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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忠 |
“你看那边，在北京，没几天就会在你稍不留意的地方冒出一个新的大楼，”坐在双子座大厦崭新明亮的办公室里，窗外高楼林立的CBD和郁郁葱葱的使馆区尽收眼底，刚刚举家移居北京的陈友忠不禁向清科观察员感慨道，“北京的发展日新月异，这里潜在的投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智基二进京
陈友忠（York Chen）是智基创投的总裁暨管理合伙人。其实在2002年～2004年，智基创投（那时名为“宏碁创投”）也曾经在北京设过代表处，“那时候有点过早，团队还不太完整，感觉‘小猫两三只’，分布在两个地方沟通很不方便，所以后来就把它关掉了。”陈友忠补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上海团队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再来北京开第二家办公室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而且我跟William（卢宏镒）、Richard（张秋煌）等人共事已经快20年了，我分开来北京也一样有默契和共识，所以肯定没有当年的问题。”在中国VC圈里已经打拼了7年有余的陈友忠，依然一股“舍我其谁”的闯劲儿。
在陈友忠看来，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创投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不管*家创投公司是开在上海还是北京，第二家就一定是在两者中的另外一个城市。其次就是到深圳、广州去，这些都是蛮自然的。”
陈友忠显然很满意智基创投目前的团队：“我们有12个人在看投资项目，其中3位是创始合伙人（卢宏镒、张秋煌、陈友忠），另外还有3位合伙人和6位投资副总，大家在不同的产业和领域有着丰富经验”。陈友忠经常称他们那批“老人”为“老雁”，领着一群“大雁”、“小雁”往前飞。这次，陈友忠带着智基一位新的投资副总史煜（Sybase）来到北京，希望拓展更广的领域，飞向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智基创投对大陆投资机会的偏爱：2000年时智基创投的三分之二业务在中国台湾，三分之一在中国大陆；到了2006年结束时，智基创投90％的业务都在大陆。“以前我们比较多地是投资互联网、无线增值、半导体、IC设计等本业，包括已经上市的掌上灵通及展讯，还有两三家准备去纳斯达克上市的。现在投资的行业领域则比较发散，二、三线城市的投资机会也开始看。在我们正经营管理的1.25亿美元基金IP Cathy one里，预期70％会投向TMT领域，30％投向高成长行业。”据陈友忠介绍，智基创投的这期基金已经投了13个项目，业绩表现很不错，到明年一季度左右就会投完，进入下一轮预估为2.5亿美元规模的新基金募集。“很多我们以前基金支持过的人变成了我们后期基金的出资人，担任LP进入我们的基金，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太多，但在国外比较普遍，我们很骄傲，因为基金价值得到了认可。”
拓宽投资空间
陈友忠在VC圈里有着“VC学者”、“布道天使”等种种美誉，他对中国创投业有史以来的变迁和存在的问题做过很多精辟的总结，其中包括有名的“中国创投过热现象与‘软着陆’”、“中国高科技创投机会新的‘三个代表’”，还有国外主流VC抢滩中国的双面影响，内资创投的发展障碍等。对宏观经济的深入了解，对VC运作模式的探索分析，使陈友忠在行业机会的把握和对智基创投的管理上都有众多独到之处。
在近日接受清科观察员*专访时，陈友忠表示中国境内的创投环境已大为改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本土IPO已可提供顺利并有高额回报的退出；更友好的创投法律和规定的出台；较多的募资来源，包含政府的引导资金；已有相关法律便于境外资金投资于人民币基金。因此，除了拓宽投资领域和投资地域外，陈友忠还不断地从投资模式上探索新的投资空间，比如运作人民币基金的研究和实践。近日，智基将推出他们的*期人民币基金。
人民币基金发展模式的探索，是陈友忠一直以来关注的话题。随着中小企业板全流通的实现，包括同洲电子、远光科技在内的人民币投资项目取得了高额回报，人民币基金的募集也开始暗流涌动，赛富、戈壁、德同、IDGVC等外资基金都开始该领域一试身手。陈友忠也早已敏锐地感觉到风向正在悄悄改变。
早在2003年4月24-25日在青岛的和同年8月8日在济南的两次行业论坛上，陈友忠就分别发表了题为“论析‘南京现象’——公有资本如何引导创投活动”和“大势所趋 先走半步——外资创投参与人民币业务的探讨”的演说，对公有资本与境外创业投资商之间人民币业务的若干种合作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呼吁政府的角色定位应该由GP转向LP。
这里的“南京现象”指的是2000年8月，江苏省政府在南京召开记者会，宣布对由政府出资成立的“省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基金将改由有专业管理能力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人去管理。在这之前，相关政府设立风投基金，并担任基金管理人，因只是考虑政策导向而非市场因素，收效并不理想。在陈友忠看来，“这些团队没有既定的科学方法去评估项目，全部都是政府行为，所以很难成功”。
四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在舆论影响下终于得到改善，现在每个省市政府、高新区，甚至高校都有FoF（母基金），都做LP了。此时陈友忠又提出了更深入的见解，“政府的目的仍然可以通过LP达到，比如要发展半导体产业，就可以支持半导体基金，或者绑定一些其他条款”。陈友忠还概括出了人民币基金参与者的四大阵营，即本土创投机构、券商、外资创投机构和民间资本。他认为各投资主体也并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是合作多于竞争，各持所长，共同发展。
政府做LP的三种模式
陈友忠认识到，政府只出钱不参与管理的LP的模式在人民币基金发展中很难成行，因此他总结出了政府以LP身份参与人民币基金的三种主要模式：一是“LP＋GP”模式，政府单位除出钱投资LP基金外，也依投资比例参股管理公司（GP）的设立，使GP变成一个中外合资公司，由双方合营，较深度介入基金的管理及投资决策，类似天津政府目前的模式；第二种模式，就是政府单位不参与GP的设立及运营，但派专员加入投资审议委员会，参与最终投资决策，类似目前中关村的做法；第三种，则是政府不参与决策，也不限定投资地域，仅要求基金及管理公司须设在当地。
“第三种模式比较类似西方通行的LP角色，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并且正在尝试合作的模式。”对于正在审批过程中的智基创投*期人民币基金，陈友忠没有谈论太多，但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陈友忠解释道，“人民币基金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尝试，太多的法律程序要过，甚至说这个钱怎么打进来，怎么投，未来退出时的税率等环节，整个程序在没有走过一轮之前，这个盘子会比较小，走通一轮之后如果还好，大家就可以加码，档期也可以更长一些。”
陈友忠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创投市场目前这种以海外投资、海外退出为主流的模式只是一个过渡期，终将被“ 本地募资——本地投资——本地管理——本地退出”的模式所取代。从以前“两头在外”的投资模式，到现在向正常回归，外资参与人民币基金到底会有哪些风险存在？他最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国内的政策法规和政府行为能否在这一波转型过程中提供帮助，“因为外资的投入和退出涉及很多复杂的程序，大的潮流在较短的时间顺利过渡是个很大的问号”；二是国内的股市是否能如期提供顺利的退出机制，“投资一定是有退才有进，成功退出后这个循环才能够启动。假定一个极端状况，如果股市热到崩盘，大家肯定全都跑回去了。”虽然国内股市短期内还没有崩盘的危险，但是市盈率已经普遍偏高，必须有一个理性回调的过程才能步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