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House逃离生死线

近些年，LiveHouse成为年轻人喜爱的一种现场音乐场所，但作为舶来品，LiveHouse一直难以摆脱小众的标签。

前不久，成都小酒馆迎来了25岁生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乐队和独立音乐人都在现场为小酒馆庆生。

老狼来了，并唱了一首声音玩具的《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接近对方》，声音玩具的主唱欧迦源则翻唱了老狼的《虎口脱险》。在场的还有音乐人丁薇、李泉、木玛、边远以及马赛克乐队、海龟先生乐队、阿修罗乐队等。

某种程度上，小酒馆是国内元老级的LiveHouse。二十多年前，主理人史雷从北京来到成都，经营小酒馆至今，一路见证成都独立音乐走向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伴随众多本土原创乐队成长。

在国内，存活如此多年的LiveHouse并不多见，杭州酒球会同样是少数之一。成立于2010年的酒球会，是杭州最老牌的LiveHouse。多年前，主理人王涤在北京河酒吧听民谣，那是野孩子乐队创办的一个民谣音乐人“聚集地”，万晓利、小河、张玮玮都算是那走出来的民谣歌手。

后来，河酒吧支撑不住而倒闭，王涤萌生了在杭州开一家LiveHouse的想法。于是，酒球会成为他心中河酒吧的另一种延续。不过，经营LiveHouse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酒球会也曾一度走向倒闭的边缘。

《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20年，音乐类演出票房总收入73.79亿元。其中，Livehouse票房收入3.75亿元，仅占到演出大盘5%。

2019年对LiveHouse是个契机，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将新裤子、痛仰、刺猬等独立乐队推向台前，LiveHouse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关注。但随着热度逐渐趋于冷静，更多LiveHouse还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越来越多的LiveHouse决心从“情怀”走向“生意，探寻生存之道，这不仅关乎是否盈利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走过探索阶段的LiveHouse，下一步应如何面对行业不断发展带来的商业化难题。

01 梦想照进现实

对于大多数拥趸者而言， LiveHouse不仅是一处单纯的演出空间，更像是一个“精神乌托邦”，一群人为了某种“归属感”相聚在此。

LiveHouse背后的主理人，多数也是源于这样的初衷入行。

郑州7LIVEHOUSE主理人沈毅曾在大学时期组建过乐队，后来乐队解散，他又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创业，2007年，他决心开一家LiveHouse。“回到这个行业做这个事儿，是自己的热爱和梦想。”沈毅说。

梦想照进现实，现实却极为残酷。起初，包括他在内还有几位合伙人，但开始运营后，人员却不断减少。“当时的合伙人都是音乐爱好者，也有原来乐队的成员，大家本来就没有什么经济实力，更没有想过经营LiveHouse会这么艰难。”

一开始，7LIVEHOUSE没有任何模版和方向参照。“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做适合乐队的演出场地，而且在十几年前，不管是场地、设备，还是乐队、市场环境都还不成熟。”沈毅坦言，7LIVEHOUSE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摸索阶段。

“那段时间，一般的演出大概只能卖出去三、四十张票，甚至更少，房租都不够付。”沈毅称，成立至今，7LIVEHOUSE前后投入200余万元，直到2017年才基本做到经营的收支平衡，后续逐渐盈利。

如今，7LIVEHOUSE依旧是郑州*一家LiveHouse。在沈毅看来，“如果没有真正的热情支撑着，做不了这个生意。”

王涤有同样的心境。2014年，王涤一手创办的酒球会处在倒闭边缘，当时距离开业已经过去4年。“最难的时候欠了接近600万元，靠着向很多朋友借钱才能维持经营。”王涤直言，那是酒球会的一次“生死关”。

后来，经历一些经营调整，酒球会的收益才逐渐稳定。但直到现在，也算不上真正赚到了钱。“酒球会每年的营收还在用来还之前的债，原本预计2020年将欠款都还清，但因为疫情影响，还款时间只能延后。”王涤说道。

02 在生死线徘徊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批国内老牌LiveHouse相继关停，能存活至今的LiveHouse是幸运的。但某种程度上，幸运来源于痛定思痛后的改变。

情怀和经营，很长时间在LiveHouse主理人心中是两个矛盾的存在。体现在现实中，多数LiveHouse长期都因为只讲情怀而在生死线徘徊，直到他们开始将LiveHouse当作一门生意。

此前，LiveHouse基本依赖演出票房维持收益，而票房的好坏取决于乐队自身流量和名气。但乐队成长本身又需要一定时间，某种意义上，LiveHouse成为乐队的“培养皿”，承担了一些演出风险，经营收入更难以稳定。

