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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耀:与引导基金合作需首先了解政府取向

由清科集团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在上海召开,成都高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光耀在论坛上对投资机构与政府基金的合作提了三点建议,包括:了解政府的取向、投资阶段偏向中前期、提高与政府的关联度。

  投资界12月8日消息,由清科集团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在上海召开,成都高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光耀在论坛上对投资机构与政府基金的合作提了三点建议,包括:了解政府的取向、投资阶段偏向中前期、提高与政府的关联度。

  以下为其演讲实录:

  黄光耀:我应该是真正来自西部的,这几年的发展,应该说十年的发展,西部在风险投资领域相对来说比沿海和中部地区起步肯定是晚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起步晚一点也许对于我们在座的投资者来说更是机遇,因为在以前西部的产业里,在一些企业家的意识里,大家对于这种风险投资没有意识,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成都高新区和一家企业沟通的时候他们说我每年赚几百万,上千万,我就拿来继续做再投资,然后通过这种原始的积累慢慢地做起来,说这话的人,当时实际上完全没有利用资本市场的概念,但是这两年不一样,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在创业板第一批就已经上市了,当时跟他们交流很多次以后慢慢有这种意识了,我可以借助一些资本市场的力量,可以用一些金融的工具加快发展,而这些事发生的时间大概在06年,当时可以通过一种银行负债,银行贷款来做大你的规模,然后慢慢走向资本市场,企业大概成立已经有十年左右了,对于他来说金融工具的几年不是很陌生的,但是现在这家企业实际上在去年创业板第一批已经上市了,这是成都高新区的企业,在西部起步,很多企业家的意识相对还要滞后一点,但是换句话说在给我们做投资的人提供很多的机会,沿海其实早一些,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沿海的很多项目会发生很多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给大家建议去西部看一看,也许可以找到理想的东西,会有意外的一些收获。

  黄光耀:我发现今天台上的5位构成了中国创投的生态版图,陈老师是代表最早把创投导入中国的老师级人物,在座几位在台下交流好几位都说听过陈老师的课,陈老师确实是带我们入行的,主要就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绝大部分都是外资创投的领域,刚才说这几位来自中西部,他们的背景都是国有,我来自浙江杭州,浙江大家都知道是以民营资本为主,炒房,炒煤,甚至炒大蒜,民间资本非常丰富,逐利性也非常敏锐,所以就诞生了我们这样的本土创投,目前大量活跃的都是民间资本、民营资本的创投公司,大大小小的创投公司不下几百家,但是如果有相对比较成熟的团队可能就要少得多,可能有几十家,主要都是这些民营企业,这几年创投行业的发展,浙江也在成为二线城市,杭州定位非常有趣,自己定位为“上海的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里也长出了一朵奇葩,浙江的现象也是比较有亮点的,首先融资非常容易,有几个成功案例之后,我们的基金募集规模不希望太大,民营资本有比较好的资金周转率,不希望规模过大,投资时间不希望太长,但是真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到位,所以浙江的民营资本正在寻找出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往创投方向引导,往股权投资方向引导,这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就像脱缰的野马,从方向上来说应该是最正确的方向之一,起码炒楼、炒煤、炒股、炒大蒜好得多,有利于国计民生,因为说到创投行业最重要还是投向实业,不管是高科技还是传统产业都是实业,投向企业实体,至于在中西部方面刚才黄总讲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教训,我们那个时候刚刚成立,经验不够,接触过这家企业,结果没投,当时觉得有一些科技含量,规模比较小,原来也是科研院所背景,我们怀疑拓展能力能不能走得很快,其实对于中西部的政策性倾斜,对于上市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的企业得到了格外的关照,这也是很快上市在创业板第一批登陆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现在非常关注中西部企业,最近频繁的派出团队去新疆和西藏在那里发掘一些,那边有不少资源类的,农业类的项目,我们接触了一些民族特色的企业,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消灭不稳定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所以在上市政策这方面,可能就是降分录取,西藏的企业可能是降分录取的地区,所以那边会有很多机会,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是这样,现在在四川、云南、山西这些地方都有不错的企业,谢谢大家。

  黄光耀: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在成都负责牵头发起设立中西部最大的引导基金,15个亿的人民币,目前这支基金已经和德同、深创投都建立了子基金,应该说两年多的运行还是蛮好的,刚才也提到了关于引导基金的合作模式的问题,现在其实有公司制也有合伙制的了,所以应该说在国内的法律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回到这个主题,我们和政府合作,我以前也是政府的人,在08年的时候我在政府的金融办工作,其实我觉得作为投资机构来说和引导基金合作,我觉得首先是了解政府的取向,在座的各位和引导基金合作不是看重哪些钱出来,我想你们看到的更是当地政府独有的资源,可以配齐的资源,这是作为投资机构和引导基金合作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而站在政府的角度,对于这种合作者除了有好的业绩,有知名度之外,可能在这些方面进行偏好性的选择,比如如果这个基金做的是某个领域,而这个领域正好是当地区域主导的发展产业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一些,比如刚才提到的Vol(音)是做生物医药的,因为对政府引导基金来说设立之后需要建立很多子基金,如果这些子基金什么行业都做,没有什么选择性地做的话,可能是自己跟自己竞争,所以政府希望你来做这个子基金,有一定的专业性选择,而这个行业又比较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方政府希望这些投资机构去做相对中前期一点,因为对政府来说拿钱参与进来交给你们管理,最终的目的不是想靠出资20%-30%,几年后赚多少钱回来,希望用这个政府的钱发挥一个杠杆效率,帮助它的产业发展起来,所以更喜欢和他做的基金相对投资的阶段中前期一些,第三方面,可能在很多地方的引导基金都会多多少少会提出一些要求,这个子基金的项目最好有多少在我们的区域内会有要求,当然现在地方政府这种意识慢慢也在淡化,如果我们和政府引导基金合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合作之后和政府的关联度有多高,这决定了合作最终得到多少的政府资源,很多企业会做一些培育,每年各级政府都有无偿的专项资金做企业早期的培育,在这里实际上用我们的话说有一个数据库,或者培育重点企业的名单基础,如果我们的关联度高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到这些资源,这对于我们做投资的人来说大家都是飞来飞去,今天飞到成都了,有可能有针对性的看一两个项目,如果有这种资源的话,相当于有了一个长期住下来和政府一起挖掘项目的团队,其实政府非常乐意这件事,因为是你在帮助他们培育团队,我们在用投资的眼光帮助企业做一些项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想可能我当初提到的方面,不是很全,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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