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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双城记:上海与苏州之间迁徙的打工人

在冷气十足、四通八达的轨道系统里,一列早高峰的车厢里挤进多少人,就塞进了多少个梦想。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一座城市有多光鲜亮丽,背后便有多少打工人正在为了生活而挣扎。

据《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往返上海、苏州的通勤人员约为7万,其中昆山与上海中心城区的联系最为紧密,占沪苏通勤总量的80%左右。

沪漂们来自五湖四海,无法从父辈继承在上海扎根的硬实力,掏空两代人的家底也拿不下一套市区“老破小”。甚至作为单身外来人口,压根没有购房资格。

而苏州则承载着这部分上海无意挽留的人口。

每个工作日早晨,11号线将寄居在昆山花桥的新鲜血液,准点输送到上海徐汇区心脏,然后再输送到这座巨型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这群沪苏候鸟中,有人守着边缘化的小确幸,却经受着二舅也治不好的精神内耗;也有人在温饱线上卷生卷死,每天都在劝自己“苟、忍、熬”。

但在今年3月开始的疫情下,两座城市间的桥梁曾经轰然倒塌,无数悲欢离合上演。5个多月过去,上海仍在“清零”附近反复徘徊,这架断裂的桥梁能否重新建立,我们未曾得知。

01、50公里高速,26站地铁

Zoey没想到,在自己的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背面,是通勤的一地鸡毛。

在陆家嘴,各大5A写字楼门牌上的公司名称往往以“株式会所”、“上海事务所”结尾,有无数与Zoey一样打扮时髦的白领,说着中英夹杂的专业名词,吃着有仪式感的日料定食,背着轻奢包包出入其间。

此外,她所在的外企工作时间自由,没有打卡要求,奉work-life balance为圭臬,上午九点办公室空空荡荡,下午五点半基本能奖励自己提早下班。

在一份如此令人艳羡的工作面前,*的美中不足是——Zoey不是上海人。

与所有沪漂一样,她也曾小心翼翼地在通勤距离与租金之间做着衡量取舍,在上海市区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里蜗居,把月收入的四分之一上交房东。

去年Zoey怀孕后,一方面因为工作对坐班的格外宽容,另一方面考虑到母亲可以帮忙照看新生儿,她退守到了苏州吴江的老家,不用再为房租发愁,吃的不再是昂贵的日料沙拉,而是阳春面与自家菜园里长出的青菜。

然而这份看似为生活减负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对Zoey而言,住回苏州并不能使她摆脱那种如影随形的疲惫感与漂零感,因为每去一次上海,都意味着来回5个小时的通勤。

100公里,这是吴江与陆家嘴的直线距离,换算成通勤路线,需要先在早高峰的沪渝高速上龟速行驶50公里,抵达东方绿洲地铁口,坐满17号线全程,在虹桥火车站换乘2号线,在人贴人的车厢中一路深入市区,在陆家嘴站获释下车,总共26站地铁。

17号线的起点站东方绿洲(图源:Zoey)

Zoey总是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后,排队、刷码、进站,目视呼啸而过的列车,每经停一站,就从左侧门挤上来一堆人,再从右侧门被人潮推出去一批人。

白炽灯照出每个人眼底的青黑,连对面白领眼睛上没刷好的睫毛膏结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里是拥挤的、吵闹的、油腻腻的,肉包油条的热气掺着空调的冷气,呼吸之间,有种难以言喻的魔幻气息。分布在车厢四处的精英们,就像一条条被挤到站起来的咸鱼,无时无刻不忍受着设备噪音与运行时的颠簸。

但这里也总是安静的,能挪动身体的空间窄小凝滞,你感受不到任何让人振奋的氛围与情绪,一天的精力全泄光了。

从踏入写字楼的那一刻起,她还得马上收起这份灰头土脸,扮演8小时上海浦东金融中心月薪2万的摩登白领。

而在疫情下,Zoey本就漫长的通勤生活,又多了些兵荒马乱与不确定性。

她被逼成为了一个手机重度依赖患者,每天起床后的*件事,就是保持自己的实时认知与疫情政策同步。

*步是打开设为星标的苏州发布、上海发布,边刷边祈祷自己去过的地方没出现过阳性和密接;第二步是查看有没有12345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未接来电,毕竟没有人想在网格化管理中出岔子;最后是翻遍沪苏通勤群的最新消息,判断各个卡口、地铁站是否安全畅通。

此外,因为沪苏通勤人员都要受到“两点一线”的出行限制,她不能前往公共场所,于是只能拜托朋友带着未满一岁的宝宝去打疫苗。

7月份上海疫情出现小范围反弹,陆家嘴街道被列为中风险,Zoey上班上到一半就被通知要做大筛,赶紧回家。她现在仍不太敢去公司,害怕一有阳性,就不被苏州“内放反弹,外防输入”的政策所接受,只能流落在上海街头。

