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周杰伦在香港举办演唱会，台下的观众不仅有香港明星阿Sa、容祖儿，老牌豪门家族的新一代代表人物也集体亮相：霍启刚、何超莲、郑志刚。
曾几何时，在香港舞台上万丈光芒的并不是台湾歌手，而是本埠艺人。
人们经常会唏嘘香港文化产业的没落，但关乎更多人的，其实是长期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的困境，和来自方方面面的竞争：新加坡在吸纳着本应前往香港的外资，大陆游客更多选择海南去购买免税品，“前海金融30条”影响着香港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等。
2022年，香港GDP已经被苏州超越。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香港已不再是那个风华绝代的亚洲小龙。十年前就开始陆续接掌家族财富权柄的香港豪门第三代们，对此显然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何超琼加入了政协，把关注点放在了大湾区协调发展上；霍启刚娶了郭晶晶，也在追求政治上更大的建树；郑志刚不仅将K11商场开到了内地，甚至将新世界集团的总部都搬到了广州。
最新的消息是，郑志刚和中誉集团等共同购买中国充电服务*股——能链智电发行的总计35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在这笔投资中，郑志刚罕见地用了个人名义，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看好毋庸置疑。而这，只是郑氏家族在大陆资本投入的一部分。
更进一步，郑氏家族对各类大陆新经济企业的投资，也是整个香港资本流动、产业变化的一个缩影：他们“变了”。
1、港圈新风
投资重心，转向大陆。
香港四大豪门中，李家与郑家近年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动向。
李嘉诚大规模抛售了在大陆的资产，将家族资产重心转向了海外，也因此在民间舆论场饱受诟病。郑志刚则延续了爷爷郑裕彤与内地更加紧密的联系，直言“香港的市场太小了，放眼整个中国才会有大的发展”。
1979年时，香港的GDP是深圳的400多倍。40年后，深圳的GDP最终超过香港，并且以一个迅猛的姿态，不断拉开与香港之间的差距。到2022年，深圳GDP同比增长3.3%至32387.68亿元，而按照港元计价的香港GDP同比却下滑了3.5%。
一增一减之间，两座邻居城市的经济差距持续拉大。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深圳都有大量企业冒头并迅猛成长。香港的主导产业则是金融、旅游、贸易等服务业。表面上与上海、纽约、伦敦、东京类似，但背后作为支撑的实体经济、科技产业基础比起上述城市却十分薄弱。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北移，经济重心开始向“现代服务业”倾斜，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这是香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90年代前期，香港以一城之地，GDP甚至能抵上中国大陆的20%。
本地资本大佬的崛起与发展历程，与香港的这段产业发展史高度契合。
这个时期的香港创业者们，凭借地产和各类商业项目积累了巨额财富，奠定了郭得胜、李嘉诚、郑裕彤等人的功成名就，四大家族的江湖地位延续至今。
为什么这些香港豪门的商业帝国都根植在地产上？这源于香港国际自由贸易港的经济地位，同时也受益于链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的区位优势。
贸易与资本在维多利亚港的汇集，带来了对办公场地、现代服务业的巨大需求。然而香港的窗口属性注定了，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香港的独特优势必然被削弱，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港资们也纷纷另谋出路。
李嘉诚选择成为全球“资本候鸟”，逐水草而居，而以郑志刚为代表的新世代，则更多选择了拥抱大陆。目前，郑志刚带领着家族公司在广州、天津、武汉等地修建地产项目，把K11带到了7座内地城市，在大湾区的投资超过2000亿，在广西收购高速公路，同时表示未来还会继续加码投资内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硬科技、新能源、新消费为代表的，面向未来的新经济。
2、创投思维
密切关注，越投越多。
推动新世界百货IPO、创办艺术购物中心K11、带领周大福走年轻化路线，都是郑志刚让家族产业“老树开新花”的具体手段。
2017年时，已经回到郑家企业工作十年的郑志刚，设立了自己旗下的*个投资机构“C资本”，这是一家专注于高科技和新型消费领域的投资机构。
C资本至今积累了一批消费类投资案例，包括了已经上市的Helen’s小酒馆，和大陆人不太熟悉的美国健身产品零售商 Bandier、线上珠宝租赁平台 Flont、互联网手表定制品牌Undone、数字化衣橱管理系统开发商 Finery等。
不难发现，在财务考虑之外，郑志刚投资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被投企业是否能与自家的新世界集团战略布局相契合。
郑家的核心资产大部分是商场、百货、酒店和珠宝。新的经济产业环境下，这些业态已经与互联网有了更紧密的融合。郑志刚通过做LP投资了京东物流、小红书、美团等企业，这些都与自家产业经营有业务融合的可能。
拿不出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香港，没有给本地资本提供太多可供投资的创新型企业。拥抱以大陆为主的全球市场，是四大家族们最明智的选择。
