孩子的样子”,朱巍觉得现在的孩子过早地在激烈的竞争中透支了活力,他更希望女儿可以在分数之外,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热爱的事情。

但这种想法朱巍一直没和女儿交流过。每天下午3-4点,女儿班上的同学就先后离开学校赶往培优班,如果自己不让女儿上,就显得“不合群”、“阻挡女儿上进”。

“我总觉得,大家都补课,就等于没有一个人补上课”,朱巍说,“所谓的教育公平,不应该是让每个人多花钱上培训班,而是应该从源头上叫停补课这种行为”。

也正因为此,7月颁布的双减政策让朱巍觉得,“自己心里的声音被国家听到了”。

“双减以前,我觉得自己就像被绑在一辆高速列车上,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又不能中途下车”,来自杭州的何佳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何佳就职于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在女儿上幼儿园阶段,何佳每年都会利用年假机会带孩子出国旅游、去博物馆参观。她坚定地认为,相比课本知识,“让孩子早点接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更重要”。

可眼下,女儿已经升上四年级,即将面临家长们最紧张的“小升初”。老师也曾委婉地告诉她,“现在全班只有两个孩子没报补习班,四年级是关键节点,你作为家长也可以考虑抓紧一下”。

言下之意,何佳的孩子落后了。最后,就连女儿也耷拉着脑袋央求她说,“妈,你能不能辞职在家照顾我,其他同学的妈妈都全职在家陪他们”。

正当何佳给升4年级的孩子物色培训班时,双减政策发布。

“我感觉这条列车似乎被按下了减速键,让我们这些父母也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孩子的教育到底需要什么”,何佳决定先停下来观望一下形势。

图 | 凌晨一点,何佳还在研究女儿的培训课程

武汉的赵晓琴则选择不顾双减政策,一如既往地“鸡娃”向前。

双减政策发布后,赵晓琴开始打听1对1补课的门路,“武汉高中录取率被严格管控在58%以内,其中重点高中控制在7%左右,现在不让补课,孩子考不上高中、读不了好大学怎么办?”

赵晓琴自己就曾是“被鸡的一代”,她80年代出生于鄂西南的小城,高考在当时几乎是*的出路,最终她考上了武汉某985大学,并在这座城市实现了阶级跃升,成为了媒体报道中“最愿意为教育付费、害怕阶级滑落”的中产家庭。

她深知并且切身体验到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因此自然而然,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要好好读书。

在女儿上初中前,赵晓琴在女儿培训班上已经花了近70万元,甚至成为了当地鸡娃群里小有名气的人物,人称“琴姐”。

在“琴姐”的各方打探下,女儿成功在9月份课外辅导班停课后,转入了某机构私下开的一对一课堂。该一对一服务的价格每小时500元,每周要补5小时,一个月花费近万元。

女儿尝试过跟赵晓琴交涉,“太贵了,要不别上了。”但是赵晓琴斩钉截铁告诉女儿,“只要对你学习有利,爸妈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

尽管家长们在双减之后做出了不同选择 ,只要高考尚且存在,家长们的心就始终还悬挂着。

“每天一睁眼,就是分数!”

朱巍家中有两个孩子,他曾计算过,如果双减严格执行,他将省下两个孩子的培训费用,“一年起码少花20万”。

开学第二周,朱巍女儿的学校应政策要求,宣布取消周考、月考和成绩排名。朱巍很开心,没有了分数困扰,他正调整自己走出那些年被分数裹挟的紧张生活。

“曾经一睁眼,就是分数、分数、分数”,女儿进入初中后,学校曾告知家长可以参与提前批考试,即初二提前学完初中三年的内容,孩子通过保送考试后直升高中。

在这场竞争里面,分数是硬通货。

为了不去参与仅50%升学率的中考,女儿一进校就瞄准了保送,并参加了一个周一到周五补课的培优班,时间是工作日晚上七点到九点。每天下午放学后,女儿就赶往补习班,下课回家做完学校和培训班作业已是凌晨一点。

“通常睡不到6小时,又要起床去学校上课了”,女儿上初中的辛苦朱巍看在眼里,很是心疼。

他更希望女儿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去操场奔跑,去观察身边的世界,提出奇思妙想,“好奇才是学习的动力,把孩子们关在一个房间里靠补课获得高分不是长久之计。”

可女儿没有时间好奇。“双减之前,这种紧张感到周末也停不下来”,朱巍每个周末清晨7点就要起床洗漱,然后开车在规定的时间里,送孩子去3个以上、不同科目的辅导班上课。

孩子在教室里上着课,朱巍就在教室外刷手机,或者闭目养神,拒绝和其他家长有太多交流,

“他们大多聊孩子目前的分数、聊哪个培训班老师提分快、聊自己在培训班花了多少钱”,朱巍说,“越听越焦虑,也难怪女儿都着急着要上培训班”。

“我们毕业时,工作7-8年能买下一套房子,现在可不敢想“,朱巍深吸一口气说道,“孩子一门课一学期5000多块钱,还有各种兴趣班、课后辅导,再加上接送、负担房贷,经济和精力上都是巨大压力。”

