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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候鸟骑手来敲门

在送了三年多外卖后,老吕自信看清了这样一个道理:外卖骑手不是一份清闲的职业,但至少多了一条出路。

38岁的老吕是杭州萧山一家纺织厂的工人。

在下班后,他会脱掉藏蓝色的工装,穿上明黄色的骑手服,戴好头盔,打开接单软件,跨上电瓶车,拧把,然后上路。

这时,他是一位外卖骑手。

在送了三年多外卖后,老吕自信看清了这样一个道理:外卖骑手不是一份清闲的职业,但至少多了一条出路。

骑在电瓶车上,老吕显得兴奋又忧心忡忡,固定在车把上的手机接单软件界面,在提示他最后的送达时间。“19点37分”,他还有9分钟,把一份炒饭、一瓶饮料送到萧山宾馆。

尽管早已改名“开元萧山宾馆”,但在萧山生活了十几年,他会和本地人一样,把这家老酒店简称“萧宾”。

5分钟后,在宾馆的大门口,老吕把外卖送到了顾客手里。“她应该是来这边出差的。”老吕有自己的判断,“萧山这边工厂多。”他说。

这样的顾客,是老吕最喜欢的。简单、匆忙、宽容度高、不会投诉。他最担心接到“魔鬼三大件”,那会让他陷入一场小小的手忙脚乱。

“魔鬼三大件”,是外卖界对烤鱼、烧烤和麻辣烫的戏称。这些东西很合年轻人的口味,但烹调过程费时费力,有时老吕赶到店里,发现他的烤鱼,居然还保持着活鱼形态。

三年多的骑手生涯里,老吕学会了一些小技巧。比如他会自费买一瓶可乐,放在后备箱里。遇到纸杯可乐因为颠簸,洒到只剩半杯的事情,他就像个从容的餐厅服务员,为顾客把杯子补满。

这似乎不合规矩,但这是*的选择。至少老吕这样认为,他两次小心翼翼地问过顾客,一位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另一位大度地告诉他,洒了就洒了。

尽管有风吹、日晒、雨淋,以及投诉、甚至偶尔的差评,但老吕觉得,加入外卖骑手的队伍,是他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老吕是山东枣庄人,二十一岁那年,他来到萧山。这不是枣庄人的主流去向,更多的老乡去了上海,“那边生活成本高,萧山是个好地方。”

萧山的繁盛历史,早于老吕的到来。这里是长三角的制造业重地,集中了钢铁、化纤、机械、化工数大产业,经济发达程度冠绝浙北。在萧山还是一个县的九十年代,这里已经有了期货公司。

老吕只听说过“金马期货”职员一掷千金的传说,但他还是见证了萧山的新一波繁荣。新世纪伊始,制造业发达的萧山县划并杭州,成为了一个区,此后,它开启了城市化加速的十余年。

但只有初中文凭的老吕,需要从摩的司机开始融入萧山,这份职业他只做了半年,原因是“不规矩,整天躲着”。

他的第二份职业,是水果摊贩。山竹、榴莲、莲雾、释迦、车厘子……老吕不想只卖苹果鸭梨的大路货,因为当地经济发达,这些在老家没听过的果子,在萧山并不难卖,利润也高一些。

从摊贩到水果批发商,这不是老吕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他想要进工厂,有一份工作,“在这扎下来”,成为真正的萧山人。

三年后,老吕如愿以偿,他赶上了一家化纤工厂的招工。填表、面试、体检、入职、培训……六个月后,老吕度过了试用期,成为了正式工。

穿上藏蓝色的工作服,这让老吕高兴了很久。一段时间里,他会对着宿舍里的半块镜子照一下,把帽子戴正,再出门上岗。

时间是那样的奇妙,2018年,是老吕来到萧山的第十三年,他已经拥有了几个身份:丈夫、父亲、车间班长。在老家,他买了一套房子。冬天的假日,他有时会去菜场买笋干和鸭子炖汤,那是真正的萧山口味。

老吕看起来像个萧山人,在这十三年里,改变的不只是口味,还有他身边的一切。他记得很清楚,2010年,公司搞技术换代,“厂里来了三个日本专家,说话我也听不懂。”两年后,公司在临安开了分厂,“能升职,太远了,我没去。”

