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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孩难求,怪年轻人有什么用

也许,生育本身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不应该成为解决其他问题的手段。或许,让生育回归生育,才是问题的答案。

相对低的生育率代表着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抑制的生育愿望,尊重年轻人选择权的同时,为生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2月20日,上海市卫健委发布《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其中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全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7。

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维持现有人口规模,而这一指数的国际警戒线是1.5——一旦低于这一警戒线,就有可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社会的惯性和自我强化过程会使生育率的下降趋势更难扭转。

与上海相比,2021年日本东京的总和生育率为1.09,韩国首尔为0.63。同为东亚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三座城市以及它们所在的国家似乎“同病相怜”,生育率逐年走低。

2022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78,连续五年低于1,全球垫底。日本近年的生育率相对平稳,保持在1.3以上,但自1995年之后也没有再突破过1.5。

在中国,开放二孩、三孩的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鼓励生育的措施不断推出,但看起来仍旧是收效甚微。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的超级大城市,上海可以看作是中国出生率降低的缩影。

生育率为何一降再降?我们又该如何去谈论生育?

01 低生育率的A面:被房价压垮的年轻人

是什么在阻止年轻人生孩子?

从短期来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成为了影响生育率的黑天鹅事件。病毒带来的健康忧虑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导致一些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加剧,生育暂时被搁置一旁。

从更长远来看,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可能才是年轻人不想生育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学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41 个城市在11年(2008—201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房价上涨得越快,生育率下降得越快。同时,如果用房价收入比衡量居民的购房能力,则会发现居民购房能力下降得越快,生育率也下降得越快。

该研究认为,“居民收入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但房价提升幅度更大,收入的提升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因此鼓励生育的重点可以放在调控房价涨幅、提升家庭购房能力上。

关于房价对生育的影响程度,还有不少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计算。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发现,商品房均价每上涨1%,生育孩子意愿数下降约0.2个。

类似的情况不单单发生在中国。韩国国土研究院发布的《住宅价格上涨对出生率下跌的影响研究》报告称,房价每上涨1%,将导致未来7年总和生育率减少约0.014人。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国,研究者基于对于1940—2000年住房租金与生育率的普查数据,发现租金的上涨会显著地抑制生育率。

对于想生而不敢生的年轻人,城市的高房价无疑是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大山。在不少中国人的观念里,买房是生孩子的前提。对安居的执念,不仅仅是文化传统,更是现实考量。

生养孩子需要一定的空间,加上双职工家庭养育子女往往需要上一代或外力的帮助,意味着这个家庭对住房面积的需求会扩大,购房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同时,房子代表的不只是容身之所,往往还与户口、学校、医疗、公共服务等各种因素挂钩,不拥有自己的房子就生孩子,无异于一场全家人的冒险。 

生育和买房牢牢绑定在一起,而扩大的住房需求又遇上节节攀升的房价,成了城市小家庭难以招架的矛盾现实。

高房价是影响生育率的经济因素之一,也是谈论生育时绕不开的话题,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综合而复杂的。

02 低生育率的B面:想要更好的生活 

从数据结果直接推导来看,影响中国生育率的一大因素,是育龄妇女人口的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5-49岁的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而这种趋势在上海更加明显,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育龄妇女人数为630万人,2019年下跌到599.87万人,2020年下跌幅度非常大,为432.9万人,2021年几乎跌破400万,跌至400.41万人。

随着80后、90后、00后这几代独生子女步入婚育阶段,育龄人口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小。换句话说,父母少了,孩子也跟着少了。

从人口规律来看,生育率降低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联合国《2022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前25个国家几乎都是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则普遍较低。

一方面,医疗的发展让人类不再需要以高出生率来确保婴儿存活的数量;女性就业率的提升让她们在经济上比以往更为独立,得以在婚育问题上有了更高的自主权;而教育则让现代人对于生命意义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原子化的城市中,城市人作为一个个独立而疏离的个体而存在,传统的宗族观念逐渐被削弱,家庭的规模不断收缩。互联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生活,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独居,婚育的含义一再被改写。生育的土壤不再肥沃,生育的模式也转向了精耕细作。

成长环境更丰裕、人格更独立、选择更多元的独生子女正摆脱传宗接代的旧脚本,将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比以往更重要的位置,而面对个人发展与养育责任之间的矛盾,很多人不再会不假思索地延续上一代人的活法。

同时,在东亚内卷式人生的时代背景下,居高不下的教育成本,996、007的职场现状,消耗着年轻人的“求生欲”——生活已经够难了,谈何生育。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对孩子的期待不是给自己养老,也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种同频共振的亲密体验,是因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因此也希望让更多生命感受同样的美好。而在工作内卷、精神内耗的状态下,他们往往期待自身变得更好,再考虑生育问题。

如此看来,相对低的生育率,也可能代表着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03 关心人口,更应该关心人

也许,每当生育率下降问题再度被讨论的时候,除了哀叹年轻人不爱生孩子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抑制的生育愿望本身,在尊重年轻人选择权的同时,也为生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就以性别平等作为例子。在过去,女性地位的提高往往被视为抑制生育的因素,但进入二次人口转变的阶段,人们发现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U形的形态,即性别平等在最初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但在后工业化社会,性别平等有鼓励生育的作用。

对比北欧和东亚,这一点尤为明显。

世界经济论坛(WEF)2022年发布的世界各国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从经济、教育、健康、政治四个方面对各国男女平等的现状进行指数化衡量,在146个国家里,排名前三的是冰岛、芬兰、挪威。

这些北欧国家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低谷后,生育率开始回升,并保持在1.7-1.8左右。2022年,新冠疫情中的冰岛甚至出现了产科床位不够用的情况,一度需要从其他国家招募助产士。

反观东亚三国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中国排在第102位,日本排在第116位,韩国排在第99位,生育率也一路走低。

从北欧的人口趋势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不完全和生育率呈负相关,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一定降低生育意愿,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全方位的性别平等对于生育率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可惜在东亚,有生育意愿的女性普遍面临着“母职惩罚”,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合谋下,成为母亲意味着在职场遭遇更严重的工资歧视、上升困境以及日常的区别对待。

不平等也加剧了两性关系的恶化,女性的系统性困境被移花接木,轻描淡写地化身为两性之间鸡毛蒜皮的利益之争。爱情受到全方位的现代性质疑,而落后的风俗却仍发挥着余威。

在得不到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既渴求相对平等的地位,又不得不将生育当作谈判的筹码,以在两性关系中换取更多话语权,颇似“母凭子贵”的现代变种。婚育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困难。

令人遗憾的是,在种种谈论生育的语境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将人工具化的意图。可是,生育当为自由意志的表现,它既不应该背负经济增长的KPI,也不应该是女性搏得平等权利的筹码。

也许,生育本身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不应该成为解决其他问题的手段。或许,让生育回归生育,才是问题的答案。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谈论生育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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