“也难怪现在年轻人都不敢生孩子,双减之前,养育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朱巍说。

学校不公布排名后,学习压力肉眼可见地减少,朱巍女儿拥有了可支配的时间,还报名了计划已久的绘画和溜冰课程。

学校家长群也曾一度是何佳的焦虑来源,每天下午5点半后,家长们就在群里陆续“打卡”,“有的晒孩子写完作业了,有的晒孩子上了哪个名师的补习班的,有时班主任也会参与点评”。

何佳说,“哪怕你不想理会也不行,总觉得要在群里保留点存在感,给老师留个好印象”。

作为一个互联网电商平台的从业者,何佳工作忙碌,大部分时候都很难及时参与这些讨论,“我们这代人,总是活在他人的看法下,优秀却不开心”。

何佳回忆自己刚毕业时候去外企工作,身边同事们都喜欢买名牌、出差也要补差价住五星级酒店,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佳也被同辈焦虑裹挟,哪怕囊中羞涩也会花近万元买一只rimowa的旅行箱、3000元钱买一只珐琅瓷的平底锅。

“说不清是为了牌子买东西,还是为了生活买东西”。何佳发现活在这样“假精致”的牢笼里并没有让自己更快乐。

现在的她已经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会更加关注自我和生活本质,消费上转向为网易严选、优衣库这样的平价但有设计感和品质保障的品牌。

现在何佳希望能把这种价值观贯彻在孩子的教育上,借由双减的风她停止了内心的自我斗争。

她曾犹豫要不要为了孩子换一个自由时间更多的工作,放弃潜在的上升机会,双减后,女儿学校开设了课后托管,让何佳终于可以“没负罪感”地继续工作一会。

但也有仍然迷茫的家长,“琴姐”赵晓琴的疑惑没有解开,弱化了分数、排名,“那还靠什么证明孩子的成绩呢?我们之前付出的努力就这么被抹掉了?”

学校不再公布排名后,赵晓琴开始失眠,“当人不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时,比陷入低谷区还可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要往哪儿使劲”。

赵晓琴曾认为自己就是那种“小镇做题家”,“就得多做题,才能考上好大学”。赵晓琴身边的老同学们,但凡现在过得不错的,“都是当年高考考上好大学的那批人”。

也许是刷题的记忆太过于痛苦,年近40岁的赵晓琴至今还常梦到自己在高中教室里做题,桌面上是一摞又一摞习题册、试卷,还梦到过自己死活想不出答案,结果被吓得惊醒。

但孩子上小学后,赵晓琴依然带着她奔赴培训班,找遍各种传说中的武汉名师,甚至不惜驾车半个武汉就为上一小时的培训班。

为了能按时接孩子上课,她从外企离职,换了一个离家近、但薪资只有之前一半的工作。

在赵晓琴女儿的记忆里,自打自己上小学后就没什么机会和父母一起吃晚饭——她的晚饭都是在赵晓琴车上吃的,有时候是包子馒头,有时候是赵晓琴头一天做好了、在微波炉二次里加热后放进保温桶里的炒饭,

“量都很足,因为我妈怕我上课太久,饿得脑子转不动,不会做题”。

有时,赵晓琴开车看着后排睡着的女儿,也会反问自己,这真的对孩子好吗?

“人要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九月过半,女儿开学近两周,何佳感觉自己的焦虑差不多也消化完了。

用何佳自己的话,这两周她就像一直站在十字路口,不敢往左,像朱巍一样躺平取消所有的补习课,也不敢往右,像赵晓琴一样抓瞎似地给孩子报一对一。

最终,何佳决定和10岁的女儿进行一场“成年人的谈话”。

“你想过未来做什么吗?”何佳斟酌再三后说道。她担心太严肃的谈话伤害女儿自尊心,又担心不正襟危坐的谈话,无法引发孩子的认真思考。

“想过,做考古学家”,女儿给出了让何佳没想到的答案。他挥舞着手做锤、凿土地状,“就是我们去看希腊神庙时,那些手拿工具,发掘历史古迹的人。”

“那你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考古学家吗?”何佳追问。

“好好学习吧”,女儿耸耸肩,“但总归是要先学好英语,那是你了解世界的*步”。

何佳这才意识到孩子为什么偏科英语。与此同时,女儿还给何佳描绘了自己的蓝图,甚至包括想好了大学要考那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去研究哪一个时期的历史。

惊讶于孩子思考不在乎他人眼光、坚持自我的品质,这场谈话最终以何佳沉默结束,“孩子是独立的个体,能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

“这一代孩子比我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何佳说道,原来自己对于孩子教育太过于焦虑,焦虑到忽略了孩子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自我成长。

和孩子谈话后,何佳决定放手一搏,“没人可以替你自己做选择,哪怕是你的父母”。

“生活本来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没人能保证自己每个选择都做对,但偶尔的失误本来也是成长所会经历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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