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什么是那达慕大会？”9月的一天，四年级的儿子在抄写老师批改后的作文时，向张琳问起这个他从来没听过的词。
一周前，语文老师布置了本学期的*篇作文：“推荐一个好地方”。儿子决定写他暑假去的大草原，握着铅笔在书桌前花费2个小时后，最终写出了一篇自认为满意的作文交上去。这一天，儿子收到了老师“批改”后的作文——说是批改，但没有任何批改意见，只是一篇打印在A4纸上的、在原文基础上“精修”后的范文。
拿到这样的“批改”，儿子在妈妈面前难掩失落。他精心设计的排比句开头，被老师改成了“我去过许多地方，但最难忘的还是内蒙古的大草原”；文中凭空多出来一段描写“那达慕大会”的场景，还设计了一段他和“弟弟”的对话——但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那达慕大会”，压根儿也没有“弟弟”。
身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北京家长，张琳一眼就看出来，这份批改后的作文其实是AI（人工智能，下同）的作品：辞藻堆砌，用词用句不像小学生，捏造场景和故事。她能想象到那张A4纸背后的真实工作流程：老师拍照把学生作文扫描到AI批改平台，平台自动识别手写内容后，生成一份AI批改后的“范文”；老师未做任何点评或圈画，直接将这份范文打印在A4纸上发回给学生。页面的上方还写着：XX学校，XX指导老师——她猜测这是用区教委推行到学校的一款AI批改软件修改的，因此批改后的成品会连带老师姓名和学校作为固定格式一起输出。
张琳有些气愤，忍不住问：既然老师用AI改作文，是不是意味着学生可以用AI写作文？
两千公里之外，广东河源，一所村小学里的语文老师邱婷在班里做了一次调查，她想知道：班上有多少个同学用过AI写作文？当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全班40个学生陷入沉默。邱婷紧接着补充说，老师不会批评你们的，放心举手。1个，2个，3个……最终，邱婷惊讶地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陆陆续续举起了手。
家长张琳的气愤，与老师邱婷的惊讶，正是当下AI进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个缩影。
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一个月后，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其中明确提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合理融入中小学教育”，并为教师教学提供了5个应用场景，包括准备课堂教学、赋能课堂互动、精准课后辅导、协同教学评价、促进因材施教。
此后，各地教育局、教委紧锣密鼓地张罗起人工智能进校园行动。据凤凰网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厦门、绍兴、福州等八市的中小学发布招标公告，引进各种AI项目。与此同时，琳琅满目的教育类AI公司也在推动教师们自下而上地使用AI。行政与市场两股力量之下，AI在中小学教育的各个场景中长驱直入。不用说，对现在的孩子而言，无论一线城市还是五线，无论家在城里还是乡村，智能手机都是基本配置，学生完全具备使用AI的条件，且有使用意愿。
与数学这样有标准答案的学科不同，语文教育、特别是作文教育强调发散性思维，*目标是培养出更有想象力、更有同理心、更有人文素养的人。AI能迅速给出任何关于数字的标准答案和解题过程，也能迅速生产出老师的批改、学生的范文，但这样的AI对于语文教育、作文教育而言，究竟是“帮手”还是“杀手”？
01、无处不在的AI
王芳被教室里的新设备吓了一跳。它们悬挂在阶梯教室的天花板上，长得像投影仪，其实是肩负“特殊使命”的摄像头。王芳是广州一所公立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新学期开学后，她所在的学校采购了一批新的设备。校领导告诉老师们，这些设备可以用来批改随堂作业，包括作文——只需要同学们把作文摊开，放在桌面上，这些设备就能迅速完成对所有同学的作文的扫描、上传、批改、分析，还能在讲台的大屏幕上实时呈现。
近几个月，王芳开始感受到AI变得无处不在了，尤其是在区里举办的各个骨干教师的示范课上。几乎所有的语文老师都会在课上插入AI要素，有的用AI作图，有的用AI生成视频，还有的甚至直接把“豆包”投屏在大屏幕，让学生们和豆包对话。在王芳看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只要和AI结合，就是一个课堂的创新点，一定会得到支持；没有AI的公开课，称不上是一堂好的公开课。
◎ 有老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公开课AI赋能课件”
