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本市场杂志社主办的“资本市场圆桌对话”2011冬季主题会，于2011年11月12日在资本市场杂志社经纬堂举办，本次圆桌对话主题为“上市公司危机中如何重拾投资者信任”。上图为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博士刘丽娜。
以下为现场实录：
刘丽娜：我今天其实很高兴与各位专家进行探讨，因为我个人在银监会看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我们这个主题可能有一些间接的联系，所以我也在思考来之前怎么样想这个事情。
危机应对，在我过去三年，从2008年开始是我们工作的主线，但从银行监管者的角度，应对危机更多是刚才赵主任讲的，在系统性风险的防控，长效措施的建立，如果来了一些紧急的系统性重要事件的话，监管者要做一些处理。
上市公司更多的角度是从微观的角度，因为他面对的是广大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所以我想监管者和上市公司在危机处理方面是有不同的职责分工的，刚才我听赵主任的发言非常有感触，所以，我今天也是想从监管者的角度，也就是偏宏观的角度来讲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一点理解。我会讲比较多的是上市商业银行的事儿，在座还有很多行业上市公司老总，我想大家可以是互为借鉴的关系。
上市的商业银行，萨总这几位商业银行都在，上市商业银行有共性也有它的特点，共性我觉得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别的上市公司需要接受的监管和要做的一些信息披露和规范，商业银行都要遵守，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来做投资者的信任维护。
个性来讲，商业银行也有特殊性，第一它有很强的外部性，因为涉及到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在每个国家都有对银行的监管者，对法律维护监管，银监会就是通过监管银行业的信息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对商业银行比较特殊的是，他对宏观调控的敏感度特别强，因为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抓手，几个杠杆汇率、利率还处于市场化的进程过程中，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做一些信贷管理的调控和管理的调控，这些可能都会有变化，可能一变化，银行当年的经营业绩和估值马上就会相应地变化，所以他受到的影响会很大。
第三个特点是投资者的特征，现在我们是16家商业银行在A股上市，其中有8家在A+H市场上市，最近有一个数字，在亚洲整个银行业上市公司里，有50%左右的净资产其实是中国的上市公司，我们可能还和其它印度、印尼这些国家的银行业上市公司一起在香港上市或新加坡上市，但50%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这些投资者包括国内的散户和国际的，比如国际的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投资中国银行等一些主要投资者。对境外投资者来讲他资产选择会很多，可以买中国的股票，可以买印尼的股票，甚至可以买欧美的股票，这时候中国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可能和其它国家的银行有互为替代的关系，或者竞争的关系。
有这些特点以后，我觉得我们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维护有一些特点：
第一，它的专业性还是非常强的，银行本身的管理和标准就是非常专业的东西，我们上市公司银行除了要披露收入、成本、利润其它公司都要披露的信息以外还有大量的资本充足率、拨备、流动性不良等监管指标。这些监管指标我们在过去从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后，逐渐向Basel的国际监管标准靠拢，1988年的巴塞尔I，2004年巴塞尔新协议，以及危机之后我们叫巴III，国际监管标准也在变化。我们的上市银行如果要取得国际货投资者的信任，要取得正确信息之外还要披露一个透明的国际监管体系，这也是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东西。
第二，它很具有中国特色。现在银行商业模式里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净息差，所以国家的信贷增长和流动性管理有了调整之后，我们银行的估值会受到影响。同时像地方政府、国企他们的信贷需求有变化的时候，我们银行业会受到影响。像这样的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即使你跟中国的投资者解释的时候，我想也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是高度管制和政府干预色彩在里面。如果再把这些事情拿到国际市场上跟欧美投资者解释的时候难度就更大，因为本身大家的经济调控体系和体制上都有一些差异在里面。做投资者关系管理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要公正、无难度地跟投资者讲清楚也是有很大的挑战。
第三，监管者银监会有时候也会参与到与银行业投资者的沟通里来，因为一方面投资者希望跟上市的商业银行做沟通，同时他有大量的需求找监管部门的人来了解现在整个系统性风险的情况，监管指标的情况。作为银监会来讲它也有职责，因为它需要维护公众（还不只是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所以银监会也有义务做公共关系的维护。
我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银监会涉及到的工作框架，我认为这个工作框架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可以进行探讨。
