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疾病为入口的创新疗法与创新探索

2023年8月18日，由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投融资服务专委会指导，约印医疗基金、投资界、药渡经纬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清科创业承办的“第三届约印医疗创新产业大会”在北京举办。

大会以“聚力创新，远见未来”为主题，力邀行业专家、领军企业、高成长企业以及投资者相聚北京，共同探讨医疗创新产业的热点话题，为深化融合数字经济与医疗创新产业、推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场《以疾病为入口的创新疗法与创新探索》的圆桌对话由约印医疗基金投资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华创投家同学会执行会长 姒亭佑主持，对话嘉宾为（圆桌对话嘉宾以姓名音序排序）：

杜娟娟 清华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瑜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院长

王卫东 解放军总医院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郑铁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以下为演讲实录，

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

姒亭佑：各位老师，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探讨创新，四位都是我们在业界的翘楚，同时一直都是在做创新转化，所以不单单只是做治疗，还包含了做科学研究。我们请各位先介绍自己从事的工作，及自我介绍。

郑铁晋：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外科，从事了20多年神经外科的工作，目前主要从事脑血管病的手术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和传统的手术治疗。安贞医院有很强大的心血管背景，并且还开展了心脑血管联合性的治疗，俗称心脑同治。同时也开展了心脏和大动脉，外周血管和脑血管联合的治疗，这些疾病是同源性的，大部分是动脉硬化的疾病。针对辐射到全身的血管性疾病，形成一体化的治疗方案，从而让病人得到系统的改善。

在诊疗过程当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近20年来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现在治疗的技术和观念的革新。

姒亭佑：下面请北航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的院长樊瑜波老师，樊瑜波老师在业界特别的知名，创新了非常多的项目。请您介绍一下。

樊瑜波：谢谢主持人，很荣幸跟大家交流，我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北航近20年倾力打造医工学科，在北航16字发展方针“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文科，优势医工”中，“优势医工”的方针携北航顶尖工科进入医工交叉领域。

北航医工已建立国家医学攻关产教融合平台（医工结合方向），建立了两个北京医工交叉领域的高精尖创新中心，也建立了北京市、工信部、教育部一系列的重点实验室。这三大医工交叉板块成为北航医工的三大主要特色方向。

围绕着这三大方向，我们已经拥有了170多个编制内的教师，拥有两个从事医工交叉的学院，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和高精尖创新中心，孵化了一批的企业，转化了一批成果。我本人及团队主要开展生物力学、生物材料和康复工程研究。

姒亭佑：下面有请解放军总医院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卫东，王主任与产业有特别的技术合作与交叉创新，我们请王主任介绍一下。    王卫东：谢谢主持人，很高兴来跟大家交流，我的背景是信息学博士，到北大以后开始搞核物理在医学领域的应用，MRI与核医学影像。301医院引进了全球第一台临床的PET，现在叫PET-CT。我就任职于301这么多年，主要从事医工的医疗器械开发和各种生物信息处理等研究工作。

从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开始，参与了国家关于医疗器械研发方面的专项管理工作。

姒亭佑：下面有请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博导杜娟娟老师，杜老师是之前做生物医药，目前在做疼痛管理的药物研发，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杜娟娟：我是清华大学药学院的杜娟娟，我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从疾病出发做药学的，我是专注在新技术的开发，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对下一代抗体药物的开发和应用，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抗体药物，抗体药物在前20多年来非常成功，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实验室想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能够克服一些抗体药物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对于多次跨膜蛋白（比如说GPCR或者离子通道）进行抗体类药物的开发。目前，我们正与企业在疼痛相关药物的研究展开合作。

姒亭佑：我姓姒，我是大禹的142代，我原来是美国药厂在中国区的总裁，专注在早期研发。

另外我和杜老师有一点交叉，在疼痛管理领域，我们做了一类管制药物，芬太尼贴片的技术转移。当时我是亚洲的负责人，芬太尼贴片的生产受到高度监管，有严格的生产标准与规范。离开药厂转做投资，在全球投了有120多个基金，同时直投有300多个项目，同时我也是约印投资顾问委员会主席。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从学术界到产业界的合作，将学术研究转化为产品，今天我们请到的学术界的专家老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郑老师，您不仅是在神外领域做手术与治疗，同时也关注产品优化与创新，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之前的一些案例，或者一些想法？    

