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霏
编辑/李信
氪约栏目策划/刘涵
七年前蒋芸上大学时,女孩子们的微信里普遍有五、六个代购,甚至以自己好友、亲人做代购而自豪。好闺蜜之间互相推荐自认为靠谱的代购——去英国留学的高中同学、移民澳洲亲戚……在两年前,代购“日进斗金”并不夸张。
代购的确曾是一个万亿规模的“行业”。2005年,代购行业开始起步。彼时,在国外工作或留学的人回国时,会顺便给亲朋好友带一些化妆品、手表、奢侈品包包等产品。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境外导游和空姐加入这一行业,有人开始做起“职业代购”。随着一架架飞机起落,从国内传递到大洋彼岸源源不断地订单消息,跳动在代购人的微信上。一个包、一瓶面霜、一罐奶粉……组成了这个“只赚差价”的万亿级市场。
但如今,代购们年入百万的高光时刻早已过去。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代购们出国采购被迫停止,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随意出国扫货了。多位代购从业者向连线Insight袒露:“已经两年多没有出国采购了,最多飞到澳门、香港或者让国外朋友帮忙采买。人家头部代购依旧活得很好,像我们这种小代购基本都不指望靠代购做主营收了。”
宋琰做了7年代购,在她看来,代购人从“日进斗金”到“门可罗雀”并不奇怪。“代购行业已经繁荣了十多年。任何行业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红利期,从起步期到成长期到成熟期再到衰退期。如今的趋势很明显,代购行业正处在衰退期,只不过疫情让衰退期提前到来。”
艾瑞发布的《2021年中国跨境海淘行业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消费者最常用的海淘渠道变成了跨境电商零售平台,占比高达58.3%。原本占据主场的个人代购,占比滑落至3.4%,国外网站购物的占比仅19%,出国购物仅占1.8%。
蒋芸早前被朋友戏称为“潮Girl”,从美妆、护肤品到洗发水等日常生活用品,都会让代购帮忙采买。2020年,随着直播、跨境电商等第三方机构平台大行其道,蒋芸不再偏爱代购,“之前很多东西只有代购才能买到,现在不一样了,我能以低价买到同等质量的产品,就无需依赖代购了。”
有蒋芸类似想法的消费者并不是少数。在疫情影响下,商品只能国际直邮但运费涨价、邮寄周期太长,同时直播带货兴起等多因素影响下,代购们的客户复购率逐渐下降,客户也换了一茬又一茬。
对于无数中小代购来说,她们正在经历一场压力测试,考验她们在代购红利期结束后怎么维持生计。大多数代购在无奈之下,或奔赴海南免税店,或开拓代购以外的“新市场”做品牌代理,甚至直接转行。
属于代购的造富神话时代结束了,代购行业开始重新洗牌。只有那些既能拿到优质货源,又有核心客户的代购,才能继续在行业里存活。
01 收入腰斩、不赚反赔,代购再也没有黄金时代
疫情反复的这两年,代购们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2020年,代购的收入受到了重创。新冠疫情发生后,绝大多数职业代购再也没办法出国人肉代购。“很有可能出去就回不来国了,风险太大。这两年,我一直用国际直邮到国内,但快递周期十分不稳定,代购也无法保证到货时间。”韩国职业代购宋琰告诉连线Insight。
和宋琰感受一样,在不能出国代购的这两年,做俄罗斯代购的罗阳去年收入直接腰斩,“2020年之前,我一年能赚30多万,2021年全年,我才赚了14万多”。
更让罗阳心痛的是,2020年上半年,他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4万多。
2020年春节,因为疫情无法回俄罗斯读书的罗阳,*次选择用国际快递邮递商品。因为航运与陆运有每公斤70块钱的差价,罗阳选择了价格便宜的陆运,就是这一“贪便宜”的侥幸心理,让他8万多块钱打了水漂。
“当时是冬天,俄罗斯零下40多度。我从莫斯科先邮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再运到黑龙江黑河,最后这段路程需要跨一条河,巧遇冬天冰封,轮船无法渡过来,最后等待两个月后我才收到那批货,40多斤液体美妆产品都被冻坏了。”罗阳表示。
直到现在,罗阳依稀记得,当时冻坏的产品有娇兰粉底液、精华,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原生液。反正只要是玻璃瓶的产品,瓶子都被冻裂。“这种冻坏情况,只能自己个人承担。当时有急需产品的客户,我自己出钱补发;不急需的客户,全部退款。”
那次的大赔本,让罗阳暂停了半年的代购生意。“那时代购同行都处于失业状态,有人卖面膜、卖鞋,我一个男生,也做不了其他转型,就直接‘关门大吉’躺平半年多。”罗阳表示。
代购无法出国扫货,货源从何而来?宋琰向连线Insight直言,“我现在主要依靠返点公司拿货。”
返点公司是代购行业衍生的一条产业链。比如,韩国是全世界*的免税市场,为了争抢客源、促进消费,韩国各大免税店都提供较高的消费佣金,由此催生出了返点行业。返点,实际上就是回扣。而返点公司就是帮旅客从免税店拿回扣的机构。
代购们在免税店消费前,一般都挂靠到当地返点旅行社之后再购物消费,消费结束后凭购物小票,可以在返点旅行社拿到消费总额一定比例的返还佣金。
但自从国内代购们这两年不能亲自出国采购后,返点公司已经成为代购们的“代购”。
宋琰向连线Insight进一步解释:“每个国家都有返点公司特意去帮代购购物。返点公司的员工都是本地居民,他们可以在免税店帮代购买货,之后通过他们平台的物流系统发到国内,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像这种大的扫货团队,可以直接和免税店谈返点。比如买100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给多少返点,买1000瓶给多少返点。”
