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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佃农之子到华人首富!揭秘台湾最低调神秘的“聚财之神”蔡万霖的一生传奇!

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穷小子,依靠勇气、勤奋和智慧,通过投身新兴事业而获得商业成功。然而在大富之后,他并未陷入物质享乐或者精神空虚,而是以一种清教徒般克勤克俭和矢志不渝的态度,不断壮大自己的事业,并保持家族和基业长青。

  在历届“华人首富”中,台湾霖园集团创始人蔡万霖恐怕是最为沉默的一位。

  1989年到2002年,蔡万霖一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台湾首富”,1995年则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华人首富”,但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在2004年即将离世之际。

  对于外部世界,蔡万霖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于自己的成就,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得到。作为一个从八岁开始闯荡台北,从社会*层一步一个脚印打入上流社会的商人,他更在乎的不是通过言辞来塑造自身形象,而是通过功业来改变家族命运以及社会面貌。

  佃农之子

  1924年11月10日,蔡万霖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竹南村,为他接生的不是产婆,而是他的父亲蔡福安。这倒不是因为他父亲是一名医生,而是家里实在穷得请不起产婆。

  蔡家所在的村子地少人多,土地贫瘠,除了种田外,没有别的营生。当地还时常遭遇台风,而台风一来颗粒无收。在这种环境下,蔡福安精打细算也难以周全一家人的生活。更艰难的是,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他们还子女多,共育有五男三女,蔡万霖是第三个男孩,而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一张“讨债”的嘴。

  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蔡万霖的个头很矮小,成年后都不足一米六。但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他的大哥蔡万生发育得更不好,还未成年便因心肌炎无钱医治去世了。

  生活将蔡氏夫妇逼到了墙角,但他们并未丧失斗志,就在蔡万霖出生、家境极为艰苦的1924年,夫妇俩决定勒紧裤腰带省钱,供二儿子蔡万春到当地的竹南公学读书。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的希望了。

  蔡万春出生于1916年,比蔡万霖大8岁,非常聪明,读书成绩也很好。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常和弟弟蔡万霖一起陪父亲下地干活,另外去打一些短工,比如帮别人家盖房子。但即便如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到蔡万春16岁时,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念下去了。

  蔡万春

  为了寻找出路,1932年3月的一天,蔡万春发起了一次家庭会议。会上,他表示要带着8岁的弟弟蔡万霖,去投靠家在台北郊区的大姨夫,希望能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

  蔡福安夫妇答应了老二的请求,随后去买了两张火车票,并把全家仅有的2.9元钱交给老二,最后嘱咐道:“以后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上阵兄弟兵

  到了台北之后,蔡万春和蔡万霖先是从最熟悉的营生做起,他们在万华的汀州路一带种菜,然后将菜贩运到闹市区叫卖。当时是日治时期,他们发现日本人买菜时一般不会挑挑拣拣,也不怎么打价,比较有利可图,而且没有多少人敢做,于是他们就专攻这个市场。

  这份营生让他们稳定了下来,蔡万霖也开始上学。不过,蔡万春的理想不是跑到大台北来就当个菜贩子,次年他结束了卖菜生意,转而进入日本著名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做推销员。

  蔡万春在资生堂干了七年,第三年就被晋升为台中分公司经理,是资生堂的*个本省籍主管。

  1939年,蔡万霖的学业读到了一个阶段,15岁的他不想继续念下去了,也想出来赚钱养家。不久,他在大姨夫家附近的一个空心砖厂找到了一份按件计酬的工作。由于工作认真且勤奋,他每次都能拿到最高的薪水。

  看弟弟蔡万霖如此用功,哥哥蔡万春觉得,兄弟俩与其都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于是在1940年辞去了资生堂台中分公司经理之职,回到台北找项目。

  一天,蔡万春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可以用鱼类、水果和蔬菜合成酱油。他凭借童年的经验觉得此事可行,于是一边研制配方,一边筹措豆类原料和寻找买家。当时搞到豆类原料和获得*买家都需要当局认可,这时,蔡万春之前的积累便起到了关键作用,为生意的落地铺平了道路。而这个酱油生意让兄弟俩赚到了*桶金。

  一位台湾媒体人向华商韬略介绍说,在以上过程中,蔡万霖一直担当蔡万春助手兼谋士的角色,逐一落实哥哥交办的各项任务,而且对来往账目记忆得特别清楚。兄弟俩的分工大体可总结为:哥哥蔡万春主外,弟弟蔡万霖主内。

