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创新药企从萧条的市场收到明确的信号：降本增效，停止一切烧钱行为时，大手笔开支的license in也极速降温。
数据最为直观。根据医药魔方数据，截至7月5日，国内创新药license in（授权引入）合作仅有10项，交易数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交易金额也持续走低，2023年上半年创新药license in的潜在总金额为12.8亿美元，仅相当于去年全年金额的30%。
而上半年，创新药出海项目共17项，已披露总金额达143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其中，仅百力司康与卫材关于her2 ADC的合作总额便高达20亿美元，超过上半年license in总额。
当药企出手越来越谨慎，关于license in的看衰之声也越来越多。
实际上，license in与out本就是一体两面，在out交易成为当下主流的同时，license in的重要性也不会消失。因为它是授权方获取商业化早期现金流的捷径，也是引进方补齐管线短板的途径。
只不过，过去那种单纯的license in毕竟是一种消耗性模式，今时今日，不再适合中国创新药企的发展模式。
没有license in的时代，只有时代的license in。
踩中时代红利的license in
所谓红利，就是短暂的供需失衡。供需失衡，就意味着机会。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的供需失衡，也许就是互联网红利。而放到创新药行业，*的供需失衡，莫过于从无到有阶段的创新药的缺失，与巨大的临床未满足需求。
就像互联网红利中崛起的电商，网刚兴起时，买家多，卖家少，供需失衡。只要商家进去，就给扶持、给流量，就能赚钱。很多人成功，就是吃到这波“流量红利”，有意无意踩中风口。
借由创新药行业升级发展的红利，license in由此大行其道。当时的license in既是为了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国内药企在临床资源和市场渠道等领域的优势，加快海外创新药在国内上市可及。
过去几年里，有先知先觉的创新药企靠license in，有效地抓住了窗口期，成为受益者。典型如再鼎医药。
2014年，杜莹创办了再鼎医药。据公开资料，拿到成立后的首轮融资后，再鼎医药一年多就引进了5款海外*药品，2015年后引进交易数量高达14起。
除了敏锐的眼光，再鼎医药生时恰逢盛世。2015年，毕井泉就任食药监系统一把手，开启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产业政策调整为中国创新药发展，铺造了一条全新道路。
再鼎医药的成功也让国内不少传统药企知道了，原来创新药不只有“十年十亿美元”，这一条九死一生的药物研发之路。
一时间，license in入局者开始与日俱增。据美柏医健数据，中国license in数量自2016年起每年持续增加，2021年license in案例创历史新高，达到133例。
不过，入局者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以再鼎医药为代表的创新药企们能够依靠license in模式起家，不仅是因为自身的努力，更是因为彼时我国创新药正处于从无到有的转型期。
2014年再鼎医药成立时，中国的新药审批环境和今天有很大不同，一个产品可能要5~7年才能获批上市，彼时凭借license in能够快速抢占中 美创新药上市的时间差窗口。
但对于大部分姗姗来迟的玩家来说，license in模式的想象空间早已衰退。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ICH，国内外审评审批的临床试验数据全球互认，直接加速进口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国内药企快速跟进的“窗口期”也随之不复存在。
而在众多药企蜂拥而入的情况下，license in价格水涨船高。同样的一款药物，四五年前的价格和当前的价格，足足差了三四倍。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不再被license in的故事所打动。
与此同时，资本寒冬凛冽，创新药企深陷融资困难、IPO受阻等问题，license in交易自然也会更加谨慎。
当红利消失
现在，电商红利已经基本没有了。因为只要有红利，卖家就会迅速聚集，抢夺买家，直到供需平衡，红利消失。
创新药也来到了这个阶段，内卷也由此而来。
License in模式在现实中也遭遇了重重挑战。先是IPO政策的收紧，使得license in不再吃香，加上部分license in项目，海外临床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继续考验着市场的耐心。
当红利不能再持续下去，license in的处境开始变得不妙起来。
以往，创新药企从海外引进项目，商业条款往往先明确界定大中华区权益。拿下国外临床阶段项目，然后准备在国内基本照搬海外在研适应症和临床方案，偶有修改，也多出于精简临床和加速上市考虑。
说白了，花钱引进项目、拿到国内权益，药企更多是为了“凑齐”管线。但这种“常规”的license in在国内的可操作性越来越低。
一方面，这是因为时间差窗口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也正在成为创新发源地。这一点从上半年license out数据便能窥得一二。
上半年，创新药出海项目共17项，已披露总金额达143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其中，仅百力司康与卫材关于her2 ADC的合作总额便高达20亿美元，超过上半年license in总额。
当下大火的ADC药物，已经成为国产创新药的license out主力阵营，海外药企纷纷来国内扫货。这种情况，license in模式自然很难在ADC领域有所作为。
红利总是短暂的，但是，对于今天的创新药行业来说，当license out成为主流，license in的重要性也不会消失。因为它是授权方获取商业化早期现金流的捷径，也是引进方补齐管线短板的途径。
只不过模式正在发生改变。
药企在license in层面也更加关注“经营”，除了瞄准未满足临床需求，考虑如何规避国内同靶点的疯狂内卷，更具体层面，药企开始瞄准一些项目的全球权益。比如再鼎医药，今年在引进宜联生物新一代DLL3 ADC（YL212）时，签订的是全球*许可协议，再鼎医药获得的是YL212全球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再比如云顶新耀，与Kezar公司订立合作及授权许可协议，在大中华区、韩国及若干东南亚国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Kezar自免新药zetomipzomib。
当然，从中国权益到全球市场，这对于药企的综合能力，无论是资金还是研发、临床、商业化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License in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这释放了一大信号，license in模式不会止步。
创新药的面子和里子
似乎一直以来，国内关于license in的争议都没有中断过。
但实际上，全球生物技术行业发展数十年至今，不同类型公司之间license in屡见不鲜，也一直都是大洋彼岸的跨国大药企扩充管线的重要战略。
License in模式本身并没有问题。License in模式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在于，运用这一模式的出发点是什么，以及如何落地。
如果仔细观察海外药企的license in，就会发现，相比于国内药企亦步亦趋的创新品种license in，海外大药企还是biotech，在获得管线授权后制定新的开发路径是更常见的做法。
比如Horizon Therapeutics，开发靶向IGF-1R单抗药物Teprotumumab，最早是由罗氏作为热门抗肿瘤靶点的药物开发，后权益几经辗转，Horizon获得权益，开始以甲状腺眼病（TED）作为方向。
这个项目作为*TED药物获批上市，仅2020年净销售额就达到8.2亿美元，成为商业化最成功的罕见病药物之一。
而这背后，不仅要求药企能够对引进的项目做到前期研究（CMC、安全性）的查漏补缺，还要能从自身战略出发，重新选择临床适应症和设计方案。
这涉及了创新药研发的全流程。所谓研发，英文是R&D，即Research研究& Development开发。这其实是两类相辅相成但又不太相同的工作，研究是设计出药物，开发就是临床开发，包括临床适应症路线、设计、推进。
过去，人们认为license in能够帮助国内药企顺利走过相对薄弱的R环节，能够加速药物上市。但实际上，更有意义的license in或许是，海外的那种模式。即使是已经到临床中后期的项目，仍有诸多研究工作可以开展，这也是为什么Horizon等海外药企会基于自家研究结果，在获得相应项目权益后，重塑研发路径。
研发和引进，一个是创新药的里子，一个是面子，里子决定面子。
创新的关键在于打破昨天的逻辑，这一点，license in也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