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出来后，公司里一些中层已经在考虑换工作。其实在4倍LPR的时候已经走了一波。我们现在最坏的打算，就是注销。”11月上旬，一家网络小贷公司高管夏雨对作者哀叹道。
11月2日，银保监会及央行公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网络小贷新规”），即夏雨口中的新规。新规提高跨省经营的网络小贷资本金门槛至50亿元，并将对外融资限制在净资产1倍，资产证券化方式融资不超过净资产4倍。这不仅按下了全球*IPO蚂蚁集团上市的暂停键，更让现存的近250家网络小贷公司人心惶惶。
“现在大家都还在消化、观望，但大部分小贷公司股东早已经想离场了，预计随后会有大量小贷公司注销。”华东一家小贷公司总经理林峰表示。
网络小贷被业内称为“超生”的资质，在蚂蚁集团宣布IPO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一张并不起眼的放贷资质，竟然是支撑起蚂蚁2万亿估值的基石。
如今，网络小贷回归线下或省内经营亦挑战重重。在此之前，小贷公司的利润空间已经受到极大挤压。今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修订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4倍LPR，即15.4%，较此前24%和36%的利率基准大幅下调。
据行业协会及银保监会数据，传统小贷公司数量已从2015年高峰时期的1.2万家萎缩至2019年末的9000多家，从业人员从超过10万人减少至不足7.5万人。
在走过15年荣光后，小贷行业是否将黯然谢幕？
曾是银行座上宾
在成立9年后，今年1月，沈阳市永旺小贷公司申请自愿清盘。
这是日本永旺集团在中国开设的首家小贷公司。2011年，该家小贷公司成立，正好赶上小贷行业蓬勃发展期。
2005年末，“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在五省区开展试点。2006年，来自孟加拉的尤努斯凭借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乘着这股东风，小贷公司试点开始推向全国，旨在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
原银监会于2008年5月印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成为此后十二年间小贷公司最重要的行业监管文件。2009年，原银监会又发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明确小贷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准入条件和程序等要求，大大激发了资本设立小贷公司的热情。
小贷公司经营最主要的两条原则，一是只贷不存，只能以股东出资或向不超过两家银行业机构融资，防止非法吸收存款；二是属地经营，即小贷公司在本省的县域经营，部分地区此后将这一范围放宽至全市或全省。
作为为数不多具有放贷资质的机构，小贷公司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务打开一扇大门，吸引诸多实力民企及外资参与。
广东海印集团、义乌浪莎袜业、浙江海宁宏达高科、上海大众交通集团等知名企业纷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外资除了日本永旺，如新加坡淡马锡、世界银行旗下机构国际金融公司、法国美兴集团等，也相继在中国内地设立小贷公司。
“那时候能设立小贷公司的，都是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出去和银行谈业务的时候，小贷公司的股东都很有面子，别人会觉得你很有实力。毕竟能拿出数千万甚至上亿资本金的公司并不多。”林峰回忆说。
在互联网借贷远未兴起的年代，未被银行系统满足的居民、小微企业信贷需求庞大，加上政策支持，社会形象好，钱景诱人的小贷公司以每年新增超过1000家的速度在成立，放贷业务流淌着奶与蜜。
“至少在2014年之前，小贷行业经营整体都不错。社会经济欣欣向荣，银行流动性也充裕，居民、小微企业信贷需求高涨。”华南地区小贷行业人士马昕介绍。
“1亿资本金，能从银行融资，再通过一些资产证券化手段，放贷规模能扩大到2-3亿元，利润率能达到20%-30%。”回望小贷行业的高光时刻，林峰不无怀念。当时，不少银行分支行行长出于职业晋升考虑，都跳槽至小贷行业担任高管。