  酱油生意之后,他们又开发了米醋生意,也大获成功。之后,兄弟俩又凭借赚到的大笔资金进军食品、杂货、旅店、矿业、橡胶和日化等多个领域,从中赚了不少钱,到台湾光复前已积累了60万元资产,在台北商界颇有声名。

  进入金融业

  1949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进入新的时代。这时,已在台北颇有影响力的蔡氏兄弟决定更上一层楼,而*步就是打通政界人脉。

  1950年,台湾推动县市“议员选举”,蔡万春积极参与并竞选台北“议员”成功。此后,他便和弟弟蔡万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分别当选过两届台北“市议员”。在这一背景的支持下,兄弟二人开始向更高门槛的生意——金融业进军。

  蔡氏兄弟进入金融业的*炮是入主十信。

  十信全称“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是日本人于1911年成立的一家基层金融机构,在台湾光复后由国民党政府托管。一直以来,十信都显得很不起眼,在全台湾的73家信用合作社中排名第61位。到了1957年,连台湾当局都不愿意再经营十信了,转而寻找承包人。

  蔡氏兄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当时正大量购置土地,急需周转资金,而有了十信就有了融资渠道。不久他们便加入了竞标队伍,并凭借在政界的影响力,顺利拿到了十信的经营权。

  入主十信之后,蔡氏兄弟提出了“一元开户幸福存款”的口号,希望通过降低储蓄门槛,快速做大储蓄规模。而这个口号正好契合了台湾当局的政治愿望,它也希望通过促进民间储蓄来筹集经济发展资金。

  为了表示支持,蒋介石甚至亲自到十信存款,而随后大批高层纷纷效仿。于是,“幸福存款”运动迅速风靡全岛,连中小学生都办了“幸福存折”。这使十信仅用四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全台*大信用合作社。

  受此鼓舞,蔡氏兄弟于1961年在金融行业再度出手。

  当时台湾当局首度向民间开放保险业,释放出八张保险牌照,具体事务则由1966年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的严家淦(gàn)主持,而严家淦则将其中一张牌照给了一个叫林顶立的前国民党特工。

  林顶立知道保险是个好生意,但他没有那么多钱——设立资本需要3000万元新台币。于是他找到台北商界名人张传祥,但很可惜张传祥也没有那么多钱。不过张传祥有找钱的渠道,他曾做过台北市议会“议长”,与蔡氏兄弟是同僚,关系一直不错,他知道蔡氏兄弟有钱,而且为人可靠,于是就带着林顶立去寻求合作。

  三方见面后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成立国泰系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1961年3月16日,国泰产物保险公司成立;8月15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在职权分配上,林顶立担任董事长,蔡万春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蔡万霖则担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这两家保险公司还得到了严家淦的首肯,他派自己的门生、财政部门负责人周宏涛,参加了于9月10日举行的国泰大楼启用剪彩仪式,并且签约成为国泰人寿的*位保户。


严家淦

  “国泰”这个名字是林顶立取的,寓意“国泰民安”。此后,台湾真的富裕了,而蔡氏兄弟则在这一过程中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有了保险平台之后,蔡氏兄弟更加忙碌起来,兄弟俩的分工仍然不变:蔡万春担任董事长,负责战略和对外事宜;蔡万霖担任总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和内部管理。

  在蔡万霖的操盘下,国泰产险和国泰人寿发展得都非常快,而且明显高于同业。其中,国泰产险在成立之后三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9%、32%和38%。国泰人寿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市场占有率则更可用“惊艳”来形容,到1963年(成立两年后)就达到了31.6%,到1967年(成立六年后)更达到了42.8%。在保费规模上,到1971年(成立十年后),国泰人寿的普通寿险有效保单突破了100亿元新台币,市占率则更攀升至50%。

  除了保险行业之外,蔡氏兄弟还进入到房地产、塑胶和海运等行业,于1964年成立了国泰建设公司、国泰塑胶公司和国际海运公司,并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大型企业集团。

  那么,蔡氏兄弟何以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华商韬略总结了以下三点:

  首先,蔡万霖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去抓主要问题,抓一个生意的总纲。他常说,“我掌管这么大的家业,首要的是必须抓住这个‘纲’,不然的话就会出乱子,甚至会搞砸锅。”

  以国泰人寿为例,公司发展初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拉队伍、建班子,之后才可以谈其他。

  华商韬略掌握的资料显示,1963年10月到1966年4月,国泰人寿通过媒体共发布了305次招聘广告,每次录取约300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培训了大约10万名保险代理人,而且招募对象的80%是全职太太、毕业新生、退伍军人、退休教师和公务员等可靠群体。