她也曾抱有过幻想,自己怎么也算“半个上海人”,但“一场疫情就把大家打回原形,这里是苏州,那里是上海,你是你,我是我。”

02、花桥镇,不相信被裁沪漂的眼泪

大潘摸爬滚打多年,始终觉得人不能太安于现状。

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国企成为了一名工程师,22岁就已经过上了众人眼中稳定、下限高、福利好的生活。

但他逐渐发现,自己就算在噪音粉尘中铆足了劲干,到头来也不过和磨洋工的关系户赚的一样多。他也看透了在国企永无阶级跨越之日的现实,毕竟逆来顺受是必需技能,普通人只能乖乖在老资历们后头排队。

大潘不想当一根混日子的老油条,也厌倦了做那只在温水里被煮的青蛙,于是在三年前毅然从国企辞职,来到上海一家只有五个人、美其名曰“创业型公司”的汽车媒体从头做起。

在他眼中,上海就像一座静候征服的堡垒,为籍贯外地的野心家们设计了苛刻的路障。但聪明人不会被轻易劝退,步步为营往往是*解。

几番权衡之下,苏州昆山花桥镇成为了他试图攻下的*站。

这里与上海安亭镇仅一马路之隔。据2020年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上海上班族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42分钟。2013年11号线昆山段开通,花桥站可以直通上海内环,到*个换乘点曹杨路站,只需1个小时(18站)。

住在花桥,不仅在通勤上四舍五入约等于住在上海,还能享受着较为宽松的限购与亲民的房价。

据安居客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花桥楼盘的平均单价为23676.5元/平米,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相对于上海老小区,花桥新城的安静舒适也更有吸引力。

(图源:《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

大潘先在花桥看中了一套人才引进房,低于市价3000一平米的价格无比诱人,但开发商却在承诺交房的一年期限临近时爆雷毁约。

吊机横在高空,木材、钢筋横竖不齐的散在泥地上。几栋数十层的高楼耸立天际,灰色墙体包裹着密密麻麻的黑色洞眼,脚手架外蒙着绿网,兜着不慎掉落的建筑垃圾,被扯的千疮百孔,如同每个人的人生一样。

他整夜整夜地失眠,为了不让70万首付打水漂,请假去了十几次售楼处讨要说法,一站就是一整天。也有孕妇站在楼顶冲着下面哭喊,“不给钱就跳下去”。最后大伙靠着打官司维权,才逼开发商把房款全吐出来。

楼市风云多变。经此一役后,大潘就只敢买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房了,在20年初再次掏出全部积蓄,抄底拿下一套82平的小三居洋房,每月7000房贷,计划30年还清。为了省钱,他的早饭晚饭都喝粥,午饭也是简单对付一口,平均每天的花销为29元。

然而,上海封城彻底端掉了室外工作者的饭碗,大潘在居家隔离期间无法外出拍摄,从前那股加班到凌晨三四点的热情也被搁置了。

4月末,公司也拉不到什么订单,但还得给员工发薪水、交社保。人事总监把两条路摆在他眼前,一条是只拿上海基本工资的底薪,按项目给提成;另一条是签署离职协议,补偿你N+1,从此两不相欠。

可疫情下哪有什么项目,更不用说提成。按2590元的底薪计算,他喝西北风三个月才能还上一个月的房贷。

31岁的大潘辞职了,他试图拉扯住自己濒临断裂的资金链,在运营抖音等社交媒体账号之外,上海复工后也开始自己接拍摄项目。

有一次,因为执行时间突然提前,必须连夜做核酸才能进入上海。他先跑遍了花桥,发现*的一个24小时核酸的检测点不对非黄码人员开放,最后打车到昆山市区才搞定,折腾完这来回的20公里,到家已经零点后了。

大潘接到临时提前的项目(图源:大潘)

大潘的一位前同事,也是花桥沪漂一族,在被迫直面无处容身的困境后,这场疫情甚至让他的人生计划变质了。

2月14日,受上海、苏州两地疫情影响,往来于沪昆的高铁、大巴、11号线昆山段的兆丰路、光明路、花桥三站全部停运。

同事害怕被封在家无法工作,于是赶紧徒步前往沪昆交界处的安亭检查站,查验过健康码后,乘11号线进入上海界内,打定主意住进公司大楼。

但谁也没想到,说好的只封三五天,被无情地延长到了3个月。

他就像被困在了一间简陋的监狱里,只能在一楼的卫生间里擦洗身体,睡觉就在硬邦邦的瑜伽垫上凑合,与楼里的老大爷一起做饭,分享着社区支援的物资与其他好心同事留下的零食,偶尔也对着空气挥动羽毛球拍,试图唤醒早就没了轮廓的肱二头肌。

