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桥老了，最近出现时，两鬓斑白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
他从复旦毕业，曾是中国最年轻的首富，是互联网界战场的“盛斗士”。从首富到奔走异乡，转眼他消失了七年，盛大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商业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对于他，有人怀念，有人唏嘘，有人嗤之以鼻。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以陈天桥为代表的中国首富们，当他们每次登上峰顶，总会有种如海市蜃楼般的强烈错觉：顽固己见，妄自尊大，口出大言，作茧自缚。首富也是人，他们一旦失控，代价可能会很大。
陈天桥的“病”，是中国首富们的通病，一旦失控，无人可救！
陈天桥的围城
陈天桥有着上海男人的典型特点。
比如他勤俭，看不惯别人浪费，有段时间专门在公司“逮捕”那些没关灯的人，还出台规定，
文稿用纸必须两面打印。他也很小资，亲自安排盛大办公楼内的花花草草，仿佛建造一座“伊甸园”。
陈天桥还十分崇拜毛泽东，他一直激励自己，学习毛泽东成为一个好领导。他对下属体贴关爱，盛大文学CEO侯小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陈天桥给他分享在新加坡街头遛弯，为人指路的小事。更有一次侯小强犯愁如何临时英文演讲，陈天桥马上帮忙当起了翻译，不顾严重的咽喉炎，说了一个上午。为了追求民主，削弱盛大家族企业的味道，陈天桥主动让出总裁，请“打工皇帝”唐骏等人在盛大身居要职，自己只把控企业宏观方向，不干预具体事务，*放权。
陈天桥的人情味和开明，让上市前的盛大网络一派生意盎然，自己一跃成为中国积累财富最快的人之一。2004年，31岁的陈天桥成了中国大陆最年轻的的首富。
此时，盛大内部一片欢喜气氛。某次偶然的会议上，一名高管询问陈天桥：“陈总，我们现在每天赚100万，这么多钱到底拿来干嘛？”此时，陈天桥内心突然之间受到一种刺激，他同样问自己：“我到底想干什么？我现在在干什么？”
财富的源源不断，已经超出了陈天桥最初只想做到10亿元的初衷，手头有钱的他决定要干更大的事。
“雨打沙滩万点坑，要先把局做好，打通产业链，然后再慢慢梳理贯通。”受到陈天桥的指示，盛大并购、投资和新业务火力全开，动作迅速。当年盛大有一个新的游戏业务，用户做到10万的时候遇到瓶颈，但只要再坚持几个月，肯定会做大，但陈天桥一看：“原来产品的都应该能做到30万用户了，现在才10万，砍掉砍掉。”
盛大的大跃进式盲目扩张，像只无头苍蝇。为了供应更多的业务，陈天桥不断从盛大游戏抽血，将他在游戏业务方面的“经验”运用在其他事情上，那时候，甚至连酷6网首页内容他都要亲自过问。
野心的放大，也让陈天桥更加独裁，他也变得没有那么“仁厚”，在盛大盒子时期，他这样平息内部争议：如果你们还有争议，或者认为这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就马上离职！在内部，甚至有人说他“气焰嚣张”，陪同领导视察时，“看上去更像领导”。
那时候的陈天桥眼里容不得沙子，逼走与自己想法违背的李善友、吴文辉，打压战略保守的谭群钊和陈大年，以至于盛大离职潮一直不断，不再是当年那个人人向往的“伊甸园”。一心想把盛大私有化的陈天桥，开始不断地为盛大贴上更醒目的家族企业标签。
更奇特的是，从事互联网的陈天桥不混互联网圈，不用微信(他不准员工用不是盛大开发的软件)，没有太多业内朋友。他在内心世界自己建立了一个“围城”，而在那里，懂他的只有自己。
一个陈天桥撑不起盛大网络，如今的陈天桥干脆深居简出，常年寄身国外，淡出公众视线，迷途资本游戏。
黄光裕的赌性
从汕头农村的无名小子，到富甲天下的中国首富，再到锒铛入狱的经济罪犯。黄光裕的经历就像一部香港老电影，充满教父式的传奇色彩。
起于草莽的黄光裕，身藏赌性，善于借势。比如国美初创之时，市场普遍采用“抬高售价，以图厚利”的经营方式，但黄光裕一来就打破常态，率先以包销、招标和定制等形式，四处收整渠道，进而压低代理商价格，大打价格战。从而一时名声大噪。
在商言商，但从小爱看武侠小说的黄光裕，比其他商人多了一种江湖侠义的情怀。在“吞并”昔日对手永乐电器后，他任用永乐董事长陈晓为国美总裁，并让陈晓与自己用一样大小的办公室，开一样豪华的迈巴赫，还经常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
当时正是黄光裕的膨胀期，三届大陆首富“光环”让他大有“纵横捭阖”之势，他将国美的具体工作交给陈晓打理，而自己只把控大方向，腾出精力把目光投射到其他地方。比如豪赌房地产，豪赌资本市场，豪赌人生每一时刻。
但是，不是人生的每一次赌博，黄光裕都能笑到最后。首富“光环”让原本自负的他开始自我膨胀，以至于目中无人，他常常对张志铭(黄光裕妹夫，原国美电器总经理，被认为国美成功的幕后英雄)及其他高管说：“如果不是为了给机会培养你们，让我亲自来操盘，国美比现在会更好。”他甚至在国美内部推行“一言堂”文化，除了大妹黄秀虹偶尔一些撒娇般的反对声音能被他听进去外，大部分高管都不敢公开反对他的决定。