郑铁晋：我在20多年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当时脑血管病方面的治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技术，主要依赖于一些常规的药物，很多病人可以说是听天由命。在外科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大家可能只知道常规的开刀：颈内动脉剥脱术，美国在50年代就开展了，当时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其他的治疗是没有的。

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末期，国外血管内的治疗，也是我们常说的介入治疗技术引进国内，从此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脑血管病治疗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介入治疗包括我们常听说的支架技术、取栓技术、动脉瘤的栓塞技术，都是通过血管内的操作完成，但是这些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完全依赖于科技的发展。中国之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积累，完全引进国外的技术、产品和耗材。尤其是我们头十几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全部是国外的进口产品，在05年时中国只出过一个国产的颅内支架，这个支架到现在还在使用，其他的全是国外的产品。包括脑血管的诊疗技术，大家熟悉的CT核磁，这些都是国外的技术和国外的产品。

一直发展到近十年，国内厂家逐渐参与到其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国产的技术和产品。这里面也发现一些问题，脑血管介入发展得比较晚，大家了解的大都是心血管的介入，在90年代末到2010年，心血管蓬勃发展的时候临床应用很广，技术发展也很快，但是神经脑血管方面发展比较慢，治疗达到了一个平台，再往前进，就出现了迟滞。

由于没有自己的技术，一些临床的需要也得不到很好的反馈，所以是一种被动的等，国外有什么新技术，有什么新材料，什么时候引进中国，才可能再往前跟进一步，但形成不了一种主动的前进力，是当时临床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还存在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国内缺乏一些技术的有效更新，临床的需求、技术和基本研究是脱节的。比如说在十年前，对于血管和心血管病的研究上，需要一个核磁影像的评估，我们医院也做过，可以做到临床和标本去做对比，但这个核磁技术得不到有效的改进，达不到一种很好的交流。

我们当时开发一个新的技术，引进洛杉矶的一个进口软件，进到中国来做颈动脉血管壁的分析，当时引进的时候，是通过教学引进的，相当于免费使用这个软件，使用的时候也发现一个问题，国外的东西理念非常好，但在国内没有做相关的临床验证工作，所以它的影像结构和临床也会脱节，很难揉合在一起，后期再改进也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国外研发的产品，在沟通上也存在一些延迟或者不利的情况。

所以在近十年，针对临床上的很多要求，国内的一些厂家、人士就做了很大的投入。神经介入这一块是风起云涌，群龙争雄的状态。现在血管病的治疗更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尤其在病人的评估方面，需要很强的影像学。普通的X线，CT核磁，到造影剂，现在还有7.0T的核磁，对影像分析有极大的推动，还有CT机的扫描速度，扫描的频率的提升，这也影响很大。临床需要这些设备的更新，同时需要一个配套的软件，所有的设备都需要一套很完善的能做图像分析的软件，甚至这个软件比它的设备更重要。

十几年来，很多公立医院只买了设备，不买软件，导致很多影像评估技术得不到有效的发展，这是我们在医疗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耗材，我们对耗材依赖很大，尤其是介入技术在这20年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熟，完全仰仗于耗材的更新。原来很多不能治疗的疾病，现在都可以通过血管内的治疗，达到一个有效、安全的治疗。但是在更新的过程中，临床耗材的使用中，中国人的体质和国外还不一样，需要相应的进行调整、修改，同时根据技术的需要，希望对材料做一些本质上的创新。

这几年我们国内能做到一部分，现在国产引进了以后，可以做到快速的结合。比如导管，现在可以跟厂家进行合作，依据中国人的需求进行长度、管径的改变。现在国内的技术创新主要有几大方式，第一是原研这一块国内厂家较弱，缺少技术积累和技术的转移，有些厂家能够做到，技术的转移完全把国外的技术材料整个搬过来，可靠性和安全性比较好，成本也比较高。更多的厂家是仿制，我们发现大家是在同一个领域，同质去竞争，导致所有的产品是一致的。就以取栓产品为例，有很多厂家都参与了这一方面的投资和创新，但是所有的产品几乎是同质的，都是以进口某一个产品为模板，导致没有特点和任何的优势，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但是有的厂家是技术转移，早期成本也很高，价格上未必有足够的优势，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可能也做不到价格优势。大家太集中了，视角太窄了，都集中在一个点，投入很分散，最后谁也发展不起来，临床上得不到更好的更新和换代。

