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下称“周平均工时”）结束连续9年增长，进入2026年，周平均工时持续回落。
如图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黑色曲线），周平均工时均处于48—48.3小时区间。其中，1月周平均工时为近三年同期新低，3—5月的周平均工时均为近四年同期新低。2023至2024年的24个月里，有16个月周平均工时达到48.7个小时及以上。
加班现象虽有所缓解，但中国就业人员工作时长仍处在高位，超过相关法规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工时标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表示，如果劳动者的收入足够体面、社会保障完善，大多数人其实不愿意长时间工作，更愿意兼顾生活、平衡工作与闲暇。但现实中劳资工时协商并不对等，劳动者受加班氛围、考核压力、收入焦虑等多重约束，无法真正自由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加班。
除此之外，多位受访专家均提到，周平均工时已经难以完整反映全体劳动者的真实工作状态。一方面，隐形加班越来越普遍，工作消息正随时随地侵占员工的私人时间，这部分时长通常不计入加班统计；另一方面，2亿灵活就业群体很难被纳入周平均工时的统计口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普遍被动或主动承受超长工时。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参与过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董保华表示，周平均工时波动主要受制度性、周期性因素影响。制度性因素主要指立法、执法等人为干预手段，周期性因素则和经济运行规律密切相关。“相比应对宏观周期带来的工时波动，想要从根源推动工时下行，关键是推动制度层面、尤其是立法层面的改革。”
经济观察报制图
1、多重因素推动工时回落
过去一年多，董保华明显感觉到，受“反内卷”影响，相关部门针对加班行为的执法尺度上明显收紧。各地法院对加班费相关案件审判标准趋严，如果企业拖欠加班费，人社部门处罚力度更大。
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5年3月，“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市场端，2025年以来多家大型企业也主动出台“反加班”举措：小红书取消大小周、大疆实施强制不加班、美的宣布严禁下班时间开会、杜绝形式主义加班。
2025年11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职场“反内卷”调研报告》也显示，有8.4%的公司已在推行“强行下班”，近半数50.7%的公司不强制也不鼓励加班。
除“反内卷”推动工时暂时下行外，外部制度约束也倒逼外贸企业压缩工时。
2024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强迫劳动法规》。该法案明确，出口至欧盟的产品，其生产过程中任何环节均不得涉及“强迫劳动”，包括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或每周超过40小时的情况，即使员工“自愿加班”也不被允许。该法案设置三年过渡期，2027年底全面落地实施。
董保华表示，欧美国家正将劳动法“武器化”；我国经济外贸依赖度较高，海外合规规则客观约束国内企业加班行为，如果外贸企业不控制加班时长，相关海外市场可能直接拒收其产品。
相较于内外制度因素，采访中，多位受访专家均提出，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本轮工时下行的主要影响因素。
董保华表示，宏观经济景气时，国内企业优先通过延长现有员工工时承接新增业务，工时随之走高，后续才会扩招员工分摊工作；经济承压阶段，企业则先停止招工，再削减现有员工加班时长，工时明显下滑，如果宏观经济未有明显改善，企业最终会选择裁员。
过去几年，中国GDP增速出现了一定波动，国家统计局也多次在新闻发布会提及，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不少困难。
一位长期研究就业的专家表示，周平均工时走势与宏观经济景气度整体正相关，且周平均工时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宏观变化。近一年多工时持续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增长承压的现状。
毛宇飞表示，此前经营承压阶段，企业普遍依靠延长员工工时对冲成本压力，但工时调节经济压力的空间已经接近上限，企业不可能无限拉长员工工作时长。2024年初周平均工时已接近49小时，继续增加的空间极小，依靠加班增产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
2、要客观看待工时过长问题
即便2025年以来周平均工时持续回落，中国的工时水平在全球仍处于较高位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在2022年全球167个有统计的国家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的仅有9个，中国、印度、蒙古、伊朗均在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称“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毛宇飞表示，工时偏长是一个经济体在产业链升级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大多数欧美国家早已完成工业化，成熟的产业链与雄厚的经济基础，能够支撑短工时、高福利的用工环境；中国在过去较长时间内主要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服务业占比高，行业利润空间有限，只能依靠延长工时保障产出稳定与收入增长。
此外，部分劳动者需要依靠加班提升收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时为53.8小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均超过51个小时。
董保华表示，灵活就业者主动加班增收的意愿远高于正规就业者。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想多挣钱就需要拉长工作时间、多接单。如果监管部门出台政策硬性限制其工作时长，推行过程中将面临巨大阻力：强制网约车司机工作满8小时停止接单，司机会认为政策是在砸他们的饭碗，消费者也会抱怨潜在的出行成本上升。
毛宇飞说，从积极角度看，延长工时确实能带来总收入的增加，很多劳动者愿意加班也是出于这个考量。但加班常态化会摊薄单位劳动价值。大量低收入群体每周工作超50小时，收入仍难以覆盖基本生活需求。这类岗位普遍劳动保护、福利配套不足，劳动者只能靠无限拉长工时弥补工资的不足，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收入增长方式。
上述就业专家表示，如果将工资因素考虑在内，较长的工时可能反映了就业质量低下。例如，许多低收入劳动者每周工作50—60小时，收入依旧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根源在于岗位劳动保障缺失，劳动者只能通过加班补足收入。
3、那些未被纳入统计的工时数据
综合多方采访，2025年以来周平均工时回落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真实工作情况未被纳入数据统计中。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职场“反内卷”调研报告》显示，职场人每天加班2小时内的情况较为常见。40.7%的职场人为了绩效或晋升不得不拼，每天工作时长8—10小时是常规操作；21.7%的职场人每天工作10—12小时；另有9.8%的职场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毛宇飞表示，随着数字化办公的普及，各类数字工具无休止侵占员工私人时间，劳动者长期处于“在线待命”状态，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但传统的工时统计、监管体系还没跟上，这就需要从法律、制度层面作出调整。
董保华表示，如今的加班形态正在从企业硬性安排转向员工自愿加班。企业主动安排加班极易引发劳动仲裁，因此近几年企业对安排加班任务越来越谨慎；但在快速响应的工作要求下，员工往往主动加班完成工作。“劳动仲裁中，自愿加班时长通常不计入加班核算。即便人社部门加大执法力度，自愿加班的劳动者主动维权的意愿也普遍偏低。”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周平均工时统计范围为全国城镇地域常住、单位类型为企业的就业人员。因此，灵活就业者不在统计范围内。按照人社部统计口径，灵活就业群体约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近三成（2025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7.2504亿）。
此前多份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工时过长问题较为突出。例如，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二、第三季度，当地网约车驾驶员日均工作时长约10—12小时；2025年四季度，杭州日均运营超 12小时的网约车数量占比达21.92%。
在毛宇飞看来，灵活就业群体工时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一类是工时过长型，集中于平台从业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收入直接和接单量挂钩，在“多劳多得”薪酬模式、算法双重驱动下，主动或被动长期超时工作。同时，他们的工作边界极为模糊，大量等单、待命时间也持续消耗身心，实际劳动投入远超统计工时。另一类是工时不足型，以兼职、零工群体为主，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工作不稳定、接单量不足，收入波动剧烈。
他表示，工时两极分化背后指向的是一个核心问题：灵活就业群体被排除在传统劳动法律的保护框架外，法定工时、加班费标准对他们基本不适用，超时工作成了常态，且无法主张法定加班费。同时平台通过僵化的时效规则、绩效激励等算法机制，变相倒逼劳动者延长工作，形成算法控制下的高强度工作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