  有了队伍之后,蔡万霖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干部上。对于外勤部门,他一天跑4个单位,最多时跑5个,亲临一线督导。对于内勤部门,他也采取类似的方式,他的办公室位于国泰大厦的第28层,他会随时搭乘专用电梯到每一个楼层巡视,一是了解那里的业务情况,二是查看基层员工的工作状态。

  蔡万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通过这种对于内外勤全面而细微地了解,他能*时间了解公司的问题以及员工的状态和想法,从而在决策层面做出快速反应。此外,他的工作状态和高强督导还使每一个干部时刻不敢松懈,都加班加点地工作。

  品牌建设方面花样繁多,他指挥属下去闹市区拉横幅,立宣传板,发传单,使用一切手段让民众看到并记住“国泰”品牌。通过这样经年累月的积累,国泰渐渐发展成台湾民众最熟悉的品牌,极大拉动了业绩的增长。

  最后,蔡氏兄弟非常舍得在增强品牌公信力方面下本钱。兄弟俩曾专门去日本考察金融业,发现大的保险公司都拥有自己气派的办公大楼。回到台湾后,他们就决定建设自己的办公大楼,于是于1964年到1968年在高雄、台中、屏东、彰化、新竹和基隆等城市大量买地,共建成了109幢国泰大厦。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蔡氏企业集团在台湾商界已首屈一指,风光无二。

  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场变故,并引发了一场危机,险些将这个大富之家打翻在地。

  分家与危机

  1979年蔡万春突然中风,从此无法工作,这一变故让蔡家人不得不思考家族企业的前途。

  家族已参与到企业运营中的成员,包括老三蔡万霖、老四蔡万才、老二蔡万春的长子蔡辰男及次子蔡辰洲等,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决定分家,并最终达成了“六分天下”的分家方案。

  其中,蔡万霖分得十信、国泰人寿、国泰建设和三井工程等;蔡万才分得国泰产物保险;蔡辰男分得国泰信托和来来饭店等;蔡辰洲则分得国泰塑胶和国际海运等。

  这个分法基本满足了各方诉求,不过由于当时交叉持股严重,叔侄之间常会产生一些摩擦。为了彻底厘清各自的经营权,蔡万霖以整个集团*质的资产——十信为筹码,与两个侄子交换其手中的国泰人寿股份。在蔡万春的力主下,这笔交易最终得以达成并交割,这之后,国泰人寿就归蔡万霖所有,而十信就归蔡辰洲所有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蔡辰洲在得到十信之后,竟干出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祸事。


蔡辰洲

  蔡辰洲个性张扬,抱负远大,而且好大喜功。他一直都有一个抱负,就是能干出一番超越父辈的功业,而十信让他觉得有了实现抱负的工具。

  蔡辰洲的计划是,用十信的资本去大量收购多个领域的亏损企业,然后将这些企业扭亏为盈,从而构建一个超牛的企业集团。这个想法本来没有错,错就错在蔡辰洲太着急了,他在没有成功经验的前提下,就到处疯狂收购高负债企业。而为了快速筹措收购资金,他又让十信以高于银行四倍的利率吸储,结果将十信拖入了债务黑洞。

  此外,蔡辰洲还大张旗鼓地进军政坛,希望借此建立可信赖的公众形象。他先是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于1982年当选为“立法委员”,并在“立法院”内与王金平等组成“十三兄弟”派系,其出镜频率之高甚至引起了蒋经国的反感。

  不过这么高调的宣传,仍不能缓解十信的债务危机,到1985年,十信的负债总额已成天文数字,而蔡辰洲仍不肯收敛,还在大举违法放贷,结果被监管部门盯上。不久监管部门勒令十信停业整顿,而这直接导致储户疯狂挤兑十信,结果很短时间就把十信挤兑破产了。

  十信破产引发了连锁反应,储蓄客户人心惶惶,对各家金融机构都开始不信任,掀起了一波挤兑潮。其中,蔡辰男的的国泰信托被挤兑得最厉害,几天之内就被提走了150亿元新台币。国泰人寿和国泰产险虽然因自身经营良好顶住了压力,但遭受损失的储户却要求这两家公司的所有人——蔡万霖和蔡万才对蔡辰洲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打出了“蔡家债蔡家还”的口号。尽管这个诉求没有道理,但却架不住人多势众,当时这批讨债人有10万之众!