监管应对投资者信任的冲击有三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微观不用说了，相应机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带来的投资者的质疑。中观层面有时候银行会有上市环境、监管标准、行业政策都会有影响。今年来讲，投资者很多质疑在投资平台、银行的风险贷款的影响，对银行的补充资本金，再融资的影响，未来更长远，也会有一些质疑。宏观最特殊的是，最近几年里，由于宏观经济金融的波动，也会对整个体系产生影响，典型的就是雷曼以后三家机构的倒闭引起的流动性风险和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现在欧债因为希腊的三家机构，也会影响到整个系统风险，事实证明像这种系统风险对整个投资者的信心和引起恐慌产生的杀伤力其实是最大的，所以对于监管机构来讲它的着眼点我想是在中观和宏观是监管机构最关心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应对来讲，银监会现有的是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个方面的框架。说白了，和投资者的信任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思路是未雨绸缪，一方面要加强日常的信息披露的审核以及规范，在经营上希望银行做到以增补欠，好的时候和差的年份有以增补欠的逆周期。第二是系统风险防范，对系统风险通过大的机构营造金融体系造成的金融环境赢得投资者的信任。监管部门应该关注的是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审慎经营框架的长期或根本性问题，但是对于短期或个体性的冲击，我想监管部门是不宜也不可能做过多的频繁地干预，而且这个干预的效果可能也不会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微观审慎还是通过建立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内控做指导性的规范，我们日常还会有大量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对银行各方的风险业务进行检查。加强信息披露，希望利用市场的力量对银行做出评估和奖惩。
这些内容在巴塞尔新协议里已经是非常制度化的，在全银行业里是制度化体系，我们叫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在银监会我们退到本土，按刘主席讲就是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管，管到能控制到这个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一些东西。银监会在危机以后推进的第二个部分是宏观审慎的监管。这个思路主要是两大块，一是做逆周期的监管，另外一块是做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第一，逆周期的监管是针对市场失灵，在经济上周期和下周期的时候对经济体系和银行体系做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对上行周期里对留存资本、拨备、贷款成数可以调整的东西延一些，做一些储备，下行期之后就把它逐步释放，这样防止商业化的公司因为追求短期利润引起的业绩大起大落，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一个保护的机制。
第二，是系统性重要性机构，这在巴塞尔III里是重要的东西，因为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的倒闭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特别大，所以我们对工农中建较以差异化的监管，以更严格的监管制度，这对投资者可能也是一个保护措施。
第三，是监管信息的沟通机制，这也非常新。我们也是在最近几年在探索，监管机构能怎么样和市场进行有效沟通，而不是媒体做任意化、很随意地解读。我们在探索每个季度在银监会有一个形势通报会，对银行是一个内部通报会，也对商业银行做一些风险的提示，这只是一个提示或者说预提示的作用。同时现在每年有年报、网站这些信息的沟通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最近也在参与一些和国内外媒体金融市场参与者信息沟通的渠道，做一些新的沟通。今年开始，国内外对国内长期增长，经济转型有一些质疑以后，国外不管是做唱空中国还是什么，我们通过和媒体的沟通希望它尽量消除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偏见，非市场的因素少一点，既不要把中国神化，也不要“妖魔化”中国，在更为坦诚沟通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公正的沟通。
银行会也希望参与到巴塞尔和金融稳定理事会这些国际监管标准制订中去，中国的银行和欧美银行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但我们还是要逐步参与到国际监管标准的制订，这样也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有一个公正的认识，这样也能够增进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了解。这是我们简单能够做的为银行业稳定和投资者信心有关的事情，但我们商业银行走向资本市场，包括走向国际资本市场都是很年轻的一段时间，也就近六七年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在探索和完善过程中，可以提升的空间我想还是很大的。一会儿我也想听听商业银行做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萨总的意见，他们是走在前沿的，对国内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