再就是临床上需要一些更新的理念和技术，我们现在也跟一些机器人技术合作，理念很好，但与临床脱节。例如达芬奇机器人的优势可以做到人眼无法直视的角度，机器人能看到，能去操作。但是介入机器人完全是在影像学上的指导，人也可以做到，机器人能做影像指导，但在材料选择上没有智能化，还需要人工去配合，导致机器人效率很低，成本很高，不符合实际需要，无法在临床上开展应用。

临床上的很多软件，需要AI智能化的发展，临床开发的角度和医生的需要也是不完全匹配的，我们需要的软件在开发的过程中，缺乏临床印证，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就缺乏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评估，不能有效使用。还有一个很多厂家很困惑的问题，配合医疗开发的项目没有临床收费。所以我们希望在医疗整个技术开发的过程中，还需要配套一些政策，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部门，要开拓一些领域。

很多公司到我们医院推荐产品，还存在一些伪命题，这个技术可能是已经很老的技术，重新做了包装，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这对临床工作没有任何的帮助。再就是有一些技术没有经过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验证，已经摆上了市场，甚至需要我们进行应用和验证，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在国际上得到应用和安全性的验证，导致临床没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支持。

姒亭佑：您刚刚提到了这些，其实在国际上同样要面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和产业界一定要基于医生的需求，尤其是医疗器械。但这些概念转化为产品，需要工程和申报相结合，这个问题我想抛给樊瑜波老师，医工交叉包含医学和工程，我们实现出来，最终的用户是医生。产业自己认为做得很好的产品，如果医生在实践中使用不理想，或产品标准无法达到临床的要求，这样的产品应该是属于失败的。您专门做医工交叉，在做转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经验，还有成功的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    

樊瑜波：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们国家医疗器械领域，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从2、3千亿规模到4千亿，从“十三五”末六千亿到现在万亿规模，还在快速的增长。因为它的需求很大，逾千品种，赛道非常多，依据的科学原理极其丰富。可以说工程科学的疆界有多宽，医工结合的疆界就有多宽。最新的、最时髦的技术一问世，例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纳米技术等，立即会在医工交叉领域找到结合点。工程科技走到哪里，医工交叉就会走到哪儿。

应该说我们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开始是跟踪和模仿，别人有什么，就照着做，那个时候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这样一个口号；现在要创新、要引领，这个方面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很多东西是一些关键核心的东西、knowhow我们不掌握。当今的医疗技术和医疗器械研究，已进入到“创新-转化”的快车道，我觉得在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之间已经呈“短路”态势，以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转化是三个战线，上中下游，现在路径很短了，今天有一个想法，明天就可以试一试，后天就可以做、可以进入转化研究，从基础研究到转化之间，已经呈现出短路的态势。

第二个感受是，医工现在讲结合和交叉，我觉得都不过瘾，应该讲融合。如果说在跟踪仿制阶段，应该说医生的感受、需求和体验极其重要，这是医工交叉的初级模式。实际上现代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从开始的时候是医工融合的，那个时候科学家和医学家是不分科的。我本科是学力学的，在流体力学领域，法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家泊肃叶，他提出了流体力学泊肃叶律，但他也是执业医生和生理学家，他发明了血压计，他自己是医工融合的。没有医工融合，不可能有医疗技术真正的原创引领性创新。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医工融合特质的懂工程的医学家和懂医学的工程科学家，他们才能引领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和医疗装备与器械的创新。而不是简单说医生提需求工程师来解决问题，那种需求和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创新的，只有医工融合创新引领，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第三点感受是，那些看似是技术瓶颈的东西，其实背后的关键是科学。看似我们的生物医用材料性能、可靠性疲劳特性不好，我们常常说工艺不好、设备不好等，其实我们缺乏背后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和指导。就像我们用试管，将几种物质混合摇一摇就混匀了，但如果是大型的反生产反应器中，在短时间里混匀物质、混匀温度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要考虑它背后的复杂流动规律、传质和传热科学问题，看似是工艺问题，其实背后是科学问题。

姒亭佑：樊老师讲得非常详细，我国研发阶段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医学是多学科的交叉组成，我们科研更需要跨领域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王主任在创新领域不单单是医疗器械，还有生物工程，也是多学科交叉，您是否能分享，在创新研究的方向与研究成果。    