  汹汹群情之下,蔡万霖和蔡万才发表了一篇《情、理、法》的声明,表示他们与蔡辰洲旗下企业没有关系,不承担其债务,不过,他们同时考虑到民众的意愿,决定分别拿出3亿元和2.5亿元新台币稍作补偿。

  对于这一方案,讨债储户表示无法接受,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总额高达近200亿元新台币。这些储户不甘心就这么白白损失,于是又向政府施压,而政府最终让这笔债务落到了蔡辰男头上。据报道,蔡辰男直到70岁才彻底还清了这笔巨债,而惹祸的蔡辰洲也付出了代价——他被台湾法院判处670年监禁,并于入狱两年后的一次保外就医过程中病逝。

  蔡辰男

  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十信弊案”,是台湾近现代史上*次重大金融危机。此后,蔡万霖在行事上变得更加低调,几乎再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也再未踏足过政坛。

  霖园时代

  分家之后,蔡万霖将自己分得的产业组成了“国泰人寿集团”,后来又改组为“霖园集团”。早在霖园集团发展初期,蔡万霖在发展策略上就与侄子蔡辰洲截然相反,显得相当“保守”,十信弊案则更加剧了这种保守。

首先,蔡万霖将国泰人寿的年增长目标从50%调降到30%,同时成立了售后服务部门,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精细化管理,希望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来巩固已有市场。这项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客户忠诚度和品牌美誉度都大幅提升,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业绩的增长。

其次,蔡万霖将国泰人寿的保险资金进行了比较保守的投资,基本上是1/3用来放贷,1/3购买股票,1/3投入房地产。

在房地产投资上,他也表现得比较落伍,主流的房地产商当时都是“囤地—卖地—套现”,走短平快路线,而他却坚持“只租不卖”。没有人能准确知道蔡万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策略后来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回报——台湾房价在此后几十年疯狂上涨。不过,蔡万霖也因此又背上一个黑锅——“炒高台湾房价”。

  再次,蔡万霖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对内及对外放开保险业的过程中,异常坚决地拒绝推出当时风靡全台的高预定利率保单。这一决策使国泰人寿的市场占有率出现了较大下滑,但却因此避免了高预定利率保单所带来的巨额亏损——那些依靠高预定利率保单红极一时的保险公司后来都遭受了惩罚,或者潦草收场,或者易手他人。

  最后,蔡万霖对员工非常好,他的信条是“财散人聚”和“有福同享”。1986年,他拿出价值4亿元新台币的股票,配股给科长级以上高管,次年则又在股市大涨时给服务一年以上的员工配股,发放了价值30亿元新台币的股票。

  通过对以上策略的坚守,霖园集团在蔡家的各分支中发展得*,而且取得了世界性成就。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掌握数据显示:1987年,蔡万霖的个人净资产已经跻身《福布斯》全球十大富豪之列;1989年到2002年,则一直被《财富》评选为“台湾首富”,1995年更被《福布斯》评选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华人首富”,当时的个人净资产高达85亿美元,被台湾媒体封为“聚财之神”。

  培养接班人

  分家之后,蔡万霖做的另一个大动作是培养接班人。

  蔡万霖共有四个儿子,依次是蔡政达、蔡宏图、蔡镇宇和蔡镇球,长子蔡政达身体不太好,所以主体事业——国泰人寿的接班重任就落到了次子蔡宏图身上。

  蔡宏图

  蔡宏图出生于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赴美深造并于1978年获法律博士学位。他原本打算在美国工作几年,并为此考取了华盛顿特区的律师资格证,然而造化弄人,证书刚下来,他的二伯蔡万春就中风了,他的人生规划也就随之改变。

  1980年,蔡宏图应父亲之召回到台湾,后进入国泰人寿。他最初的职位是常务董事,主要工作就是陪在父亲身边观摩,从看财务报表一点一点学起。在几个孩子中,蔡宏图的性格最像蔡万霖——低调勤勉,谨慎持重,而且有恒心,很适合做寿险行业。此外,蔡宏图的形象也非常好,俊朗儒雅,有“太子”之风。

  一番历练之下,蔡宏图快速成长起来,逐步具备了接班能力。他先是在1984年被晋升为副董事长,后又于1990年正式接替父亲出任董事长。同期,他的弟弟蔡镇宇也被晋升为国泰建设董事长。

  不过,蔡万霖在退居二线之后每天仍与几个儿子共进午餐,其间面授机宜。

  蔡宏图在接班后大举拓展国泰系在整个金融领域的版图,进入了财险、银行、证券等领域。2001年12月31日,他又将自己名下企业整合到一起,创立了国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泰金控”)。