超生的“网络小贷”
这样的好日子，随着更便捷的互联网借贷出现戛然而止。
“从2014年P2P大爆发开始，小贷公司的业务就不好做了。一直到去年P2P被严厉打击，小贷公司的经营才开始有所回暖。”马昕告诉作者。
互联网和电商的发展，为线上借贷奠定基础。2012年开始，国内P2P平台开始大量出现，P2P平台一手吸收用户资金，一手将资金借给客户并收取高额利差。
P2P无设立门槛，而为了将资金放出去，诱导借贷、费率不透明、暴力催收等行为屡见不鲜，裸贷、校园贷、套路贷、现金贷等形式更是如影随形。
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P2P深恶痛绝，他支持有互联网基因的公司开展网络小贷业务。2013年，重庆批设了首家真正意义的网络小贷公司。
在今年8月出版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一书中，黄奇帆回顾了为阿里巴巴批设网络小贷的过程。
2013年，黄奇帆遇到马云，马云提到想成立网上小贷公司，但由于当时浙江省小贷公司在民间贷款中坏账很多，全省正在清理整顿小贷公司，他的网络贷款商牌照批不下来。“我跟他说，互联网贷款公司只要不做P2P业务，而是利用互联网产业链的场景，获取企业信用信息，以自有资本金和规范的融资资金对客户提供小额贷款，重庆市就能批准。”
“（这种）做得好就是真正的普惠金融。”黄奇帆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
网络小贷资质吸引到京东、小米、百度、海尔等明星企业来到重庆，极大地活跃了当地金融氛围，带动税收。全国多地金融办前往重庆学习取经，并向一些大型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其到当地注册互联网小贷。
在重庆的示范效应下，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全国多地开始批设网络小贷。
“之所以说网络小贷牌照是超生的，是因为它的经营在互联网上拓展到全国，突破了原有的属地限制。而全国经营的金融业务应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管理。”接近监管部门的小贷行业人士周冰表示。
监管部门亦注意到其中的风险。2017年2月，原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下称“中贷协”）*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批设全国经营的网络小贷已经超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要慎重对待跨区域经营的网络小贷，防止形成新的监管套利或风险。
在没有监管文件明确禁止的窗口期，不少企业出于业务需求或囤牌照考虑抓紧申请网络小贷，多地出于招商引资考虑也抓紧批设网络小贷，包括新疆乌苏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乌海市、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西藏拉萨市、宁夏银川、山西临汾等地均有网络小贷公司成立。
“哪个地方的政策松，股东就去哪里新设网络小贷公司。”一位小贷行业资深人士介绍。直到2017年11月2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特急文件，要求各级小贷监管部门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贷。
互联网借贷的野蛮、无序发展，大大挤压了传统小贷的生存空间。2015年，小贷公司达到12000多家，再到去年末降至9074家，四年时间，已有超过3000家传统小贷公司黯然退场。
网络牌照将一文不值
监管加急暂停批设网络小贷背后，是其已成为部分现金贷、校园贷平台的“遮羞布”。
引发现金贷整顿风暴的趣店，曾主要依靠两家注册于江西赣州和江西抚州的网络小贷公司展业。但小贷公司的杠杆显然无法满足其庞大的交易，据21世纪经济报道，趣店还拓展了信托融资、助贷等多种外部资金渠道。
一位P2P平台高管曾对作者表示，设立网络小贷主要是为了取得合法的放贷身份，但要通过表外交易等手段绕开网络小贷的杠杆率限制。“就算按照2倍的杠杆率，注册资本金5亿的网络小贷也只能放10亿。对动辄上百亿规模的P2P平台哪儿够啊。”
针对网络小贷的监管办法已酝酿超过三年，直到今年11月2日披露征求意见稿。