王卫东：我的工作只是跟创新相关，今天我看了这个论坛，是医疗创新产业大会，实际上前面两位讲的是对于医疗器械的需求，跟临床结合的时候，是医疗器械的问题。樊老师也讲了在医疗器械创新中有哪些感受。但是无论是医疗器械，还是药物，还是材料，要用在医疗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超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物理因子，我们现在研究得很透彻，但是超声在临床上的应用，是在不断的增加，要考虑到超声物理基础、生物学效应和临床需求。超声物理和超声医学物理实际上是比电学还要早的一门物理学技术。

刚才樊瑜波老师讲的试管摇匀，超声可以用来粉碎细胞和摇匀，也可以用于影像，如B超、彩超、弹性超声等，现在还在发明新的技术，肿瘤的空化技术，国内外都在做，而且有可能在无创消融取得重大的突破。这种突破是医生要认可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要把创新药拿到临床上去用，哪个医生敢用，用在哪个方面，你选择什么样的适应症是更好的，所以要选一个适应症，风险最小，又能证明技术是有效的。超声消融现在大部分用于肝癌，肝癌有一个问题，它在肋骨下面，很难把它产生（空化效应），现在在生物学领域把这个效应叫做病理学损伤，而不是现在介入的消融损伤。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创新，所有的环节都得搞清楚。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发明创造，搞创新的，搞产业化的，我们要往产业化走，往往都只看到了一点，没有看到全貌。比如说，超声治疗的HIFU在子宫肌瘤临床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到全身肿瘤就会受到限制。

我想今天讲医学创新，仅举这个例子，就是很难去把一个事情说清楚。

姒亭佑：可以看到科学家在探索人类边界的时候，需要不断的思考探索与验证，以前我们是产品短缺，把国外的产品引进落户中国，直接重复国外的实验，会有完整的路径与标准。现在是一个产品，有很多家公司在生产，产品同质化，大家都做同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就必须要差异化与优化，那创新是你必选之路，才会有产品与业绩的突破。下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杜老师，您在做研究的时候，您的课题选题和研究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杜娟娟：我回国之前主要做抗体工程方面的研究，虽然是在学术界，但是做得非常偏向转化。回国之后，我虽然是在高校工作，但是我认为科学研究也一定需要解决实际的问题，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而是要做确实有用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尤其是抗体这个领域）更加适合在公司进行，例如传统的单抗药物、ADC等等这些比较成熟的药物种类，并不适合在学术界做。因此，我选择去做一些更具挑战性的研究。我认为，对于在学术界创新来说，相比于公司的研究要更“不靠谱”，需要更具挑战性、创新性更高、承担更多的风险。刚刚药渡的李总也说，现在很多公司在做Me too、Me3、Me4、Me5，更多的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也很同意，我认为在学术界做创新的药物，要更往前迈，迈到还并不是很成熟的领域。我在自己实验室现在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想做新的modality、新的靶点，去探索一些新的技术，找到一个独具特色的切入点，去做全球新的药物。

姒亭佑：我们之前部分科研人员为了拿国家科研基金，把国外的实验在中国再重复一遍，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请教一下郑主任，您刚刚在提到了医疗创新的一些感受，您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与一些建议，或产业界，在跟医生交流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样的路径会更有效？

郑铁晋：在交流方面，我有几个体会，关于医疗检查技术方面的融合。在刚开展颅内动脉治疗的时候，需要做颅内动脉的高分辨核磁，它不是常规的核磁扫描，是通过和医生之间的沟通，厂家的技术人员要创造一个新的序列，才能扫描颅内的血管，与厂家共同去磨合这个序列。扫描速度和扫描角度，进行不停的组合、实验，来达到临床需要的影像的结果，但需要医生和开发人员进行充分的磨合。

因为医生并不了解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原理，但我们能提出临床上的一些需要，通过设置参数改变之后，获得的图像临床是否去认可和是否能接受这个图像。在结合的过程当中，医生的认知条件不会那么广泛，但是我们提出产品的客观标准，技术人员和开发人员根据我们的标准去调整参数设置，或者其他数据上的支持。

