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万年轻人，入错行了？

“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创始人张兴海明显带有倾向性的一番新言论，再次激起一个老问题的千层浪。

送外卖不进工厂，年轻人有错吗？

1

年轻人为什么送外卖？

美团连续几年的统计报告中，八成骑手学历都在高中以下。这个学历程度，在城市中就业之难，人所共知。

稍微对企业招聘有所了解的人就会明白，由于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已经使应届毕业生数量，大大高于企业实际的白领岗位。

这种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让本专科毕业生也陷入强竞争。因为岗位有限，所以一个岗位，常有几十上百名毕业生争取；因为供给太多，所以无形中抬高了企业岗位的门槛，可以对应聘者从容挑选。

在这一起一伏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应届毕业生尚且就业困难，更不必说本就不具备学历优势的农村青年了。

被学历堵住了一道融入城市的门，年轻人还有一个选择：进工厂。

2000年-2010年，我国制造业强势崛起，就业人数也一路从8900万增长到1.26亿，此后一直保持在亿级规模，蓝领工人是*主力。自2010年以来，中国连续12年稳居全球*制造业国家，离不开流水线工人的人口红利。

工厂好进，但不好待。

91年的骑手李风，曾经也是蓝领工人中的一员。

3年前，小学毕业的他在河北燕郊的车灯装配厂工作，像一个机器人一般，12小时两班倒，每天重复打螺丝的动作。工资仅4000元出头，不包食宿，和3个工友挤在2000块的出租房里。

蓝领工人薪资少、工时长、劳动强度大、工况单调乏味，这是整个群体的核心症结。

外卖骑手穿梭在风雨中，丝毫不比工厂流水线上轻松。但相对而言，外卖行业没有多少入职门槛，时间安排上也比较自由，在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长方面，弹性空间更大，收入的能见度更高。

这种“付出有回报，收入正相关”的公平职业观，和“你不糊弄地皮，地皮就不糊弄肚皮”的农业生产观念，具备天然的一致性，农村年轻人很容易对此形成认同。

因此，与其简单地认为外卖平台抢走了年轻人，倒不如说是新业态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契合的天地。投身外卖平台，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难道农村青年冠一个“农”字，就必须扎根在土地上？进城务工有一个“工”字，就必须死盯在工厂里？

至于外卖抢了制造业的人才，即便表面上看这是事实，从深层次来看，也不应该这样考虑和定义问题。

2

年轻人送外卖，在经济上是否合算？换句话说，这些送外卖的人口，未来是否有成长和发展？

这个问题，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不过，当下国内服务业发展蓬勃，需要的是大量服务业人口，这个选择的大方向，并没有错。

2000年后，中国入世之后，在内外庞大需求的刺激下，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依托制造业的外贸、蓬勃的房地产、以各类基建为主的投资，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也成为容纳数千万就业人口的巨无霸行业。

但这个形态，在十年后开始悄悄改变。

2010年，服务业和商业对就业人口的容纳，开始超过了“三驾马车”。2014年，批发零售行业首次超越制造业，成为中国就业人口*的行业。

在这之后，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电商、餐饮外卖、生鲜零售等“三新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上下游产业链，也推动了就业的欣欣向荣。

“三新经济”，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简称，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正是其中典型代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餐饮业实现收入46895亿元，同比增长18.6%，大幅超过同期GDP增速8.1%。全国餐饮收入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可见，餐饮消费已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引擎和压舱石。

其中，餐饮外卖增速高歌猛进。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为9340亿元，逼近万亿规模，渗透率近20%。

餐饮的辐射能量是指数级的。据中国社科院《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2020)》，2019年，餐饮业全产业就业人数超过2600万人，加上外卖、快递等，实际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

三新经济的出现，新型工种的繁荣，本质上，是就业从农业、工业，迁移到服务业的表现。这让人很容易想起总设计师在1978年视察鞍钢时说过的一段话：

“世界变化的结果，生产越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越少，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服务行业很多，如种子公司、修理等等，这说明有很多办法可以安置劳动力。”

以餐饮为根基，互联网本地生活平台激发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特别是推动了仓储、快递、信息传输、软件、技术服务的发展，完善了数字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

