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在演讲（图）
来源：投资界 撰文：赵娟
“有些人把我这本书过度的解读为悲观的书，我本人没有那么悲观，包括欧洲在内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本收入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保证资本包括获得资本的机会相对平等要怎么做，积累资本远远胜过积累国债和债务。”《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在11月15日号由中信书院主办的“2014中信书院前沿论坛”时演讲时说。
在主题为《对话21世纪：回望与瞻顾》的论坛演讲中，托马斯·皮凯蒂阐述了对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的看法。托马斯·皮凯蒂表示，“我觉得马克思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他解释说“我们有广泛的网络，从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年份获取了大量数据，得出了不同结论，我觉得马克思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皮凯蒂称，他相信不平等性会一直存在下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下降的，而且不会是决定论。”
托马斯·皮凯蒂还指出，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他们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会下降，10%的首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迅速增加，限制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在美国每年增长10%，在中国可能要翻倍。
背景介绍：托马斯·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就是说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21世纪资本论》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和争论，被媒体称为是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
以下是文字实录：
Thomas Piketty：非常感谢，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很抱歉我不会讲中文，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也非常感谢中信出版社可以出版我中文版的书籍，让中国的公众可以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很漂亮，中信出版社的书籍质量是非常高的，有人告诉我，中文版翻译的非常好，装帧也精美，我十分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成功，大家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争论。我非常感谢这一切的发展，尤其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此次的邀请。
这本书是非常有可读性的，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本书中记述了有关西方收入的历史，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种平等性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长时间内，这种争论是缺乏数据支持的。19世纪期间，有很多书籍，包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21世纪资本论》有大量的信息和数据支持。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不断收集历史数据，包括英联邦国家、美国和英国，50年代美国的经济最开始收集这些数据是关于国民收入的情况，美国是最早计算GDP的国家，之后经济学家经常采取所得税数据，以便计算国民收入进入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占的比例，在这样的结论当中不断地出现50年代、60年代层出不穷的理论，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不平等性逐渐下降或者上升的情况，这本书比以前的数据多得多，我们有广泛的网络，从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年份获取了大量数据，得出了不同结论，我觉得马克思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他相信不平等性会一直存在下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下降的，而且不会是决定论。
平等性要求我们选择一种制度或者依赖于教育等等，依赖于公共基础设施和税收制度，有很多的机制是可以在平等性问题上产生作用的，给我们的平等性带来不同的动态发展，这本书当中包含了四章，在第四章我试图对于未来做出一些结论和预判，我尽量做出合理的结论，当然我不要求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和结论，不管你相信关于税收应该怎样做，因为人们往往对于征税会有非常强烈的观点，前三部分的历史描述和数据对你是有用的，因为你可以在形成自己观点的时候有更多的数据和信息支持。这本书讨论到了全球层面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包含了很多富有和新兴的国家，从18世纪开始有超过20个国家的数据，其中还有更多的国家，我使用的历史数据在过去十五年当中有非常大的科学家群体收集的。
这本书所使用的是世界收入数据库，所有国家都包含在这个数据库当中，红色包括印度、中国和拉美、非洲等等，蓝色是正在加入的数据。韩国不是红色国家，现在还没有进入数据库当中。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它出版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主动向我们提供各种数据，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展，让巴西和墨西哥都加入进来，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试图从大数据的角度，从21世纪来看待资本，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得出结论，然后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解读历史，我并不是说我的结论和我的解释是唯一正确或者唯一可能的方式。