我们的反馈促进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血管病核磁，这个技术发展到现在已经三代，我们做完一代以后，当时的公司需要我们反馈，在做影像模拟和分析的时候，依据其他基础的动物实验做出来的影像，和临床是有误差的，需要临床大夫一步一步的去磨合。作出一个影像，是斑块，还是炎症，需要临床医生去验证，需要充分的沟通和磨合。

还有在原材料的技术更新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材料？但是我们不懂材料学的知识，只能提出需要一个什么物理性状的材料，由开发人员去合成各种材料供我们选择，我们觉得哪个材料制作出来的导管更适合临床的使用，开发人员根据这个进行材料学上的改变。

姒亭佑：您提到了一个重点，绝大部分的医生不是工程师，就算工程做出来，医疗产品也需要申报，我们借鉴以色列的体系，第一，医生有想法，旁边有一个工程的团队，协助医生把这个想法实践出来。同时还有一个团队协助注册申报，让产品实践出来。回到杜老师讲的，一般学术界做全球前沿技术探索时，会用未被证实的新技术，但产业界需要遵循注册申报法规，基本都会用成熟技术，这就无法突破人类边界了，因为医疗产品需要验证，安全性、一致性、有效性与重复性。科学界将想法和技术实践，再去申报，把它变成真正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它是一套机制，这也是樊老师在做的事。    

郑铁晋：现在临床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一些新产品的开发，一个国产的团队来辅助，我们医生提出了一些思路，要求一个什么性状，主要是物理性状上的要求，还有尺寸的要求，整个团队配合进行技术上的融合。

姒亭佑：谢谢郑主任的分享。想请教一下樊瑜波老师，您带领的医工交叉研究院，有非常多的老师和非常多的课题。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交叉，跟产业界已经转化成为产品的案例？

第二个问题，在座有很多的投资机构，还有一些企业家，实际上他们也需要有新的东西推动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您们合作？    

樊瑜波：因为我们开展医工交叉研究涉及到的面比较广，我们学院在三大方向板块都有很多成果转化，一个是在生物材料上，我们跟很多企业有合作，也有把我们的技术转化给企业，包括心脏瓣膜、可吸收支架、关节、骨固定器等植介入器械，这些领域我们都有成功的成果转化。

另外在治疗方面，北航医工研发了系列医疗机器人，包括骨科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有的是将成果转化给企业，也有年轻老师创业。在诊断方面，特别是新一代成像技术领域，北航在分子影像、红外成像、光声成像及医学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有的正在转化，有的已经转化成功。

北航的医工近些年孵化了十多种获三类医疗注册证的产品，与数十家医疗器械企业开展了合作。另外我们更看重的是前沿创新，我们更重视聚焦生物医学前沿基础研究,以前沿创新性研究引领医疗技术和医疗器械的创新，是我们大学教授们的追求也是大学更关注的。当然我们也研究很多支撑性技术，比如我们研究心脏瓣膜等心血管植介入器械的性能测试和评价系统，包括脉动流评测系统、疲劳测试系统等，这些东西是支撑企业产品质量管控、产品性能测定的重要设备。但是我们教授们更感兴趣的是前瞻性的创新引领，这是大学存在的价值。    

姒亭佑：樊瑜波老师讲得特别好，我们目前国家走到了这个阶段，要带领我们往未来的发展。王主任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目前研究的创新方向和项目？    

王卫东：我最早是做影像的，有一些MRI成像方法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转化的磁共振成像脉冲序列设计，用来提高成像速度，用动脉磁标记看清脑血管的分布状况，进一步做定量的分析。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有一些被企业采用或者是转化，另外在核医学影像方面做了一个全新的数字PET，分辨率是全球最好的，使用药物的剂量减少了四倍以上，已经在一些公司转化。

另外我们在电子和信息方面做一些医疗终端，为大健康做医疗终端，现在强调数字疗法，就是如何获得对人各种监测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指导预测，或者对人本身做健康的自我调整和为医生提供有效的建议，就是所谓的精准疗法。这些智能终端中有一些终端很特别，从血压计里面比较看到的是收缩压、舒张压、还有脉率，还可以看到血管的硬度、血管老化的程度，甚至可能哪个地方有栓塞的改变，从一个普通的血压计增加一些新的技术进去。

刚才郑主任提到了取栓支架，我们带领了博士在设计，从力学的角度去分析不同支架在取栓时的区别，什么样的临床特性用什么样结构的支架，怎么保证对内皮细胞不会造成更大的损伤，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