“到目前为止，真正做到靠演出能够盈利的场地，全国不超过20个。”王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初，他只把酒球会当成梦想，没有从商业的角度，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去运营。

“租场地、养团队、维护设备，这些成本都需要营收来支撑，至少要把房租和员工的生活费挣出来，但是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做到。”王涤坦言。

多名LiveHouse从业人士都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LiveHouse的经营成本高昂，几年花掉上百万元是业内常态。

与此同时，LiveHouse还面临“内容稀缺”的痛点，在目前的国内音乐市场，乐队依旧不成规模，难以支撑LiveHouse的内容需求。

“数量上，国内乐队相比国外便有一定的差距，现实中，能让LiveHouse挣钱的乐队更是少之甚少。”在沈毅看来，有流量的乐队不够LiveHouse分配，大多数资源更是掌握在头部场地手中，三、四线城市的LiveHouse基本没有机会。

从可持续商业化的运作角度来说，LiveHouse存在的瓶颈还有：难以实现标准化。

一方面，LiveHouse尚未出现清晰的商业模式，每个场地的商业化运营阶段不同，盈利的方式也不同；另一方面，不管是人才、文化还是内容、形态，几乎都存在差异。

2017年，拿下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的MAOLiveHouse，曾尝试在全国进行连锁化扩张，通过全资和合资的模式进行经营。

但沈毅认为：“各地的文化氛围不一样，LiveHouse对于每个城市而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制定统一的规则并不容易，每一家LiveHouse本身都很有个性，是非规范化的。”

“也许未来会有巨大的资本把很多LiveHouse都收入麾下，但独立的场地依旧也会存在。”沈毅相信。

03 奔赴下一场

逐利的资本自然也是看到了LiveHouse仍有想象空间。

最明显的契机是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的播出。“《乐队的夏天》不仅对独立音乐、摇滚乐的音乐文化有推动作用，对整个LiveHouse产业也有推动的作用。”史雷认为，很多年轻群体逐渐将在LiveHouse看一场演出，当成一个文化的休闲方式，“就像去看场电影，或是看脱口秀、话剧一样。”

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想投钱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据王涤透露，2020年，一家国内头部的共享充电企业曾找过他谈合作，想加入酒球会。“他们设想LiveHouse可以像小酒吧海伦司那样，迅速达到快速扩张。”

7LIVEHOUSE和小酒馆也同样遇到投资机构递来的“橄榄枝”。但沈毅认为，在没有看到清晰的商业路径之前，7LIVEHOUSE并不会接受资本的进入，“这会影响我对这个事业的初衷。”

史雷则表示，与资本的谈判是双方标准走向一致的过程，如果没有达到，小酒馆选择保持独立的状态。

与资本或多或少的接触后，LiveHouse经营者们被直接或间接“教育”，开始思考关于运营、坪效、内容在内的商业化考量。

今年2月，近百家LiveHouse的主理人在合肥联合举办了“首届LiveHouse行业论坛”。大家自费参会，坐在一起，整整聊了三天——关于如何坚持下去，如何生存得更体面一些。

打造一个“复合型”空间场所被反复提起。

比如，增加附加值业务，LiveHouse可以提供酒水类消费；或者做成音乐餐吧，提供餐饮服务；也可以举办Party、脱口秀，增加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总而言之，需要把空间利用起来。

“酒球会一直在做酒水类服务，基本将酒水消费与live消费做到较成功的结合。”在王涤看来，想要获得商业回报，就要学会“弯腰”去做很多事情。沈毅也透露，7LIVEHOUSE尝试在LiveHouse加入简餐，还有关于乐队周边的零售服务。

多元的其他可能性，还包括走出LiveHouse本身的空间。

2018年，史雷在成都创建文创园区“院子文化创意园”，寻求与城市文化和独立音乐场景产生更多的连接，进一步孵化和激活年轻群体。在史雷看来，单纯做LiveHouse的竞争压力较大，这是小酒馆与城市深入连接的方式，他想以更多的方式生存。

不止是独立空间的迭代，沈毅正在专注于内容厂牌，孵化与培养本地乐队，为他们提供唱片录制及出品、宣传推广等一系列服务；而王涤准备做一个大型的音乐节策划，带年轻乐队到全国各个城市巡演，让更多新乐队能走出来。

“也许有一天，国内会有一个城市像代表戏剧的乌镇一样，是一个跟音乐相关的地方，成为一个‘音乐爱丁堡’。”王涤畅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