举一些例子，看美国的数据库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启示，这是我们从美国国民收入最高的群体当中得到的数据，从18世纪到21世纪，究竟这些数据有怎样的意义，希望利用很多不同国家历史的收入数据，主要的数据来源就是所得税，税收并不仅仅是税收，还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需要了解我们的统计和社会各个类别的数据，如果你不了解所得税的话你对于收入是一无所知的，1913年美国出现了所得税，法国是1916年出现的，英国是1908年出现的，德国和日本大概1918、1919年出现。对于财富可以追溯到更远，比如18、19世纪，财富登记制度很早就存在了，比所得税制出现得早得多，对于财富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登记远远早于税收，有很多的房地产登记非常早，那时候就已经有房产税了，交一点房地税就可以拥有这个财产，这要比收入所得税早得多。
关于收入所得税，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数据，这是10%首富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的曲线，也是收入不平等性的反映，20世纪中叶下降了很多，从50%降低到30%左右，在总的收入不平等性方面有迅速的下降，50年代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显而易见，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50-70年代有一个非常平缓的阶段，前10%所占的比例非常稳定，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可以从社会的增长当中受益，最近几十年，从1980年开始不平等性迅速增加，有很多关于商业周期、市场繁荣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2010年和2000年左右两次股灾也导致不平等性的下降，恢复之后这种不平等性迅速的提升。
通过网站可以看到美国的数据，2012和2013年基本回到了2007年之前的不平等性，大概50、51%，这种趋势似乎在继续，金融危机是这样的，它不会影响到收入不平等的趋势，而不平等本身会影响到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高点，一个是1928年，一个是2007年，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张图没有多大用，对于财务、金融的平等性或者是脆弱性没有太大用处，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他们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会下降，10%的首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迅速增加，限制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在美国每年增长10%，在中国可能要翻倍。其他的人口也需要有所增长，美国1980-2010年之间GDP平均增长1.5%，这对于其他人口不是一件好事情，富有的人增长了那么多，有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的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有些人出了问题总指责是别人的责任，美国人和欧洲人互相指责，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贸易问题，是日本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导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其实是国内的不平衡更严重，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国内的不平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
究竟这个来自于哪里，怎么样解释这种非常大的不平等的增加，在书当中我们谈到要比较收益率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性跟R和G没有关系，更多的和在美国获得教育机会不平等有关系，R对于人口来讲影响到增长率或者不平等性并不是很大，美国人口最低的R比例一点都没有增加，它是停滞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改进，这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导致收入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大，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不能展示所有的国家，欧洲和日本也是上升的，但没有美国上升的那么剧烈，美国获得教育的公平性并不是那么好。书当中也谈到了教育的获得性，这是最有用的方式降低不平等性，各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一些国家能追赶上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我们要在国家内部降低不平等性，就要有非常强大的包容性的教育机制使得大家能有机会获得正确的技能。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们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并不仅仅来自于美国、欧洲，从中国的经验也学到了，当然这远远超过教育和平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平等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失控时期高管的收入远远不成比例，很多高管可以自己筹票，和他们的表现毫无关联，这里还有各种企业治理的问题。
