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婚姻里，从不缺少关于彩礼的传说。前不久，江西萍乡因一则“1888万天价彩礼”的新闻而出名，虽为杜撰，却在网上掀起惊涛骇浪。
彩礼，俗称“聘金”“聘礼”，指男女双方在订婚和结婚时，由男方或男方亲属支付给女方或女方亲属的财物。
彩礼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的民间礼仪规定缔结婚姻时要遵循“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徵礼就相当于我们如今所谈及的彩礼，它本义是以礼的形式维持和规范婚姻秩序，但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它似乎丢掉了最初子女缔结姻亲的初衷，成为某种意义上攫取钱财的工具。
“天价彩礼”的频繁出现，成了许多备婚家庭的负累，更如同一个坚硬的磐石，堵在年轻人迈入婚姻的路途中。为了打破这种僵局，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主张零彩礼，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彩礼之变。
01 “之所以能妥善解决，是女方私下偷偷给了父母10万元”
中国人素来委婉，在恋爱初期，鲜少有人谈起彩礼。但发展到恋爱后期，彩礼又成为谈婚论嫁中无法跨越的话题。彩礼如同一个严肃的守卫，严格检验着恋人双方之间的信任与真诚度。
腾讯新闻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显示，中国超过七成（73.8%）的婚姻都收过彩礼，超过四成家庭因彩礼礼金问题发生矛盾。浙江以超过18万元彩礼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区中高居*，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
据温州青年婚恋品牌元气月老的主理人施展观察，在以个体经济为主体的温州，婚俗理念十分传统。多数即将走入婚姻的年轻人，通常沿袭传统的婚俗习惯，尤其是在相亲局中，彩礼事宜更是以家族长辈意志为导向，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她经手的个案中，多数人都能平等、友好解决彩礼事宜，但也有因彩礼问题而导致相亲失败的案例，其比重大约为20%。
去年，施展经手的一对会员，在恋爱阶段相对平稳，但当谈到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因为彩礼金额谈不拢而最终分道扬镳。女方是家中长姐，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结婚，当时男方给了20万元彩礼，因此，家里长辈要求姐姐结婚时的彩礼习俗也参照妹妹的情况来，女方父母还表示婚礼结束后，会将20万元返回到女儿的手中，并额外提供200万元的嫁妆，作为小两口的启动资金。但这遭到了男方的拒绝。施展也曾在中间多次调解，但终究以失败告终。男方数次质问施展：“万一她父母不退回来怎么办呢？嫁妆真是说给就会给吗？”
事后施展也仔细想过，女方是1989年出生，男方是1987年出生，在三四线城市的温州，两人早已算作大龄青年。他们谈了仅半年多就急匆匆地想要走入婚姻，但情感基础很不牢靠。因此，这段爱情没有好的结果，看似是因为彩礼，其实是因为双方爱得不够坚定。
在施展的另一个个案中，女方出身农村，家庭条件相对贫困。她是家中长女，有两个弟弟，她比较争气，自己考上了编制，成为了一名老师。而男方出生在小康偏上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独子，加之职业是工程师，因此总体而言，条件不错。初次见面，两个人就一见钟情。大约一年半后，他们商量着走入婚姻。
按照当地婚俗习惯，男方已同意负责两边全部的婚礼支出，包括车、房以及酒席花销，但女方父母仍希望男方能给出10万—20万元的彩礼。在他们的计划中，这笔钱不仅可以用来补上女方家前些年由于盖房而欠下的债务，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个儿子将来的娶妻压力。
男方对此表示不满。他十分气愤地跟施展表示：“我怕的不只是这笔钱，而是怕一直要钱。”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家庭内的成员都为这笔彩礼争执不下。在那期间，施展也进行多方协调，好在两人的感情很好，最终彩礼协定为66000元。施展表示：“之所以能妥善解决，很大原因是，女方私下偷偷给了父母10万元。”
这让人联想到，早年间，学者陶自祥在中国部分省份的农村地区调研后发现的一个现象：为了降低儿子打光棍的风险，家长会强迫女儿早婚，以准备儿子结婚所需要的高额彩礼。
基于此调研结果，陶自祥在文章中写道：“高额彩礼对家庭所有成员中造成危害*的对象，应当不是父母，也不是儿子和媳妇，而是嵌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最边缘弱势地位，而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女儿。”
02 “我不想让自己跟钱画上等号”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当代年轻人备婚的过程中，婚纱、礼服、造型和婚礼现场等，是新人关注的重点，而彩礼、嫁妆，则是父母这辈人的关注点。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绝大多数新人结婚时，都会服从于长辈们对于彩礼的安排，极少数人会主动扭转这种画地为牢的局面。