膨胀中的黄光裕越来越偏离正轨，走向极端。2008年11月，黄光裕被拘，背后案情败露，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三罪加身，人们发现，这个操弄股价，影响股民利益的人，与当年那个信奉宗教，坚持“慈善修心非修名”，将李嘉诚奉为精神导师的黄光裕大相径庭。在法庭最终的宣判仪式上，黄光裕表情平静，听到14年的刑期时，他深呼吸了一下。
黄光裕的命运在他靠贿赂买通权力，编织政商寻租网络之时，就已经注定。在那个商业环境污浊，夹缝求生的时代，野蛮生长的力量一定受缚于法律与道德。
记得2010年黄光裕在公开忏悔信上写到：我知道，有不少正在创业的年轻人，曾经把我当成学习的榜样，但是我现在非常惭愧……
荣智健的人性
衔玉而生的荣智健比黄光裕幸福多了，他祖父为清末纺织大王荣德生，父亲更是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但是，作为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在家族力量束缚下，荣智健越来越反感。为了证明“我不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在青年时期，荣智健离开父亲的“庇护”，和当时大多数知青一样，怀着满腔热血，投身大凉山做技术员，抬路轨、背石头，一干就是6年。
吃过苦的荣智健，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前往香港。在香港自由市场的环境下，荣智健感到，来自父亲的控制大减，他的自我意识开始喷发，准备大干一场。利用荣家在香港的一些既有资产，荣智健创办爱卡电子，远销美国。到了美国，他又卖掉爱卡，投资一家美国电脑设计公司。直到1986年他卖掉设计公司，加入香港中信泰富，在频频跳跃中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资本运作的业界老手。
在中信泰富的平台上，荣智健故意“秀实力”给荣毅仁看(中信公司为荣毅仁组建，意在向国际融资)。他提了两个条件：“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利”，得到获许，荣智健马上大张旗鼓准备收购国泰航空，却迅速遭到董事会反对。
荣智健说：“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一定坚持干到底，绝不因故轻易放弃”。
于是，他直接北上去找了父亲荣毅仁，斡旋之下，国务院出资同意收购计划。(荣毅仁后来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那时已有影响力)这样一来，许多事情在荣公子这里变得顺水顺风，比如荣智健以40亿元收购资产70多亿元的恒昌行，据说在某次高尔夫球场荣智健与李嘉诚对杆时，荣有些开玩笑地说：“如果球进洞了，我就买下恒昌行。”于是李嘉诚顺水推舟，给其礼遇。
荣智健踌躇满志，完成了一次次蛇吞象的资产收购，并将投资重心不断转向内地。2002年，他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从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张扬，越来越高调。
就连一向低调的荣毅仁也劝诫儿子，他的行为显然与荣家“兴资助学、好善乐施”的家风相左。但在此时的荣智健心里，当初的自信已然上升到了自我，他听不进别人的建议，凡事任性而为。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以来一帆风顺的荣智健，却在“澳元门”事件中被无情地闪了腰。由于荣智健的过度自信和对澳元前景的过度乐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投资风险更大的累计期权。然而他低估了资本市场的风险，在市场大风大浪的冲击下，次贷危机一夜之间让中信泰富遭遇了全球公司投资外汇衍生品迄今为止*的一宗亏损事件，中信泰富这条大鱼也在巨亏147亿港元后宣告搁浅。
荣智健狠狠摔了一跤，公司陷入巨额亏损，身价缩水，并遭遇问责风暴，四面楚歌让荣智健喘不过气来，他不得不为自己的自负埋单。
与很多企业家对政治上的“贵族”追求不同，荣智健生来就有“红顶”成分，他几十年来都是昂首前进，激荡沉浮，恐怕也从没想过自己会在最高点跌落下来。
2009年4月8日晚，辞职后的荣智健不得不黯然低头，离开香港中信大厦。
宗庆后的独裁
“有的人怕被评上首富，评上就被盯牢，接着可能就坐牢去了。我的钱没偷没抢，是一分一厘赚出来的，我不怕，评上评不上我都心安理得。”2012年，再次身披“首富”光环的宗庆后显得淡定自若，在他看来所谓的“首富”不过只是虚名一个，什么也带不来，什么也带不走。
虽然在新鲜出炉的富豪榜上宗庆后依旧榜上有名，但过去两年，娃哈哈的表现却毫无亮点可寻：不仅多元化屡次失败，就连发家致富的主业也开始下滑。人们不禁感叹，卸下了“首富”光鲜外衣的宗庆后，竟开始步入黯淡。
