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下海，当实验室成为了创业公司

你打开一个官网，天蓝的网站主色调和扁平化的DNA碱基对logo设计都在暗示你，这里的主题是生命科学。网站响应快速，每个版块的布局都清晰而简洁，让访问者能够轻松找到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页面之间无缝切换，没有延迟和卡顿，图片和文本的加载毫无延迟，甚至带有设计独特的展示动画，让弹出式窗口和订阅表单的功能都赏心悦目。

浏览体验是如此之顺滑、直观、流畅，以至于你会认为这是哪家生物医药公司的官方展示。但实际上，这却是哈佛医学院某个教授的实验室网站。在这里罗列的是教授的个人介绍、研究方向、实验室团队、发表文章、商业化等一系列信息。

而这个简洁却不简单的实验室网站，也让我们得以探索一个让大学科研高效转化向市场行业的存在——创业型实验室。

#01

从转化到市场的最后一块拼图

多年来，科研学术界一直是各类技术型初创的发源地。大学实验室内所蕴藏的丰富知识和高潜力新技术使它们成为产品导向商业化的最理想之地。

虽然大学实验室采取了多种方式验证概念并去降低产业转化的风险，可大多数实验室仍然会因为学校文化惯性、规避财务风险、利益冲突等多种原因拒绝或无法孵化出企业。

即便已经有非常多的明星科学家凭借他们的技术和创业型实验室团队同时身兼企业家的身份，可从基本盘来看，创业圈与学术界仍然是站在天平的两端，隔空呼唤。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科研端与产业端也都长期致力于改善这种情况。早在90年代针对白血病缺少*药的研究中，“转化医学”这一概念就被首次提出。

将前沿技术转化为疗法来救治病人的决心从未停止，但创业型实验室这么少。创业与学术仿佛两条笔直的平行线，各自安好。那当两者间的鸿沟被链接时，又会是什么样呢？

#02

当实验室成为了创业公司

创业型实验室的模式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将其提炼为一个独立概念的必要性愈发强烈。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的大学都有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TTO来支持成果的商业化进程，链接学术界和投资机构。围绕学校所建设的专为早期科研服务的加速器，也在北京或波士顿这样的科研学术集群地随处可见。在这种生态的孕育下，一些知名的创业型实验室已经火到出圈。

Church Lab由哈佛大学George Church建立并领导。作为基因组工程、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学者，Church的研究成果直接催生出了包括Dyno Therapeutics、64-x、Manifold Bio、Rejuvenate Bio、Editas Medicine、Gen9bio等公司的设立。仅2018年，Church Lab就衍生出16家公司。

至于Church Lab为何如此成功，你固然可以归结为学术大牛的*科研成果，但显然这个答案是不够全面的。Church再牛他的一天也是24个小时。

Church Lab的成功还来源于复合型团队的力量与固若金汤的方法论。

Church在多次公开采访中都表示，他倾向于组建一个多语言、多学科的研究者队伍。这种他称之为“交叉授粉”的科研环境，极大的有助于激进的、有变革能力的技术的诞生。Church选人的定量指标为跨学科跨国籍，而定性指标则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善良包容”。他认为，能够接受外部建议并对外部提出建议的品质是他最看重的。

在这种十分接近硅谷式创业公司的氛围下，Church Lab得以在市场基本盘采纳某些技术之前，就早早拿下专利并创立公司，静待其爆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Church Lab的公司经常能够“指哪打哪”。

在公司的运营方面，Church Lab也颇有心得。除了技术本身的注入，Church Lab也会在公司CEO选定上有所输出。Church本人坚持从科学家中选拔出具有CEO潜质的管理人才。这和主流对职业经理人的推崇似乎背道而驰。但Church对此判断的逻辑在于，相比较于教会大公司背景的经理人一项前沿技术，教会对技术充满热情的科学家如何管理公司显然更容易一些。

Church Lab的标杆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这种模式该如何复制呢？

#03

如何建立创业型实验室

复制一个成功创业型实验室的方法论，相信在不同市场环境和不同学科领域，答案都莫衷一是。但可以确定的是，通过观察提炼和反向工程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实验室的共性所在。

1、阶梯性目标的设定

一个好的创业型实验室的明显特征，便是其对目标的阶梯性设计。相比较于传统认知学术界中的实验室，创业型实验室对于短期目标的设置更加重视。

学术研究中多以对重大、长期命题的逐步解答为指引。这些逐步解答对知识的累积构筑成了全人类认知的总集。相信不少人都听过一个博士的作用就是对这个认知总结的界线向前刺破一点点并扩大边界的形象例子。创业型实验室对于命题的设计则更倾向于短期内的应用。这并不是说二者相悖或我们要减少对机制的研究，而是要考虑如何让短期目标的完成能在科学和资金上回馈于长远目标。