此外，餐饮业还带动了相关的农业、食品加工、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间接就业与发展。比如，电动车、料理包、SaaS系统都是餐饮外卖行业的受惠者。

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能够与制造业配套、增进生产力的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出口，也是现代社会*活力的部门，其增速的一个意义，在于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

3

外卖平台抢人的讨论，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主要原因来自于一些企业家和学者的批评。

这里面，自然有用工荒的原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进入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达37.2%，2020年则下滑到27.3%。

每年春节后，制造业重地珠三角、长三角都会陷入“用工荒”紧箍咒。作为全国GDP*省、工业大省，广东为了稳住800万返乡人员，春节后包车包机接员工已不是新鲜事。

2022年春节，总部位于湖南浏阳的蓝思科技，把招聘桌直接搬到了衡阳的乡村集市，拿出7500元的薪资上门“抢人”。

即便不断裁员、大规模上线机器人流水线，代工帝国富士康常年蓝领用工规模仍然超100万，招聘也并不轻松，高峰期还推出了内推奖励、返聘奖励等政策。最近，在其*的生产基地之一——数位产品事业群（iDPBG）郑州厂区热招的技术员，推荐人能够获得600元，被推荐人获得5400元；离职返聘员工，若在职满半年，补贴3000元。

企业用工吃力，HR部门压力较大，因此企业家们有此批评。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企业首先应该自我检讨。

2020年上半年，接近五成的美团骑手月薪在4000-8000元，7.7%的骑手月入过万。

骑手只要稍微努力，就能达到蓝领工人收入的1～2倍。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为5110元。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在制造业内部的蓝领工人，其实可以进一步分层。

比如高端制造业，需要的是有很深技能积淀的高级技工，即使是销售岗位，也需要有足够的技术基础。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有句俗话，“三年出不了一个好焊工，十年出不了一个好车工”。

所以，高端制造的用工群体，其实和服务业毫不重叠。真正有争夺的，还是相对低端的制造业。

因此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低端制造业如果赚的是劳动力红利的钱，那说明其实已经开始缺乏时代竞争力。

在产业升级、制造业向更不发达国家迁移的大背景下，自身如果缺乏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意识，只想着赚劳动力的钱，说明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正是因为要从用工成本上节省，导致给不出像样的收入，才有了今天用工向服务业倾斜的局面。何以这样的问题不反思，却对年轻人指手划脚。只许进工厂不许送外卖，“只许不许”之后，你管人家吃饭吗？

所以，让年轻人多进工厂，不是嘴巴上喊年轻人不送外卖，甚至想办法推动公权，制定政策管制。否则，很可能是外卖不送了，工厂也不见得搞得好。

4

“外卖抢人”大讨论中的一些认识和观念，反映出经济发展的一些认识误区。

为什么会批评外卖为代表的服务业？

首先因为它是第三产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被歧视的传统。

农业保饭碗，工业强中国，一个“第三”，好像就把服务业放在了老三老四的位置。它是不被重视、可有可无的存在，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是容纳社会闲杂人等、吸收企业职工家属的编外。

即使在2012年-202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4.5万亿元增加到60.9万亿元，占GDP之比增长到53.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4.9%、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5个百分点的大背景下，这种歧视似乎也依然存在。

其次，社会上有“制造业高于一切”的舆论背景。

制造业很多门类，大而不强，只有规模优势；另外一些门类，关键技术不在自己手里，需要仰国外产业链鼻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产业界、学界呼吁加强制造业，当然是必要的。

但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样也是重要的，制造业和其他行业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

在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喜欢非此即彼的思维，把制造业发展不好归罪于其他行业。外卖抢了工人，这和过去“芯片不行怪茅台”的指责如出一辙，都是这类思维的产物。

最后，外卖行业，本身有自己发展阶段上的问题。

辛苦、保障差、风险高，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算法困人”，都是这个行业里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作为和社会亲密接触的行业，这些问题很容易被观察到，不像科技“卡脖子”那样，行业内部人人知，行业外部无人晓。所以相关的讨论也更偏向看到问题，甚至容易忽视其问题背后的机会与价值。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它的作用和价值，在充满挑战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开放和多元的思维，更需要从全局去看待产业和人才问题。各行各业都更高质量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