从创业初期，宗庆后总是保持着亲力亲为的习惯，他亲身体验市场，几乎尝遍了全世界所有的饮料；新产品的上市，他都必须要亲试口感；所有人事调动都需要他签字画押；营销方面的任何决策，任何产品的包装、价格、广告等，都是他一人定夺。即便是设备的引进、生产线的安装、厂房的设计，也要他亲自过问。就连办公室买一把扫把，也需要他签字同意。
据娃哈哈内部人员透露，宗庆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对高管们这样说道：“我之所以花重金请你们这些人来，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你们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但当大家通过激烈地思维碰撞拿出方案之后，宗庆后却一票否决，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定夺。随着类似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高官们也渐渐地麻木，从活跃的“思考者”沦落为听话的“明白人”。
尽管这样的独裁式管理饱受诟病，但首富的光环与成功的经验让宗庆后坚定了自己的管理逻辑，他逐渐将亲力亲为演化为强权管理，开始培养更多的“明白人”。
这直接导致了娃哈哈的多元化前途的晦暗不明。
娃哈哈先后涉足奶粉、零售等产业，但结果皆不理想。与荷兰*乳液合作的“爱迪生”奶粉因为不通电商渠道，主业销售网络无法*嫁接婴幼儿奶粉销售而失败；一期投资17亿元的娃欧商城又因为缺乏专业零售买手经验，对于品牌和货品的判断又十分不专业，这导致其引入的品牌，大多在中国消费人群中缺乏知名度而折戟。
据娃哈哈一位高管介绍，尽管宗庆后在“爱迪生”奶粉和娃欧商城的项目上都重金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内行人主导工作，但他们与宗庆后在理念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在内行人眼中，娃哈哈想要进入一个新行当就应当花大量的资金来铺设新渠道、打开新市场，赚钱是一个长期的事，急不得。但宗庆后则希望能够像做饮料一样简单化处理，不仅要投进去的钱马上收到回报，还要利用娃哈哈在饮料行业已成熟的生态来节约渠道建设的成本。当理念冲突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宗庆后便大笔一挥辞退了这些内行人士，亲手接管多元化项目。
这就是宗庆后主导的多元化变革中，失败案例居多的原因。毕竟，隔行如隔山，寄望凭借饮料行业的强势渠道与经验去打通其他多元化产业的坦途并不合理。虽然宗庆后进行多元化战略发展的思路并没有错。但他扩张过急、过散，在奶粉、零售等行业娃哈哈根本毫无经营经验与优势可言，用娃哈哈以往在饮料行业取得成功的方式贸然入局，失败自然在意料之中。
梁稳根的忠心
大部分湖南人有一个观念：湖南人会读书，会做官，就是不会经商。但梁稳根用实际行动改变着这一说法。
梁稳根的团队都是湖南人，“湖南在中国需要什么人的时候就诞生什么人”，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曾这样说。
的确，湖南在历史中同样走出了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红顶商人，梁稳根也受其影响，他四处宣讲愿意“为党奉献三一”，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心存感激，产业报国”更被要求为三一重工的企业文化。
可是剥去这些表面信息，从商人本身追求来讲，利益永远是*位的。只是在中国的生意场上，自古以来就被染上浓厚的官商文化。
这些对于梁稳根来说，可是深有体会。比如那场著名的“三一恨别长沙，迁址北京”的事件，梁稳根悲情独白，指责中联重工的“恶性竞争”。事件的双方虽然同样是本土企业，但对方国有成分，利用政治关系，在中国市场上“游刃有余”。就拿国家贷款来说，中联比同行能得到更大的金融贷款“便宜”，此策略也迅速帮中联攻占市场，一下拉近与三一的销售比例。
除了正面战场的短兵相接，三一更是指责对方背后的“阴险”，三番五次在三一内部安插“爪牙”，窃听重要资料。还故意诽谤中伤，在对手嘴里，除了贩毒和卖淫，三一做尽了坏事。
甚至还编造“莫须有”骗局，“栽赃”梁稳根家人，“威胁”其子“将置你于死地”。这些让梁稳根忍不可忍，但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平等、秩序、法制，是梁稳根作为民营企业家最渴望的东西，但那时候这些东西，对梁稳根来说又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没有背景的三一重工在湖南受尽欺凌，工人出生的梁稳根靠一直以来的“本分”，在这般环境的“隐忍”中，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终于直到2011年，三一的销售额突破了800亿元，55岁的梁稳根稳坐首富之席，扬眉吐气。