还有一个因素跟财富有关，我们这本书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美国一部分地区的趋势，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分配的趋势，看一个欧洲的图，资本收入比本身不是什么不平等的指标，只是本国拥有多少资本，是每年GDP或者总输出的几倍，我的定义是任何一个家庭可能拥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经济资产和各种资产减去所有的债务，这些国家的历史不同，有时候不妨进行一下对比研究，衡量这些国家资产的总和。一战之前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居高不下，一战之后下跌了，一部分是大量的资产被摧毁，投资非常有限，大部分的个人储蓄是用来进行一战的，战后还发生了很严重的膨胀现象，剩下的私人财富没有多少，一战之后通过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外汇掌控政策以及租金管制政策等等，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个值得中国考虑，战后这段时间的资本收入比慢慢上升，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是一个坏事。
有些人把我这本书过度的解读为悲观的书，我本人没有那么悲观，包括欧洲在内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本收入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保证资本包括获得资本的机会相对平等要怎么做，积累资本远远胜过积累国债和债务，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欧洲的好消息，私人财富或者私人资本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公债的增长率，欧洲国家变得越来越有财富，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债台高筑，这一点很重要，法国有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银行或者卡塔尔的酋长拥有一切的东西，以前觉得全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拥有整个世界，现在他们怕欠债，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富裕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私有财富的，富裕的国家比他们想象中要富裕很多，帝国主义的财富问题在欧洲尤其严重。
世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就意味着资本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资本是一件好事，财富收入比看起来正在回到很高的水准，特别是意大利和日本等增长比较慢的国家，与美国不同，特别是欧洲部分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增长已经是负的，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很重要，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也缓慢，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变成更加重要的因素。财富的集中度，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严重的问题，首先比较一下中国和其他我分析过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讲我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多的历史经济数据，希望可以多分析中国以往的经济表现，说起有可比性的东西我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最富裕阶层收入占的比例以及不平等的上升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前进没有那么快，相对于其他国家是这样，中国更大的问题是所得税数据很难获得，所以我们只能拿家庭的经济状况调查，就是他们自我提供的信息拿来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不仅仅中国有这个问题，其他国家的调查也有同样的问题，可以用美国、欧洲、日本的所得税数据调整自我汇报的数据。
据我所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所得税，但不公布所得税数据的国家之一，我们不知道每一个收入阶层当中所得税的总收入每年的变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100-200万美元之间总财富的人每年的变动怎么样，200-300万之间、300-500万之间或者财富阶层的所得税变动，如果可以分析的话非常好，中国正在大力打击腐败，这可能是更系统的做法，如果公布地方所得税的数据，再细分每一个收入阶段，也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得税制度并没有运作的像你希望的那么好，上面所得税阶段的总人数也没有你希望的那么多。目前阶段我们无法把中国所得税相关的数据拿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CIR是资本收入比快速的上升，资本包括房产、经济、金融资产、个人和家庭的资产我在欧洲分析过，中国最近的财富或者资本收入比近几年可能有所上升，主要是房价上升，但中国有比较大的区别是公共资本在国民总财富占的比率大约是30-40%之间，而且中国正准备要颁布一些公共资产的报表，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是中国有国有企业，比如说中信集团归政府拥有，以前政府拥有100%，最近政府拥有78%的股权，是缓慢的思维化的过程，国家拥有的资产占的比例比较高，30-40%，而在欧洲、美国或者日本更低，是0-10%，有些国家是负的，公债超过公共的资产，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不只一个，中国的做法是公共资产占的比例更高，同时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是20%，其他富裕国家有30-40%，丹麦和瑞典等国家甚至更高，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介乎二者之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收入才能管理好教育和养老金等问题，然而西方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产，如果公债超过公共资产的话这种现状并不是很理想。
说起财富的不平等问题，我们很难把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性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家庭经济调查初步的数据给我一种印象。中国最近十五年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上升，与欧盟和瑞典差不多的水准，最近上升到接近美国的水准，但这个印象不能拿数据来肯定，比起其它国家，中国更需要透明度，如果能对遗产和财富进行累进式的税收制度，就可以让所有的群体从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