32岁的湖南姑娘方莹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三年前，方莹嫁到了广西南宁。她是家中独女，没有兄弟姐妹结婚作为参照。婚前，父母鲜少提及这类婚俗。在她的记忆里，父母很宠爱自己，尤其是爸爸，曾多次告诉方莹：“以后人生的路都由你自己走，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只要你幸福，我都会支持。”
2016—2019年，经历了和男友三年同居生活之后，方莹*次见到了未来公婆。当他们问起湖南当地嫁娶风俗，需不需要聘礼时，方莹自信地拍板：“我家不讲那一套的，我爸让我自己做主，只要我幸福就好。”
但对于一位父亲而言，设想女儿出嫁和面对女儿真正要嫁人时的反应是不同的，那一刻，彩礼，成为了女儿择婿优秀与否，检验对方家庭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标尺，更重要的是，它是男方求娶女儿热盼程度的试金石。
方莹表示，那时候，父亲的脸变得有些严肃，他问方莹：“彩礼呢？”方莹有些不适应，回答敷衍又任性：“你不是不要吗？”曾经无比亲密的父女因彩礼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到了摔杯子的地步。在方莹的心中，父亲变得出尔反尔、不可理喻，她觉得，“这甚至磨灭了他在我心中自小形成的和善、伟岸的形象”。
这场因爱产生的代际矛盾，终究以父亲妥协而得到了表面上的解决。“父亲虽有不满，但也忍着。” 方莹表示，公婆见此，多次提出要拿出彩礼，但方莹拒绝了。她有着自己的倔强：“我不想自己跟钱画上等号。”
03 将彩礼作为风险基金，远不如找到一个相扶一生的人来得靠谱
在现代文明的推动下，“彩礼是新娘的价格”这种文化语义逐渐消失。但如同方莹父亲和绝大多数女性所认为的，彩礼仍被视作男方诚意的体现，仿佛“没有彩礼就没有安全感”。因此，若有人愿以零彩礼走进婚姻，她不仅要对爱情足够坚定，更要有能力说服亲人，与自己一起面对有着不确定因素的未来。
与方莹不同，何宁恋爱时，堂姐们就跟她普及了当地的婚俗知识——她出生在安徽农村，父母务农，家庭条件一般。当地普遍的彩礼要求是20万元上下，男方为双方购买钻戒后，还要为女方额外购买三金——金镯子、金项链、金耳坠。不仅如此，女方婚礼上的酒席，也由男方进行操办。
这让何宁觉得不适，她隐隐觉得不太公平，她有些紧张地试探父亲，想知道能否不要彩礼，父亲的回答很利落：“酒席我自己操办，钻戒、三金我不管，彩礼钱我不要，会原封不动让你拿回去，但是过程必须走一遍，不能让亲戚朋友们觉得我将女儿白送人。”
她不赞同，但是理解父亲的做法——在他们当地，宗族概念仍占据主流，*代表性的祠堂也都得到修缮并且保留。同一姓氏的人家即为同一宗族，但凡任何一家家中出现婚丧嫁娶事宜，整个家族都会将其视为“家务事”。
族中后代女辈彩礼的高低，更是衡量本家族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社会威望的标志之一，因此，嫁女儿不索取高额的彩礼，不仅是单独某个家庭的决定，更与宗族面子息息相关。得不到妥善处理，该家庭的长辈会饱受苛责与非议。
父亲的一生并不富裕，操持这个酒席也要花费很多积蓄。从这个角度来看，年迈的父亲已经为她的婚事退让了一步。何宁有些愧疚，主动跟老公协商——她愿意放弃钻戒与三金，但希望老公能拿出20万元的彩礼走一个流程。
何宁顺利得到了老公的支持。婚礼当天，热闹的鞭炮声响彻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何宁在众多亲属的祝福下被老公抱上婚车。车刚点火，母亲示意何宁摇下车窗，将一个红包递到她手里，那天母亲格外温柔，对何宁轻声说：“拿着。”何宁打开红包，是那张存着彩礼的银行卡。
她哭了，但并不后悔这个决定——何宁把卡交回到老公手里，物归原主的那一刻，她感到释然——自己终究没有选择一条自己不愿意的路。
何宁表示，自己对老公感到足够的“安全感”。除了彩礼，在房、车方面，尽管何宁与老公一起还贷，但她主动放弃加名。她十分坦然：“这不是恋爱脑，而是深思熟虑的决定。”她认为，婚姻的本质应该是契合。将彩礼作为风险基金，远不如找到一个能相扶一生的人来得靠谱。
如今，随着现代社会中女性角色的不断多元化，作为传统民间风俗的彩礼性质也发生了偏移——部分地区“天价彩礼”乱象频出，彩礼功能本末倒置，丢掉缔结婚姻的初心，变成了攫取高额财物的手段。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地区争相出台政策遏制“天价彩礼”。
2月13日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点名“高价彩礼”现象，要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当彩礼越发地被关注，甚至被划分为陋习的时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彩礼存在的合理性——它还适用于这个时代吗？
《中国婚姻史稿》里介绍：“周时玉帛俪皮，战国以后，始益以金，至汉，则以黄金为主，魏晋南北朝用兽皮，隋唐以降，品物繁多，宋则惟财是重。”
不难发现，越是开放、平等的朝代，对彩礼就越不讲究，平民人家抱一只大雁，就可获得一段对婚姻的允诺。
因此，如施展所说：“新一代年轻人正在不断地探索着、享受着平等带来的裨益，这定将引出对彩礼的新一轮思考。未来，彩礼不一定会完全消亡，但肯定会以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