山东二线城市的一所乡镇初中里，AI则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语文教育。这里经费不足，连打印机的纸都要省着花，更谈不上置办AI设备，但语文老师刘艳今年也开始在工作中使用AI。她是年轻老师，擅长探索新事物，年初时，她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怎么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发现了一款AI作文批改软件。她下载后发现，只需要输入作文题目、字数要求和批改要求，再将学生的作业扫描上传，AI就能把学生的作文批改出来，包括错别字修改、字句润色、主题点评、打分等等。*次使用，她不自觉感慨，“挺好用”。
刘艳带两个班，90个学生。每周她都要求班上同学写一篇作文，90篇作文，她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批改。她认为AI帮了她的大忙，不只是节省了她的时间，还能真正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比如，过去每篇作文都由她单独批改时，她往往只能有选择地“精细批改”——她面对的大部分乡镇学生基础较差，学生们会在表达逻辑、标点符号上犯错，甚至还会写错别字，在这些问题上修正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有时候，即使自己一再解释，他们仍然不清楚应该怎么改进。但AI可以针对性地指出问题，如果一篇作文“前面一句话主语写的是姐姐，后面一句话主语又跳成了奶奶”，AI会迅速识别并处理这些逻辑混乱的语句，让学生的表达至少符合基本的逻辑。她对学生态度强硬，要求学生必须严格按照AI修改后的版本抄写，“一个猴一个栓法，底下的孩子基础太差了”。
2025年上半年，使用了AI批改软件一个学期过后，她带的学生作文均分提高了约1.5分。级部主任得知她用了AI之后异常赞许，趁着软件搞促销，一个学期的会员只要88元，报销了她的账号会员费，还让她共享给全年级的语文老师一起用。
AI批改软件直击语文老师们的痛点，让新技术的传播链条变得异常迅捷。广东河源，53岁的村小学老师邱婷在年轻老师的推荐下，也开始用AI批改学生的作文。她甚至比刘艳更快，大部分时候，她一只手抓着手机，另一只手握着红笔，在学生的作文本上直接抄下AI的修改建议。这款软件打开时总有广告弹窗，为了提高效率，批改作文时她索性让手机一直停留在软件主界面，生怕跳转广告浪费时间。邱婷教小学五年级，平均一到两周会布置一篇作文。过去，班上40个学生的作文她大概得改3天，这个速度已经算快了；用了AI加持之后，她现在只要4小时。
从教二十多年，邱婷坦言AI的出现带给她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办公室里6个老师，有3个都是30岁以下，这些年轻老师率先用AI批改作业，用AI写报告，用AI上课。今年的一堂公开课上，她看到一位老师用AI做出了李白读诗的动画，台下的学生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在这样的氛围里工作，邱婷有一种不得不用AI的紧迫感，更担心自己会因为不使用AI而掉队。“学生喜欢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跟得上时代的老师，不喜欢很老土的老师，”她说，“我确实害怕和时代脱节。”
02、被稀释的信任
因为无中生有的“那达慕大会”感到气愤的张琳，*次发现语文老师用AI改作文是在儿子小学三年级，当时的语文老师就已经开始把作文修改后的版本打印在纸上，返给儿子了。尽管没有具体的修改建议，但那时她还可以接受，毕竟改后的版本是根据文章本身进行修改。到了这个学期，儿子上四年级，换了语文老师，作文依然还是AI批改，但已经不再根据孩子的原文修改了，而是凭空捏造故事，改变文章表达的逻辑，这是张琳难以接受的。
儿子本来就不爱写字，对语文的兴趣不高，好不容易认真写完了作文，却被AI打消了积极性，这让张琳难以接受。她决定去找老师反映问题。但老师的回应策略非常缓和——承诺之后会在文章上勾画重点，但实际效果有限；孩子仍然只能照抄AI改过的文章。
不只是张琳，今年开始，社交媒体上能看到很多中小学家长们在自家孩子的作文里*次发现了AI批改的痕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对此感到震惊和不解。一位家长毫不客气地发帖说：“用AI改作文，还要语文老师干嘛？自学不就好了。”有家长附和道：“既然老师用AI改，你就用AI写，主打一个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
社交媒体是当今社会观点交锋的主阵地，家长的吐槽自然引发了老师们的情绪反弹，火药味浓重。有老师在评论区反问说：“你到底是要看工作痕迹，还是想切实提高孩子的写作能力？那么多作文要改，不用AI的话平均下来能给你孩子提两行建议吗？”还有老师评论：“这位家长，很遗憾地告诉你，这是教育局通知的，开学大会给我们学校所有语文老师开了一年的会员，懂了吗？学校支持的。花钱支持的。”