而根据网络小贷新规征求意见稿，过去备受追捧的网络小贷牌照将一文不值。“此前成立的网络小贷公司按照新规定重新审批资质，经营许可证每3年申请续展，停业6个月以上的吊销资质，这些都堵住了囤牌照、炒牌照的漏洞。”马昕表示。此前，网络小贷的牌照转让价格在3000万—8000万元。
一家实业集团人士表示，传统小贷业务资质当下显得十分“鸡肋”，其所在的集团在前几年开始注销部分传统小贷公司，转而在多地申请网络小贷资质。“主要是出于分散政策风险的考虑。”
该人士介绍，如果网络小贷新规最终和征求意见稿门槛一致，网络小贷资质的吸引力不复存在。“有10亿、50亿资本金，入股消费金融公司或者城商行不香吗？”
夏雨则告诉作者，公司仅有10%左右的网络贷款业务在注册地。因此，他们仍希望继续申请全国经营的网络小贷牌照，股东有实力也有意愿将注册资本金增资到50亿元。但网贷新规指出，“对极个别小额贷款公司需要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业务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审查批准、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基于“极个别”这一限制，能否拿到全国经营的网络小贷经营许可证，夏雨心里并没有底。
对于市场热议的资产证券化融资不得超过净资产4倍、联合贷款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的要求，夏雨表示，其所在平台并未用足杠杆，因此这些规定影响不大。
“能够做资产证券化的都是蚂蚁、京东等大型平台的网络小贷公司，这个要求会限制住大平台的规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我们了解的情况是，监管部门对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比较担忧，对网络小贷公司带来的个人用户超前消费、过度借贷等问题比较关注。”夏雨称。
“注销就是时间问题”
更多的小贷公司早已萌生退意。
在过去五年间，小贷行业人士持续呼吁，希望能够被承认金融机构定位。尤其是营改增后小贷公司按照金融机构征税，但并不适用相应的税收优惠。现有杠杆率能否适当放宽也一直被提及。亦有一些行业代表，希望能转制为可吸收存款的村镇银行。
“良莠不齐，因此不适宜出台统一的、普适性法则。”周冰对作者表示。不少小贷公司成为传统金融供给的有效补充，但在运行中，亦有大量小贷公司偏离支持三农、小微的初衷，以过桥贷款、跟随银行共同放贷、首付贷等业务为主。“在监管层面，对小贷行业的积极意义只有一点取得共识：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
在互联网借贷野蛮发展时期，分不清P2P与正规小贷公司的普通民众，还往往将小贷公司与高利贷、套路贷混同，小贷公司成为非法放贷组织的“背锅侠”，行业声誉受损。
“我们接到过很多对高利贷、套路贷的投诉电话，核实后都是无资质放贷机构。在监管规范下，小贷公司的利率、催收都已经很规范了。”马昕表示。
在2018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时任中贷协会会长向为国就呼吁，要为正规小贷公司正名。向为国指出，不少非法放贷组织和个人冒名顶替，冠以小贷公司或小额贷款业务从事非法经营业务，让正规小贷公司背上了高利贷、校园贷的黑锅，小贷行业污名化严重。
“小贷公司的员工，无法办理信用卡和房贷。这是银行风控系统里的一条潜规则。”夏雨介绍。他所在的小贷公司在一家股份行分行存入20亿，才为员工争取到按揭贷款。
马昕在申请房贷时也一度被银行拒绝，因为工作单位名称中有“小额贷款”字样。
“利润空间下行，监管更加严格，尤其社会形象和高利贷、套路贷划等号，许多小贷公司的股东已经不想做了。”林峰表示，“有的小贷公司是经营不善，身体死了就注销了。还有很多是心死了，只剩一副躯壳，也没有开展业务，只是留一个业务资质，或者保留主体用于催收。不过心死了，注销也只是时间问题。”
多位行业人士表示，未被银行、消费金融机构覆盖的居民、小微借贷需求缺口客观存在，在小贷公司信贷供给减少后，这部分需求如何被满足成为一个待解的课题。
周冰认为，对于一些线下经营的小贷公司，门店、人员等成本支出是不可压缩的，其经营成本本身就高，一些开展小微、三农业务的小贷公司无法实现商业可持续。而一些开展供应链融资或为小微企业主提供10万-50万信贷的小贷公司，如果能控制好获客、经营成本，或许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各凭本事活着吧。”周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