以北京大学魏文胜教授团队为例，实验室为了完成对高等真核细胞的基因敲除，于2009年开展了对基因编辑的研究。3年后，CRISPR技术横空出世，魏文胜团队也很快在Nature发表了基于CRISPR的最新筛选平台成果。2015年，魏文胜便创立了博雅辑因，前后不过6年时间。

2、产业化思维的建立

建立一个创业型实验室之初，就需要从教授到团队都时常提醒自己去提出并回答如何让技术以最短的路径走向市场。先开发技术再去寻找使用场景往往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是科研人员最常掉入的陷阱。而寻找到技术产品市场匹配度的最快方式便是时刻留意行业需求及影响广泛的症结。

哈佛医学院以及MIT博德研究所教授Jeffrey Karp孵化出了包括Frequency、Tissium、Alivio Tx、Landsdowne Labs、Bullseye Therapeutics、Altrix Bio等多家公司。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和医院医生，Karp在职场社交平台领英上有多达30000名关注者并每天保持频繁的互动和观点输出。这种对市场端的高敏感性决定了Karp Lab在转化上的高成功率。

3、打造实验室文化

如同每一个优秀的创业公司都有自己的公司文化，一个好的创业型实验室也会有独属于自己的特色。

专属于创业型实验室的文化意味着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将致力于创新技术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并一同面对可能的失败。对现状的挑战，大胆提出问题的包容性，敢于设想前人所未想，这些特质都非常接近于一个年轻的创业团队。

CRISPR技术的重要科学家之一刘如谦教授，就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建立了这种敢想敢做的文化。作为一个生活和科研中都敢于挑战风险的人，刘如谦也希望自己的团队如此。他的研究生Kevin Esvelt在*次见导师时，就提出要接收一个没人敢做的课题。刘如谦也顺水推舟，让Esvelt负责利用噬菌体辅助蛋白进化。

连续5年半，Esvelt都没有取得足够好的结果。这个过程的煎熬和忐忑远远超出常人所想。一方面，是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长时间无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导师对于学生五年时光的赌博。

当然，这种高风险的赌博也就意味着高回报。在第6年，Esvelt成功开发出了PACE系统来辅助蛋白质结构进化，也成为了CRISPR技术落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4、培养跨学科人才梯队

回顾硅谷黄金一代那些成功的科技创业公司，无不有着多元背景的队伍构成。而在一个实验室中，跨学科的人才建设不仅意味着多学科间的知识可以互相启发，也让实验室的触达有了能多可能性。想要实现这一点，不仅是基于人才数量整体的可及性，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实验室*的格局和判断。

在哈佛和MIT官网近期的一份联合博士后招募生命中，前文提到的Jeffrey Karp和有着“医药界爱迪生”之称的Robert Langer给出了这样的要求：“Karp Lab和Langer Lab为了应对口腔及胃肠道黏膜疾病，希望寻找跨学科人才来开发可以快速应用于临床的生物工程技术。入选者将与团队内的工程师、生物学家、临床医生一同致力于改善患者的健康。”

而两个实验室的团队也正如*的期许一样，通过多学科的融合，以最快的速度在创新型疗法上寻求着突破。

#04

小结

通过对国内外一批在科研和转化两端都成绩*的创业型实验室的观察，我们发现这种存在有着其独特的必然性。

学术界的基因在于发现和理解。实验室通过资助来维持运作，获得资助需要对科研问题有扎实的假设（以及标书撰写能力）且通常都迭代于早先的研究。同时，科研经费的资助也是系统性且基于早先技术所引发的新问题来评估的。这是大多数实验室得以运行的底层逻辑。

创新性实验室的基因则在于转化。这类科学家创业者专注于用科学发现来解决当下问题。虽然在学科知识总集的积累上效果有限，但尝试理解并寻找产品市场契合度以解决实际问题是其与学术界的*不同。

相比于在各类产学研交流活动中获得二手经验，以一个创业者的心态、要求、方法论来打造自己的实验室并获得到一手反馈的方式显然更适合于习惯在观察实践中积累认知的科学家群体。

在自己更加熟悉并可控的实验室场景内进行沙盘推演，打造一个在科研和产业间缓冲的创业型实验室，无疑将大大加速前沿成果转化向市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