实际上，香港几乎错过了整个互联网时代，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
世纪初的互联网产业起步不久就遭遇了互联网泡沫，这让香港各界对于投入其中变得非常谨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香港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决定了，其对于金融与地产的依赖无法改变。
至今，香港都与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文化格格不入。
对于香港经济与全球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不同，对于香港与深圳产业发展的差异，对于香港与深圳乃至于整个大陆内地之间的差距，以郑志刚为代表的新一代香港企业家有更清醒的认识。
他们通常选择利用自身资本优势，以投资的方式参与到更多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去。郑志刚是其中的激进者。与自家传统产业无关的、新兴赛道和硬科技企业，他不仅密切关注，而且越投越多：
2017年11月，他参与了蔚来汽车的D轮融资；2018年8月，参投了小鹏汽车的B轮融资；2019年12月，领投了计算机图形&视觉技术开发商粒界科技的A+轮融资；2021年3月，又领投了晶片设计企业壁仞科技的B轮融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壁仞科技的跟投名单中，有大量国资身影，如国盛集团国改基金、招商局资本、大湾区共同家园发展基金、中信证券投资等等。与这些国家队的步调一致，意味着“港人”郑志刚已更深度地融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之中。
3、押注未来
发展机遇，利润空间。
观察香港最新的引进人才清单，我们不难发现，如今政策面也在押注先进制造、Web3.0、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科技风口。这些也是有望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土地空间上，创造出附加值更大的先进产业。
相比Web3.0等轻资产模式，郑志刚似乎更偏爱重资产、大投入的重科技赛道——认购能链智能的股份显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蔚来汽车、小鹏汽车之后，对新能源产业投资布局的新一轮完善。
与郑家、“大D会”关系密切的中誉集团也有过投资新能源的经历。虽然对恒大汽车的投资最后以割肉清仓告终，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其对新能源行业的高度认可。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仍处于快速渗透期。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688.7万辆，占全球销量的61.2%。庞大市场空间和高速销量增长喂养出来的，是越来越多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和国际声誉的企业，遍布行业上下游。
上游原材料方面，以天齐锂业、赣锋锂业为代表的矿业公司，已经在海外收购了大量优质的锂矿资源；中游动力电池方面，2022年宁德时代全球市占率37.0%，已经连续六年排名全球*；下游新能源整车方面，比亚迪已经超越大众汽车，成为了全球市值第三的车企，全球第二的新能源车企。
新能源汽车已在实质意义上成为中国*全球竞争优势的科技产业之一。作为产业配套的充电服务，自然也会成为资本争相入局的另一片蓝海。
作为深谙“卖铲子”逻辑的香港商人，郑氏家族选择能链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配套企业，在投资逻辑上显得顺理成章。
根据麦格理的数据研究，中国的公用充电桩安装量从2018年的30万增长到2022年的130万，增速迅猛，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据很可能会上升到2630万，复合年增长率高达46%。
欧美国家充电桩保有量及新增量都比中国少，且价格普遍为国内的2倍以上。加上同样有实现原油替代和碳中和的政治要求。因此，我国新能源产业的空间前景，并不局限于国内，而是有着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和利润空间。
2022年中国累计出口新能源汽车近5.6万辆，同比增长307.2%。人民日报对此的点评是，“抓住新能源汽车市场机遇，在海外市场实现新突破，是2022年我国汽车出口的*亮点。”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家电产业、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几乎逼近了全球分工体系的最高点。甚至，如今的新能源相比曾经的家电、燃油车更具颠覆效应，对于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会更加明显。
如果没有严重的全球政治因素影响，中国的科技产业在国内的大发展之后，必然会向全球范围寻求更大的市场。这意味潜在的巨大收益，以及对资本的迫切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郑氏家族成为了香港资本界最敏感、最坚定投入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从新一代掌门人崛起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