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双方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就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高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下一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再次说明，发展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的民心所向，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另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官员上周表示，美国和中国的高级代表正为重启谈判进行安排。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紧张对峙之后，中美贸易谈判的态势正向着积极的一面发展。
其实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中国早就表明态度：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上个月发表文章称，若想达成协议，主要就看特朗普怎么做了。
“中方接连发出反击美国的广泛言论，是我30年来未曾见过的。这些举动传递的信息清晰明确：过去5000年来外界对中国发起很多攻击，但我们中国人总是战胜困难最终胜出。
陆克文指出，中国在政策层面算过了，若贸易战全面爆发，每年经济增长率会减少1.4个百分点。为确保增长保持在6%以上，中国已准备好财政、货币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全面措施。今年4月，陆克文在接受艾问独家专访时表示，贸易谈判肯定会达成协议，两个国家都需要这方面的协议。
这场贸易战很快会有个结果吗？本期《艾问顶级人物》，艾问创始人艾诚对话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艾问陆克文：中美一定会达成协议？
在哈佛的查尔斯酒店大堂，陆克文很自然地用中文和我们交流起来。2014年初，陆克文举家离开澳大利亚，之后他和妻子出售了自己在布里斯班的老宅，被聘请为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同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中美关系一直是他研究的课题之一。
精彩对话：
艾诚：不管是通过哈佛肯尼迪的研究，还是在亚洲协会的研究，您都企图搞清楚中美之间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以及我们每个人能务实地做什么，找到答案了吗？
陆克文：我认为两件事是比较重要的。第一是达成贸易协议之后，双边从那一天应该开始利用政治的好气氛，来改善双边关系中其他的领域。第二点，是在经济方面接触，利用金融改革的可能性，来邀请美国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司应该也参与美国的市场，用这些经济方面的桥梁，能够巩固双边关系未来的稳定性。
艾诚：您曾经说过，2018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点，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政策发生了改变，原来的那一套方法行不通了。从您的角度观察，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分歧在哪里？又如何解决呢？
陆克文：第一，贸易方面的关系还是很重要。贸易谈判仍然继续下去，我的预测和判断是什么呢，肯定达成协议。两个国家需要这方面的协议，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有这方面的需要，老美差不多了，总的来讲，我认为协议达成的可能性是比较肯定的。
第二，投资方面的。我发现最近这方面双边的障碍过多了，如果未来要搞好中美关系的话，双边的投资额应该变成规模很大的一方面。
第三，金融方面的合作。最近一年中国政府也执行了不少金融改革政策，也鼓励老外去参与，不仅是股票市场，也包括债务市场。那么其他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包括来自全球的金融公司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这方面的合作我也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这三方面的合作应当形成新的好故事，新的中美关系的好故事。
艾问陆克文：澳大利亚政府喜欢“拍老美马屁”？
2018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华为和中兴为其规划中的5G移动网络供应设备。今年4月，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已在世界贸易组织对澳大利亚提出申诉，控告澳大利亚对中国5G电信技术的限制“明显带有歧视性”。
精彩对话：
艾诚：在您离开政坛之后，我们看到中澳两国的关系还是有一些摩擦的，您会如何解读这种摩擦？
陆克文：我当总理的时候，我们能够协调不同的观点，以及重视我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在气候变化，双边经济关系，投资方面的合作等等。总的来讲，当时我们的双边关系是比较健康。后来澳大利亚的保守党政府，怎么说呢，他们特别喜欢跟老美拍马屁，因此也影响到澳中双边关系的气氛。
陆克文曾在自传中指出，100多年来，华人对澳大利亚经济、文化、社会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受到全澳民众的普遍欢迎，他一直积极支持华人在当地的发展。“不仅现在，昨天，而且在未来，我都会非常积极地支持。”
陆克文说，在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从来没有华人。母亲虽然只是小学毕业，却对世界充满好奇。13岁时，母亲给了他一张报纸，上面报道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母亲对他说，中国的未来很重要，中国将来对澳大利亚来说很重要。一年后，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高夫·惠特拉姆访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高中毕业后，陆克文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陆克文说，他和太太1984年曾因外交工作搬到北京生活。如今他们又生活在纽约，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始终是他所关切的。“这应该是全世界最迫切的双边关系。”
在经历了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后，陆克文坚定地选择离开。现在，他自认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做中美关系的研究，为决策者解读政策，成为一道沟通的桥梁。他说自己是国际公民，不遗余力地呼吁各国重视气候变化，奔走于全球未来战略的稳定性。
他更愿意我们称他为“老陆”、“老干部”，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投身公众事务，为了多数人的福祉去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