疫情结束后,他最终也是被“优化”的一员,驻守公司大楼3个月的功劳苦劳,仿佛只是他的一场自作多情,嘲弄着他多年来为在上海站稳脚跟所付出的汗水。

大潘再看到同事的时候,同事肉眼可见的瘦了15斤。走的最后一天打卡下班,连打卡器都认不出他的脸。

03、城市的“夹缝”人

小许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住在花桥兆丰路站附近的底层老百姓。

在工作日,他醒来后没有赖床的时间,最晚早晨六点半踩着朝阳出门,徒步一刻钟到达地铁站。

空座是值得饿虎扑食的稀缺资源。前往同一个方向的路人,随时观察着自己的脚步是否快于周围人,只为赶上人少的早一班列车。路上不时有电瓶车鸣着喇叭呼啸而过,他们注定先人一步。

6月21日,沪昆两地恢复通勤的第二天,小许刚起床就被迫卷入这种令人紧张的竞争中,因快走而呼出的气体凝结成水珠,挂在被过度使用到起球的口罩内壁。

虽然夏日清晨有凉风徐徐,但他的额头已冒出细密的汗珠,如同内心的焦灼一样。

他不一会就做完了核酸,领到一张彩色的小票凭证,上面写着“花桥区域核酸检测已采样”。上了11号线后,疫情前熙攘的车厢如今却显得空旷,他料想,*的可能性是许多人的沪苏通勤电子凭证还没被批下来。

到达东方体育中心站,小许换乘6号线,在心里默数过8次停靠,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站下车。

但就在他扫完场所码,刚一只脚迈进写字楼时,被保安拦下了。理由很简单:随申码与苏康码是两套体系,你花桥做过核酸,但随申码里14天没有采样记录,我们上海的写字楼不认。

最后惊动了公司人事下来签字,保证小许没有问题,如果日后真的出了问题,小许负全责。

在大环境下行情况下,很多企业已经苟延残喘,靠裁员削减开支。小许每天忍耐着来回3小时的通勤时间,在花桥、上海各做一次核酸,*的奖励就是保住这份扣完金后月薪4500的工作。

在上海封城期间,小许居家办公的工资更是被减到了70%,为覆盖日常基本开销,他只能咬牙向支付宝贷了2000块。值得庆幸的是,每月2500的房贷都按时交上了。

6月1日至19日,是小许最为焦虑的一段时间,因为上海已经陆续复工,但沪苏仍旧不能通勤,并且没出文件说明原因,何时能去线下工作也是未知数,就算领导因此把他开除了,也很难向劳动局申请维权。

“我老板要求6月1号开始复工,他问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你听到这样一个回答,你是什么反应。”

他尝试给12345打电话,可听筒中传来的回复永远都是敷衍机械的“抱歉,请耐心等待,感谢你的理解”。他也曾去疾控中心询问政策,发现那里的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一年能拿6万块,比自己的工资还高。

不得已之下,他向国务院微信小程序投诉了6次花桥“防疫一刀切”。那时他甚至想过卖血卖肾,如果继续入不敷出下去,7月份的房贷注定逾期。

6月13日小许向国务院小程序提交投诉(图源:小许)

6月20日沪昆恢复通勤后,以上问题都看似迎刃而解了,小许也从这种为保住饭碗、还上房贷而四处奔波碰壁的生活中,逃离回了平凡压抑的日常。

但花桥对沪苏通勤族的冷漠态度,让一个残酷的真相在他面前展开,作为收入偏低的底层老百姓,自己只是上海与苏州间的“夹缝人”,并不会真正属于这两座城市。

随着防疫政策的放宽,“两点一线”、沪昆通勤电子凭证、安亭交界口的隔离“小白墙”都逐渐被取消。

但小许坚持不去“他们”花桥的公共场所,“免得把疫情带给他们,不太好”。

04、通勤就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上海是一座拥挤的巨型城市。

在冷气十足、四通八达的轨道系统里,一列早高峰的车厢里挤进多少人,就塞进了多少个梦想。

但奋斗的面具之下,是苦大仇深的真实表情。地铁里乌泱泱的人潮,像一群无以为家的蚂蚁,熙熙攘攘而过。

疫情还在继续,一些沪漂已经放弃了挤进上海这道窄门,倦鸟还乡。

然而,选择留下的沪苏候鸟的心不得不继续悬在空中,随时准备迎接下一次的封控、连夜核酸、地铁停运,以及被轻易打乱节奏的生活。

对他们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过是,那些高高的写字楼,和自己远在另一座城市的家。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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