此时的梁稳根，满心以为商业上的地位可以“影射”到政治上，他内心更加渴望政治上的话语权，不断“鼓吹”自己对党的“忠心”，三一重工也俨然一副国企形象。随便查询那时候梁稳根的发言，会发现很多诸如“政治”、“党”、“人大代表”的字眼，“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断往自己“贴金”的梁稳根，终于受到了组织的“青睐”。
可是，他太急于求成，成为首富的第二年，梁稳根被传言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的消息爆炸开来。“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别有用心，”梁稳根这样回复，并且言辞激烈说道，“我是党的人，随时准备为党奉献一切，只要党愿意，三一也可以随时奉献给党。”说这些话的梁稳根心虚了，他害怕“红顶”之梦泡汤，所以杀气腾腾，慌不择路。
本来在他以为，此事板板钉钉，于是默许三一集团的高调宣扬，引发关注后，又怕“引火烧身”，不得不自吞其果，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走。
可想而知，追求18年之久才入党的梁稳根对“权力”的渴望，可在商业领域纵横捭阖的梁稳根，在政治江海却显得相当稚嫩。或许也可以称为他的天真，在首富光环铸造的海市蜃楼中，他还需真正看清自己。
杰克马云的高调
2015年初，身为首富的马云对媒体袒露心声：“首富是别人称你的，你难道真是首富了？你难道能动用这些钱为所欲为，你能睡几张床，吃几顿饭，你真觉得你能解决人家总理、总统解决不了的事情？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本能，但是毫无疑问现在压力挺大，我们讲话，讲对的都应该的，讲错了都成了标题。被争议的都成了大标题，那挺痛苦。”
果不其然，仅仅几天后马云的一番言论便引起了轩然大波。互联网媒体人方兴东与刘伟合著的《阿里巴巴正传》里爆料，马云炮轰京东称：“京东将来会成为悲剧，这是我*天就提醒大家的，不是我比他强，而是方向性的问题，这是没办法的。我在公司一再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碰京东。别到时候自己死了赖上我们。”
同样被喷的还有亚马逊。在书中马云称：“亚马逊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企业，但美国因为没有阿里巴巴，才让亚马逊活下来。如果美国有一个阿里巴巴，亚马逊还能活吗？”
尽管事后马云发微博道歉，称“京东是个悲剧”只是吹牛聊天，并对京东的努力与变革表示祝福，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说出这一番话时，内心那种“老子天下*”的高傲与自负。
实际上马云也承认，自己喜欢聊天，漫无目的，海阔天空，痛快淋漓而只图“嘴爽”。这些年在很多不同场合，说了不少的“疯话”、“胡话”和“愚蠢的吹牛”，轻狂和无知总是一路伴随着自己。
这种“毁人不倦”的性格，跟马云早年当老师的经历有关。在阿里巴巴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马云亦频频现身各种讲坛，大谈企业管理、人生哲学，还讲一些中小企业主以及立志创业的青年喜欢听的“心灵鸡汤”。在很多机场的书店里，马云演讲的影像制品跟刘一秒、陈安之等成功学大师同样大受欢迎。
然而，成为首富后的马云，并不满足于“年轻人励志标杆”的标签。他的追求已经升级为“中国商界教父”，影响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于是，他的湖畔大学应运而生，亲自出任*届校长，高调面向企业家群体招生，首期面试名单中，不乏优米网王利芬、百合网慕岩和俏江南汪小菲等知名企业家。
2015年1月，淘宝杠上了工商总局，工商总局指出了淘宝网的假货问题，马云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淘宝网竟然强势回击，声称工商总局有官员执法不当，并要对此进行投诉。马云也公开回应：“淘宝网许多的货物并非假货，而是网货。”这一说法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评论认为，这无异于强盗逻辑。而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在海外市场也遭到了一些集体起诉。
尽管这一事件很快在工商总局会见了马云后得以平息，但阿里巴巴的股价却因此大跌，一夜之间蒸发了110亿美元，马云身家也因此缩水，个人财富被李河君与王健林超过，失去了首富头衔。
当年那场风波平息后，马云公开坦言：“我以前特别喜欢看香港电视剧，老板什么事都不干，雪茄抽一抽，很气派的样子，我想有一天我也做大了，或许就没有麻烦了。现在明白了，企业越大，麻烦越多，责任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