在信息方面我们做人工智能，目前主要是把一些推理认知技术用于中医的推理，把用血压获得的信息，脉络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去进行脉学的诊断，做这些方面的创新转化。

另外，胶囊内窥镜开发，我们第一阶段是模仿它，后来改进它，能够做到帧率达到很高，达到每秒30桢，另外还把一些治疗方法和装置，综合到胶囊内窥镜中，目前我们团队的产品已到注册阶段。我们团队也在做脑机接口，我自己在独立做一个类脑计算的项目，研究怎么把类脑表达和计算跟脑机接口和神经修复工程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在脑机接口到神经工程和功能神经刺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以及研究神经搭桥中间这一部分，到底用什么样的器件去解决搭桥中的问题，我们在做理论的工作。也和一家国内公司在合作。

在生物方面，我们有一个团队，正在做CRM细胞，巨噬细胞对实体瘤是有治疗作用的，临床上已经在转化，一开始在307医院转化，后来转到我们研究中心，如果大家感兴趣，大家可以私下交流。

姒亭佑：王老师跟产业界结合特别深，有好多的项目成功转化。请教杜老师一个问题，如果研究偏应用，发表文章其实它的影响因子就不高了，要偏创新，要有很新的东西，但是又跟产业界距离比较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杜娟娟：这两个看起来确实是矛盾，做应用的好像就发表不了好文章，做特别的创新，又很难落地。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临床上或者新药研发中重要的问题就需要用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解决了重要的问题，也就可以落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要有创新性，但是又有应用价值的东西，我自己的定位并不是在那种特别前沿的基础科学的领域，也不是我现在follow现有研究应用的思路，而是找到针对现有挑战的创新解决方式。其实是我们的药物领域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只是它可能比较困难，也有很多人在这个领域孜孜不倦的耕耘，如果找到了解决方案，它确实是可以有创新性，又可以应用的，我们就是想去做这样一些事情。

姒亭佑：最后我用投资界的角度来看，投资界其实会有几个差别，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投资资本，都投比较晚期的，都是成熟企业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另外，如果说再早期一点，或者还在孵化期的时候，有一些成长期的VC，那它可能会参与。如果在更早期的时候，会有天使，天使大部分都是你已经有一些数据，他开始进入。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在做探索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国家与国家实力的竞争，而此时此刻我们国家必须支持，而且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的投资资本怎么前移，我认为它应该把钱的周期分类，分成科研期，天使期，成长期，成熟期，让资本一棒接一棒，因为它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再就是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结合，因为学术一直在探索人类的边界，他需要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对人类有贡献。但是产业界一直在专注做质量控制的事，就是要让他一致性、重复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他在做的是不断重复建立他的标准，所以他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就像麦当劳做一百万次，味道都不能变，这是在做产品。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如果走到产业界的企业，注册作为整个公司的主轴，科学创业企业，不能老是一直在做不同的研发，让新技术新产品一直不断推陈出新，就没有向申报产品方向推进，你会发现你的公司一直在烧，而不是变成产品和产业化。我们认为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希望产业界一定是抓着注册主轴，所有的数据能够帮助你拿到注册证，拿到药证，拿到医疗器械证，它才增值，不然就浪费钱，这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最后，我想每一位老师可不可以给医疗创新工作者一个寄语，或者是建议。

郑铁晋：未来的医疗创新是我们医疗发展绝对的基础，没有创新，医学就没有发展，我们希望能得到更有效，切实，安全的创新。    

樊瑜波：现在讲医工结合，我总觉得不过瘾，结合是有边界的，说医工交叉，还是不过瘾，因为虽然交叉是犬牙交错但还是有界线，实际上应该是医工融合，因为生命的本质没有分是生物的、化学的、还是力、电、声、光、热的。只有医工融合创新才能解决未来人类健康遇到的难题。

王卫东：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投实验室和科学家更早一些，从实验室和科学家得到真正的创新，这才是创新的源头。而这个创新的源头就能彻底的改变我们医疗服务，医疗模式，我们健康保健模式的发展。然后再到下游的产业，这样才是真正的强调创新。

杜娟娟：我借樊瑜波院长一个词，就是融合，我希望以后学术界和产业界融合，创新与落地融合，能够做到这样。整个产业或者说行业就会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