2016年,工业4.0来了,老吕遇到了来调研的券商分析师,作为班长,他流利地说出了“更高的自动化程度、更先进”,回到家里,他用四个字就说完了——“机器换人”。

但回忆、满足和适应,不是老吕的全部情绪。工厂十三年,老吕觉得,他可以一眼再望出去十三年。

化纤工厂的机器24小时永不停歇,工人被排成了三班。早班,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中班,从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晚班要熬大夜,从夜里十二点到第二天上午的八点。

上完两天白班之后排两天中班,之后是两天夜班。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老吕在产线边上,很难挪脚。

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再站十三年,从班长站成组长,但很难站成车间主任,因此也很难把自己每月的工资变成五位数。“老家的房子有贷款,闺女要上辅导班,多少有点不够花。”他说。

2018年的一天,下班的老吕在路口等绿灯,他的面前,是一个骑着电瓶车,黄衣黄盔的小伙子。

老吕没点过外卖,但见过很多次外卖骑手。他搞不清楚这个跑来跑去的职业,到底能赚多少钱。但在59秒的等待和闲谈里,他记住了一件事:这个小伙子的月收入,有时会比他高一点。

红灯时间过后,老吕决定加入外卖骑手的队伍。

但老吕并不打算辞职,“那太冒险了。”他说,“但多条出路,多个选择,肯定没错。”

和外卖站里的专职骑手不一样,老吕的跑单时间,几乎每天都不确定。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傍晚,有时下晚班,正赶上女儿早晨上学的时间。他骑电瓶车把孩子送到学校后,稍睡一会,再赶到饭店,跑上几个午单。

比起专职的兄弟,老吕的单并不算多,有时三四十块,正好把这一天的菜钱赚出来,有时六七十块,那就可以攒下一点。

但老吕感受好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时间自由,方便接送孩子,也正好挣点外快。”

“我觉得我不再一眼望到头,这是出路。”

2022年的春节,老吕回到了老家枣庄。

大年初二,串亲戚的老吕见到了小卢,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

尽管比老吕小14岁,但小卢和老吕是一个辈分,要叫老吕表哥。在喝完了酒后,老吕发现了一个共同话题——这也是一个外卖骑手。

这两个人,没有和大家一起打“勾机”(山东著名扑克玩法),而是开始讨论骑手们的行话、收入、规矩和窍门。

小卢告诉老吕,深圳的小区特别大,至少几十栋,有很多门,所以一定要学会问保安,“靓仔你好,XX栋走北门是不是最近?”有时候保安挡门,不要和他吵架,*直接给顾客打电话,然后把电话递给保安听。

老吕告诉小卢,不好吃的商家*尽量不去,因为客人给了商家差评,很可能顺手给骑手也来一个差评。

这种互通有无的业务交流,持续了一个小时。但老吕有一个疑惑,他记得,小卢的正业,是在富士康当装配工。

他试着去问小卢,然后学到了一个新词:“候鸟骑手”。

富士康,是小卢工作的*站。和老吕不一样,他很快就成了正式工。每个月可以拿到四千多元的收入。

但这个收入,小卢并不满意。即使在枣庄,“四千块也不算多。”小卢说。

这让小卢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他有很多微信同乡群,在一个群里,他看到招聘外卖骑手的广告。比起老吕对工作的眷恋,小卢几乎没琢磨太多,就搬出了富士康的宿舍,就此踏上专职骑手的征途。

对于收入的提升,小卢感到很满意。他喜欢在路上骑车的感觉,而且可以跑很多地方,见到在工厂里见不到的东西。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区,见到了一辆红色的车,那车的底盘很矮,发动机轰鸣“像低音炮”,小卢拍了一张照片,回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兰博基尼。”

小卢是外卖站同事里公认的勤快人,他有时一天跑十二个小时,短的时候十个。比起老吕,他的收入高得多。“虽然买不起兰博基尼,但至少买得起苹果。”他的手里,摆弄着一台“iPhone 11”,花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

但即便是小卢,也有顶不住的时候。

7、8、9、10这几个月,是深圳最热的时候。把外卖送进小区,再跑出来,电瓶车的车座会烫人。“这时候戴着头盔,是最要命的,头发像水洗一样。”为了不太狼狈,小卢把头发剪到了5毫米。

“没有胃口吃饭,只想喝冰水,一瓶冰水一会就温了。”