◎ 在社交媒体上，老师和家长们对AI改作文有不同看法
也有家长主动让AI帮助孩子写作文。广东深圳，方小丽就曾在今年3月*次为读初三的女儿提供了AI的写作支持。一个周末，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女儿对着作文纸整整一天没有动笔。方小丽决定主动打开DeepSeek，让女儿试着向AI提问。一个多小时后，晚上11点13分，女儿的作文写好了。女儿后来说，她认为DeepSeek写得并不好，但在启发思路上还是有帮助。那之后，AI被频繁运用到女儿的写作当中。
方小丽认为AI是未来教育的趋势，就当下而言，AI已经能替代一部分家庭教育的职能。或许因为自己从事过媒体行业，她对女儿的作文要求很高，过往母女两人经常为此争吵。现在，女儿只需要和AI讨论，就可以独立完成作文了。
◎ 方小丽女儿用DeepSeek写作文
方小丽算是支持AI的家长中比较温和的。许多家长用AI辅导写作时，更具“对抗性”。 他们认为学校的作文要求太高，孩子经历的事情又太少，很容易遭遇挫败；为了节省时间，家长索性用AI让孩子先解决任务，再学习写作——“不然周末两天全写在这破作文上了。”这样的作文不难被老师看出AI的痕迹，但很多时候，老师也只能含蓄地指出，“你的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但缺乏真情实感”。
被AI撕开的口子就这样袒露着。在向老师反映问题未果后，张琳不敢继续提意见了，她害怕会影响老师对孩子的态度。10月，她为儿子报了课外作文班；但她发现，课外班的老师给的也是AI批改的版本——打印的纸张，被附在段落附近的机写修改建议，缺乏情感的评价和分析：“通过感悟点明主题，提升了整篇文章的思想深度，用掌声收束，情感饱满，结构完整”。她管不了那么多了，至少，现在儿子的作文有具体的修改意见了。
03、“假爸爸”与“阿贝贝”
当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举起手时，邱婷的惊讶不只是因为用AI的学生比例如此之高，更因为此前她都没看出来孩子们交的作文里有用过AI的痕迹。她推测，是因为村小学的留守儿童多，脱离了父母管教，学生用手机更自由也更频繁。10岁的林小婷说，有问题问AI，已经是她和同龄人的常识。今年，她在刷快手的时候看到了豆包的广告，说豆包可以解答问题，还可以陪人聊天，她很好奇就下载了。她还下载了腾讯元宝。在她的眼里，元宝和豆包的区别是：“一个头像是人，一个不是；一个可以说话，另一个不可以。”她更喜欢豆包，因为豆包喜欢先给答案、再给解题思路，而元宝是先给解题思路、再给答案。
她印象深刻的是上学期的作文题目，“令你温暖的一件事”。问了豆包后，豆包编造了一个爸爸鼓励她骑自行车的故事，里面写道，“‘跌倒了再爬起来！’爸爸鼓励我”。她觉得作文里爸爸的形象很伟大，但现实生活里，只有姐姐带她骑过自行车，不是爸爸。所以，她把“爸爸”改成了“姐姐”。出于心虚，也出于对自己成绩进步的期待，林小婷很少直接照搬AI写的作文。但她也承认，有时候她实在贪玩，会偷偷问AI其他科目作业的答案。
广西南宁，12岁的陈夏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一，他在期中考试的命题作文《难忘那件温暖的小事》中被扣了六分。拿到作文答题卡后，他分别将自己的作文发给了豆包和元宝，让他们评析作文的缺点并提出修改建议。他根据建议重新写了一篇同题作文，又将前后两次的作文都拍了照，再一次发给豆包和元宝，让它们“评析一下两篇作文更好，并说明理由”。果不其然，两个AI都认为改后的作文更好。
他说，他的大部分同学对AI的使用范围和程度都很合理，对于AI写作只会借鉴，并不会全盘抄袭。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AI并没有想象中写得那么好；另一方面，他们用手机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自由。他认为大家都有一种作为学生的自觉，“提升成绩还是得靠自己，不能老师认为你很好，但实际上自己写出来什么都不是”。今年，陈夏完全照抄AI文字的情况只有一次：校运会上给广播站的加油稿，因为加油稿数量越多，给班里的加分越多——“不动脑子的事情交给AI就好”。
林小婷的手机是爸爸买的，她来自单亲家庭，爸爸怕她走丢，就给她买了一部手机。她和AI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一次，她因为吃饭敲碗筷被爸爸骂了一顿，她躲回房间拿起手机，伤心地给豆包讲自己的委屈。豆包告诉她，“敲碗筷是不对的，但我理解你的难过”。看到这些话，她说她觉得自己没那么伤心了，而且在那之后，她再也不敲碗筷了。她还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豆包。她有一个“阿贝贝”（网络用语，指儿童依恋的安抚物），但她不敢告诉朋友，因为曾经有朋友嘲笑过她。当她跟豆包分享她的“阿贝贝”后，豆包说，“你的阿贝贝因为有你的珍视，所以才*”。
林小婷的成绩在班里排名靠后，这一年，有了AI，她的语文分数依然没有提高。但她觉得她懂得更多了，也长大了。