关于私有资本对国民收入比的问题，我这里分析的是1970-2010年的阶段，实际上这只是财富回升过程的一小部分，分析这些问题往往离不开对更长历史的分析。有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最富裕的八个国家，中国这一系列的数据还不完整，到最后的阶段可以看到私人财富对国民收入的比率有所上升，而且很接近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有5倍左右，中国也是接近5倍左右的水准。所有地方的比率都上升了，最开始，私人财富占经济总量的2-3倍，走到最后是4-7倍之间，私有资本对国民总输出的比例，发生这种变化，有的是很自然的现象，特别是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比如在中国，房价的上升是很快速的。日本1985-1990年的房产价格上升的很快，所以日本的财富收入比上升很快，90年代以来就重新下降了。比如西班牙超过这些比例，因为他们的房产部门上升的更加快了。
另外一个现象背后的因素是公共资本的一部分转移到私人的手中去了，公共资本是各种资产减去公债，比如意大利是富的，公共资本是富的，也就是说公债是超过公共资产的。比如说意大利所有的学校、医院、金融资产全部卖出去，还是无法偿还整个国债，这就是意大利目前的情况。当然我一并不建议这些地方把所有公共楼房私有化，孩子上学的地方都需要付房租，我不建议他们这样做，但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每年公债的利息很大，而且公债超过公共资产的规模，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共楼房私人业主支付房租了，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对本国境内要付的利息超过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投资的，比如前者是6%，高等教育的开支不到1%，这是很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因为公共资本占的比例更高，国民总资本的30-40%，然而在意大利是0，甚至是负的比率。我们需要牢记各国之间的区别，我不是说中国绝对不应该进行私有化，只是想警告一声，如果公共资本占的比率接近0就很危险了，意大利已经是负的了，其他国家也是接近0的，比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
因为公共资产很接近公债的总量，一般公共资产被看作是GDP的100%左右，公债是GDP总量的80%左右，虽然是正的不是负的，但区别不是很大。如今私人财富的规模是巨大的，是欧洲一百多年来最高的，但公共资产非常有限，在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公共资本在下降，私人资本在上升，这是因为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超过公债的减少范围。
意大利是公共资本最低的，私人资本最高的，他们很可能就是为了偿还公债，所以对一部分的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直接卖到意大利私人居民的手中。70年代开始公共资本是100%左右，然而私人资本是300-400%，所以政府拥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产，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水准，这又能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中国、美国、欧洲的组织方式包括历史上的表现，从1970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研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好这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些趋势，而且解决办法不止一个，资产分配模式远远超过一个。
下面再介绍一下财富的不平等，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和财富，但现在很多人无法获得房地产和物产，在中国只有劳动力的收入，有人从家庭财产中获利，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买一套公寓很不容易，必须有很高的劳动力收入，问题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必须是一个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富人，当然你不想最富的人占的比例太大，希望中产阶级在整个国家的房屋地产和物产中的比例比较大。这些是世界最顶尖的，从1987-2013年的亿万富翁，最富的是亿万分之一，比平均财富增长率大了3-4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倍，这种情况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有很多的移动性，最高明的精英阶层并不永远是那些人，看看最顶尖的人平均财富是多少，福布斯亿万富翁，日本的亿万富翁很有名，现在有墨西哥、中国、美国的，这是好的，因为有流动性，最顶尖的人财富增长率超过了平均的30倍，有的人往上走，有的人往下走，整个财富分布最高层的人应该和下面财富增长的速度一样才好，当然有上面的人，还有中间的人，不可能完全平等，不同群体的增长率可比的才行，这种情况不会永久的持续下去，在未来的五六十年这些人的比例在国民财富当中的上升速度，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情况会有很多种，我们不是真正知道到底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看杂志了解财富。这恐怕有点令人悲哀了，最好是可以看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政府发布的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才好，但我们找不到这些信息，只能从杂志上看，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国际信息的传播，或者是跨境的传播，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东西，有信息的公开交流。