这让小卢开始怀念富士康的岁月,车间里有充沛的空调,食堂里排队打饭,衣服也会统一洗涤。

在2020年的夏天,小卢回到了富士康。但不是以正式工的身份。

每年的8、9、10月,因为赶苹果订单,富士康会招聘大量的临时工。每个小时有三十元的收入,一个月下来,也有七八千,超过了正式工的工资。

因为有工作经验,小卢没费什么力气,就通过了面试。他干满了三个月,度过了那个难熬的夏天,然后爽爽快快地离了职,回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再赴深圳,重新开始专职跑单。

在外卖站里,小卢和30岁的老王关系不错,他是黑龙江省嫩江县人。2021年的夏天,小卢准备再去富士康应聘临时工的时候,老王对他说,你真像个候鸟。

“啥意思?”小卢问。

“我们老家那退休的老头老太太都是候鸟,秋天去海南、去北海过冬、开春再回来,夏天避暑。”老王说,“你就是去富士康避暑,候鸟骑手。”

对这个称呼,小卢很得意。表哥老吕有点羡慕,但他只能兼职跑单,没法像“候鸟”双向流动。

这是个小小的遗憾,但对已经38岁,经历过很多事情的老吕来说,这算不了什么。

年过完了,老吕和小卢,分别回到了萧山和深圳。

和巨大的,拥有无数个老吕、小卢和老王的外卖骑手队伍相比,这对表兄弟的故事,显得格外不起眼。几乎每一个老吕、小卢,都拥有自己的骑手故事。

因此,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但他们又是不能忽视的存在。

在2020年,老吕和小卢工作的美团,发布了一份《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报告里显示,疫情期间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二产、三产从业人员。其中,35.2%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在2020上半年,美团平台上近四成骑手有其他工作,其中28%为工厂工人。

像萧山的老吕一样,来自工厂的骑手,大量以兼职形式存在,用空闲时间送外卖;如同深圳的小卢,在工人和外卖骑手双向流动,处于“候鸟骑手”的新就业形态。

老吕和小卢们正在对自己的就业做出主动选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业的自由选择,当然是个人权力,但它却需要建立在产业成熟的基础上。

产业成熟的标志,是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岗位数量,它可以容纳足够多的劳动力;是支付能力,它可以保证足够大的现金流进行收入支付与调剂;是劳动保障,它关系到就业劳动力的可持续。

在今天的中国,巨大的人口,想要获得相对自由的就业选择,产业进步其实是必经的那一环。

一方面,它需要政府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它需要企业搭建完整的商业平台。

在老吕和小卢改善生活与收入的外卖行业,骑手职业的诞生,表面看起来是消费者与外卖平台的供需连接,其实却需要很多因素齐备。

比如只有当移动互联网的通讯基建达成,信号传输才成为可能;比如只有智能手机不断普及、性能不断提升,人手一机的“连接大众生活”才能实现;比如只有外卖平台用新技术连接消费者与商家后,自建配送团队和即时配送的商业逻辑才能达成。

因此,无论是小卢的“候鸟骑手”,还是老吕的“灵活就业”,乃至于外卖骑士、网约车司机这些新型职业,其实都不过是产业进步到一定阶段后,自然出现的结果。

但对于小卢和老吕来说,时代的宏旨,却又在实际中,为他们拆掉了限定命运的围墙,铺设了多样选择的道路。

即便辛苦奔波,即便选择相对有限,但有选择,总好过于没有选择。

2022年的春天来了,小卢重新在华强北的晚风中飞驰,他最近在琢磨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的“iPhone 11”,会不会是自己生产的?

比起这个带有哲学色彩的问题,第二个要实际得多,他要攒钱,给自己未来的新娘一份礼物。

对于自己住了十几年的萧山,老吕现在的熟悉程度更近一层,他过去穿行过不少街巷,但大多是固定路线。外卖骑手,让他真正地渗进了萧山的毛细血管里。

他最近有一个新发现,在一个路口,挂起了一块“辣炒鸡”的招牌,这是枣庄的著名美食。老乡的生意很好,他有时会去一起抽一支烟,如果取餐时店里太忙,他还会帮忙搭手,打包餐食。

送炒鸡的时候,他会骑得快一点。“这东西趁热好吃。”

(注:文中老吕、小卢、老王,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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