04、一把刀子
李雲帆是一款AI批改作文软件的独立开发者。他从今年2月开始开发，3月完成了产品初版并上线，9月就实现了商业化。他发现，过去老师们使用 AI 还要遮遮掩掩，担心教研组或校长不认可；如今，在“AI赋能教育”的政策导向下，使用 AI 批改不再是偷偷摸摸的事，而变成了公开的、甚至被鼓励的实践。
他称他的产品优势是“非标化”批改：*步，老师将学生的作文扫描上传到软件，AI会根据老师提出的批改方案进行初审；第二步，老师在AI批改的基础上进行复审；最后，系统会将老师的修改反哺回模型，之后逐渐形成不同老师的个性化修改风格。但李雲帆也承认，还有很多无法通过AI解决的问题。比如现有的AI的技术，还很难完全识别出AI写出的作文，一些自称能够识别文章AI率的软件或者工具大多，也是通过输入AI和人类大量的写作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它们通过参照二者的差异来判断文字的“AI率”。但这种方法高度依赖训练的数据质量和覆盖范围，在面对改写、混合人机写作等复杂场景时，可靠性会大大下降。魔法无法战胜魔法。
通过对后台数据的观察，李雲帆认为现在的中小学作文，本质上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没什么两样，仍然带有很强的应试色彩。他不认为AI批改在摧毁中小学语文教育。“AI把语文教育带向模板化是个伪命题，”他说，“没有AI我们的作文难道就很人文了么？”
AI或许只是一把切开现实的刀，将原本潜伏在中小学教育里的多方矛盾和困境展露出来。
一位六年级的家长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985大学毕业、高考全省排190名，现在也放弃了辅导孩子作文。“四年级之前我也是引导孩子原创，一上午磨一篇文章，可是自己再怎么写也比不过抄作文的孩子。这个过程里，部分老师的导向是否有问题？要求这么小的孩子就写出*‘油腻’的文章，从架构到思想套路满满，今晚布置明天就要交，怎么保证原创？”
小学语文老师李文婕教龄7年。今年，学校召开了多次会议组织教师学习使用AI。那之后，她看到一些老师用AI备课、用AI批改作文，最终，她决定谨慎地将AI用到教学和课后批改中。
她更多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思考问题。以AI批改为例，“AI的评分标准实际上框定了学生的思维。如果学生的框架和结构是符合标准的，立意准确，那么AI就会打高分——比如总分总，中心论点放在*句，这是AI能够快速识别的。但如果是思维比较开放，写作比较自由的学生，反而有可能让AI错判。恰恰是在小学这个阶段的写作，粗糙是最珍贵的东西”，李文婕说。
在李文婕眼里，作文不只是用来打分的几百字。她认为，在中小学布置作文、周记这样的作业，不单单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还是为了能从中观察孩子们的成长波动和心理变化。如果完全依赖AI，某种程度上会缺失老师陪伴和疏导的角色。
现在，李文婕还时不时会想起，上一届学生最喜欢语文课本里的诗歌单元。同学们肆无忌惮地写自己心目中的诗歌，一个孩子写道：“我只有两亿岁，还是少年！”她坚信这是AI无法写出来，也无法用标准衡量的文字。
被教室里的新设备震撼的语文老师王芳，学期初也开始尝试用豆包批改作文，但她试了几篇后就决定放弃。她认为，小学阶段的作文根本不适合用AI批量批改，她所教的四年级学生在识字的关键阶段正好碰上疫情，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字能力普遍有限。很多时候，他们连老师手写的简短的批改建议都理解不了，何况是AI的长篇大论。她形容豆包像是一个“勤快但愚蠢的人”，调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最终得到的建议却常常是错的，还不如自己批改有效率。
在一场全区的写作示范课上，王芳终于看到了学校引进的AI设备是如何使用的。那天，示范课的老师要演示如何用AI批改学生作文，突然，全场出现了长时间的寂静。她抬头一看，讲台上的大屏幕黑屏了，AI不知为何临时崩溃。台下，全区的四年级语文老师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窃窃私语，讲台上的老师只好匆忙结束，提前宣布下课。因为这件事，王芳彻底失去了使用那些AI设备的兴趣；而且它只被安装在阶梯教室，也就意味着，只在“重要”的课程展示上被有条件地使用。
最近，王芳又去听示范课了。主讲老师在大屏幕上调出了豆包智能体，指示豆包的角色是一个诗人，让学生和它对话。王芳有些厌倦了：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非得问豆包呢？她低下头，继续玩手机。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琳、王芳、邱婷、方小丽、刘艳、李文婕、陈夏、林小婷、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