  目前,国泰金控已发展成为台湾*的金融集团,除了台湾本土之外,还扩展到越南和中国大陆,而且都发展得不错。其中,中国大陆分支的国泰财产保险公司(简称“国泰产险”)在上个月还报了一个大新闻。

  7月底,国泰金控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国泰产险吸纳蚂蚁金服成为其控股股东。具体交易为,蚂蚁金服出资8.33亿元人民币认购国泰产险51%的股份这笔交易,是蚂蚁金服继与腾讯、平安在2013年10月成立众安保险之后,在保险领域*的动作。而据报道,这笔交易是由蔡宏图的长子、家族第三代、“国泰王子”蔡宗翰策划促成。


蔡宗翰

  以上成就的取得,与蔡万霖几十年来对儿子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尤其是对家风的严格坚守。蔡万霖经常教育儿子们,“教养比门第更重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给儿子们定的规矩之一是不准晚上出门应酬,更不准醉酒,谁晚上出门了,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等,一直等到儿子回来。有一次,一个儿子不但回来晚了,而且喝醉了,结果被蔡万霖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那声响在整个院子都听得清清楚楚。而此事之后,那个儿子痛改前非,严格遵守家规,并将这种持重的家风传承了下去。

  “聚财之神”

  2004年9月27日,国泰金控发布公告称,其创始人蔡万霖因病去世,享年80岁。不过,葬礼并没有立刻举行,而是拖到了三个月后的12月28日。

  葬礼的追思纪念会在孙中山纪念馆举行,馆内2500个座位座无虚席,参加葬礼的宾客包括:陈水扁、吕秀莲、各行政机关负责人及立法机关民意代表;商界的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台北101董事长陈敏熏、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等,其规模之隆重在台湾商界*。

  蔡万霖的遗体最终安葬在位于台北瑞芳的金石园墓园。据报道,这块墓穴是蔡家人请风水师精挑细选的,在整个金石园墓园亦处于上佳位置,能庇佑家族及企业之运数。有人评论说,此足见当年蔡万春中风后那场由分家导致的危机,对蔡家人影响之深,他们宁可如此也不愿再出差错。

  蔡万霖去世后,人们关心的另一个话题是蔡家到底要交多少遗产税。根据《福布斯》测算,蔡万霖在2004年的个人净资产为46亿美元,折合1564亿元新台币,而当时台湾遗产税的税率是50%,也就是说,蔡家要交的遗产税高达782亿元新台币。但后来爆出的消息却是,蔡家需要交的遗产税只有不到5亿元新台币!

  这一消息让整个舆论沸腾了,有人批评蔡家人“不老实”,有人则在研究蔡家人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时一些人忽然指出,蔡万霖早在1998年8月就因轻微心肌梗塞住进了国泰医院,此后再未公开露面,因此怀疑……那段时间传言满天飞,而两岸三地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寿险公司也跑来凑热闹,纷纷向有钱人兜售“蔡万霖如何规划遗产税?”的讲座。

  一代“聚财之神”,最终以这样的形象留在了公众记忆里,真不知这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蔡万霖生前的态度表明,他对外界的成见似乎已最终释然:当年,十信储户批评他“为富不仁”、“忘恩负义”时,他没有申辩;后来,民众批评他“炒高房价”时,他也没有申辩;而此时,面对关于关遗产税的批评,他已无法申辩想来也不想申辩了。他生前的慈善作为和节俭作风,是不会因为这些成见就被抹杀的。

  在慈善方面,蔡万霖于1980年成立了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旨在救助急难,扶老携幼以及照顾残障。此外,他还成立了专门面向文化和体育事业的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建设了大量基础文化设施,另外帮助了大量贫寒子弟。数十年来,他向社会捐赠的财富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亿元新台币。

  在对慈善事业慷慨的同时,蔡万霖对自己却很节俭。他住的楼是自家建的,并不豪华,开的车是一辆台湾本地产汽车,孩子们给他买了一辆奔驰,他却不怎么坐,说太豪华的车会让人忘记勤俭。他平时巡视各分公司时跟员工一起吃工作餐,抽的烟是普通民众都抽的“万寿牌”香烟。他喜欢穿西装,但却不选什么奢华品牌,而且每件都能穿将近十年。

  蔡万霖的人生传奇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精神: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穷小子,依靠勇气、勤奋和智慧,通过投身新兴事业而获得商业成功。然而在大富之后,他并未陷入物质享乐或者精神空虚,而是以一种清教徒般克勤克俭和矢志不渝的态度,不断壮大自己的事业,并保持家族和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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