现在最富的人增长速度更快，有一种解释是随着金融的放松管制，有时候想获得更多的回报，有很多不同的资产组合，比如说银行准备移动几百万，几千万，关于回报率相对经济增长率，大家并不是获得同样的资本回报率，去中国银行(3.09, -0.01, -0.32%)有一点存款，不可能有很大的财富增长。这是美国有名大学的基金增长情况，大学基金非常透明，有很好的数据，不断地发布金融财务的报表，当然从福布斯那里得不到这个情况，这些大学的基金赚了多少钱，他们做的相当不错，中国政府买了不少美国国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并不这么做，他们的资产投资有很多金融的衍生物，比如私募基金等等，过去几十年一直这么做，小的大学每年财富增长率是6%，最有名的大学增长是10%，可以容易获得更加复杂的产品，因为组合规模越大，哈佛大学每年是0.3%的行政管理费，现在三四百亿，每年拿出1亿付金融顾问或者理财顾问，有1亿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在中国财富很大，上亿上千万就可以雇很好的金融顾问，这也是原因之一，越是名牌大学回报率越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回报方面差别如此大。
有时候在美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看法，亿万富翁慷慨激昂，把他们的钱捐给教育或者卫生，我们恐怕不应该给他们增税，等着他们捐钱就行了。这恐怕有点夸张，看看哈佛大学每年发布的信息，捐赠每年不到基金的0.5%，根据他们10.2%年的回报率来说，0.5%太少了，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哈佛也做的不错，对有的人来说它的捐款非常有用，但比起10%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1990年有人有20亿美元的资产，现在有几百亿，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拿出我们的证据和观点来很重要。
最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更透明的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调整政策，包括累进税，抵消不平等性，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如何分布财富，通货膨胀对于重新分配财富很有用，通货膨胀有的人从中受益，有的人从中亏本，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比如通货膨胀应该如何保护穷人，保护中产阶级，有时候你还可以更好的通过司法的系统来调整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寡头政治家控制金融，如果你做的不好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但这种战略并不是效率很高的，中国恐怕不想走俄罗斯的道路，在伦敦、巴黎到处买房子，俄罗斯的寡头靠着从俄国收红利来生存，这是恶梦，中国不想这么做，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发生，但它们仍然可能发生，因此要有更强的财务金融的透明度，建立起关于资产财富收入透明的税收制度，当然有时候很难预测。
看看历史上西方税收的情况，永远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地方，并不是很平静的历史，最高的所得税在美国，还有英国、德国、法国，一百年以前大家说我们永远不会有累进税，很多人也怀疑个人所得税会不会发展起来，很快它们长到很高，特别是美国最高的所得税达到了80%多，1980年左右，当然这个只是涉及每年超过几百万很少的人，如果100万80%的税会怎么样，并不会打败或者消灭美国的资本主义。继承税的情况，中国未来也会考虑，在美国和英国最高的人很长时间没有发生变化，一部分原因是在法国和德国资本受到了破坏，由于战争，起了很大重新分配的作用，德国和法国由于战争的影响，而美国和英国就受到较小的资本破坏。我并不能说40%左右的遗产税就是正确的中国应该采取的数字和水平，中国开始的时候遗产税更低，5%或者10%，慢慢的变化，获得更多的信息，我想说的是所有发达国家在税收方面过去比例很高，但并没有打败和破坏跟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应该用更加平衡的做法，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放在你的劳动收入方面，要很好的管理，如果劳动收入100万的话税会很高，通过你的父母继承100万付的税就要少得多，中国现在是0，还没有遗产设，恐怕要考虑较少的收所得税，这也是一个让大家变得更加富足的办法，遗产税和所得税之间做更好的平衡，更适当的提升遗产税。每年财产税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更好的知识产权，通过每年最低的税，根据财产和物产的价值，通过法制原则建立起经济，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发展起来。
有的时候财产税很高，在美国、英国有很高的财产税，税收收入很高，中国可以比这些国家做的更好，因为中国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而干的更好，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用中国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同样可以学到其他西方国家的经验，不想成为俄罗斯一样的国家，而是想建立很好的财产税体系，肯定要比西方做的更好，我们也面临西方国家的限制因素，目前财产税在美国、法国、英国是二百年以前创立的，基本是按照房地产税和土地税，那时候的财产就是这些，很少有金融资产和金融债务，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出现了这个情况，金融资产财务比房地产的价值高得多，他们有时候财产税定的很高，有时候金融财产达到几百万、上千万，很重要的是对净财富收税，包括财务金融的资产和债务，让它累进式的从0税率逐渐征取，有时候征了税之后财富就比较少，收入少的时候就不用付税，如果中国未来很好的考虑引入累进税，很重要的是累进过程，而不是采用19世纪旧的税收制度，当然从西方可以学到的东西中国可以做的更好，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管理和运作你们资本主义的做法。
每个国家都有民主主义，不光在中国，在法国和美国也有，并且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是独特的，他们会觉得，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学东西，这是错误的。其实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其他国家历史中学到东西，我这本书就是想做出这样的贡献，我向大家提出了很多技术的统计数字和资料，同样也包括很多历史上的参考资料，讲了很多活跃的故事，包括人们的生活，巴尔扎克和其他的人物产生的影响，我们谈的就是人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感谢大家耐心听我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