返点高低,对于代购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的利润空间主要来自返点公司和当地的优惠折扣,返点越高,代购的利润越高。
一位曾让返点公司帮忙扫货的代购向连线Insight坦言:“返点公司买到的产品,有时价格会比自己出国代购便宜,有时价格会高一些。以俄罗斯代购市场举例,2021年俄罗斯一年的汇率都很好,所以代购自己在化妆品店采购更便宜。”
除了从海外市场扫货,千载难逢的海南免税新政,也曾给了许多代购一线生机。
2020年7月离岛免税新政落地,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10万元,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规定。几乎是一夜之间,许多人朋友圈里的代购们,纷纷奔向了海南的免税店。
有些代购还会组织人员从外省进入海南岛,目的就是套用他们的免税额度。2020年底海南公布的全年免税销售成绩单显示,2020年全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预计约315亿元,约是2018年中国免税市场规模的80%。其中,代购的贡献相当大。
消费者王丽向连线Insight表示,2020年下半年,她朋友圈的好几个代购,几乎每隔半个月就飞到海南免税店,刷屏发苹果手机、皮具箱包、护肤品的广告。
不过,随着海关监管的收紧和处罚力度,很快压制住了这股代购热潮。加之顾客的反馈,让不少代购发现海南离岛免税店并不是*“风水宝地”。
以香化产品为例,雅诗兰黛的王牌产品“小棕瓶”虽低于官方定价,但在“618”等大型购物节大促时,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售价比免税城的价格还低不少。
不只价格,产品质量的差别,也让不少消费者产生怀疑。
宋琰曾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采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但常年用这一产品的一位顾客,很快发现海南免税店与日上免税店的“小棕瓶”,浓稠度不一样。“我也没办法解释这里面的原因,都是正品,客户就是喜欢日上免税店的‘小棕瓶’。” 宋琰表示。
在疫情、政策等种种原因持续打击下,许多代购从2020年便不再活跃,真正让他们饭碗不保的核心原因,但是货源的不稳定和货品的真伪难辨,这消耗了消费者对代购的信任与耐心。
代购行业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失望离场的人越来越多,对这一行业仍抱有热情的坚守者,仍在想尽办法不离开这一行业。即便她们也不知道行业春天何时会到来。
02 代购再难是主业
当大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多代购人不再以代购为主业。贸易、品牌代理,都成为代购们的转型方向。
连线Insight询问多位代购后发现,转型做贸易成为她们的共同选择,且是主要“现金牛”业务,代购则变成“顺带推广的副业”。
当进一步问及服装贸易业务具体规划时,一位代购以“有两位新代理约我现在教他们卖货,有时间再聊”的回复,匆匆挂断连线Insight的电话。
不过连线Insight发现,不论是上述代购,还是其他代购,卖的产品大多有原单、尾单货。有些人宣称自己的产品是最新款套装的大牌产品,售价还不到官方价的十分之一。
一位福建贸易厂的负责人向连线Insight解释,“原单和尾单货是经由品牌授权后,给品牌做加工的代工厂生产正品时,因为质量瑕疵等原因未被品牌方验收通过,直接流向市场的残次品。”
上述负责人直言:“但真正的原单、尾单货其实并不好拿,基本都被内部员工或内部关系收走了。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原单和尾单货,其实是高仿货。”
一位代购也向连线Insight袒露,“顾客其实也心知肚明,但我会尽可能以低价卖高品质的货,只要质量好,他们都很乐意买单,反正只求个款式。”
原单、尾单货生意,赚钱多、利润大。据一位曾卖过此类产品的代购向连线Insight表示:“一款高仿货,从生产商到档口再通过代理层层销往全国各地,经过几轮加价,到购买者手中的价格已经是成本价的很多倍,最高的超过二十倍。”
疫情期间苦于收益减缩的代购们难舍这个商机,成为不少代购的新“现金牛”。
除了贸易,品牌代理也成为代购们的转型新出路。其中,一些小众品牌,成为代购们推荐的“明星产品”。
宋琰这两年一直推一个小众包包品牌:“MIRGAM KOSEL”(简称为小MK)。宋琰遇到客户便会介绍,这一品牌是MK(MICHANL KORS)的“大牌平替”,这是来自法国的小众品牌。
一位代购向连线Insight解释,这些小众品牌不过是名义上的新品牌,方便让经销商正大光明卖高仿产品。“以前做正品代购的代购们对这些品牌都不屑一顾,但是这几年许多代购的生意惨遭滑铁卢,所以,卖这些名不见经传、高毛利的小牌子回血,成为了许多代购的选择。”
也有很多代购转型,并不顺利。宋琰向连线Insight感叹,她身边有些同行曾尝试做直播带货,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直播带货红利期都过去了,不再是只要能发货就可以赚钱的时期,如今的淘汰率极高。转型做直播的那几位代购,都是个体,没有团队运营,自然不好做。不过我们都很后悔,之前能出国人肉代购的那几年,为什么没做直播带货,白白错过了风口。”
转型不顺的情况下,甚至有些代购,开始考起了公务员。
一位刚毕业一年的代购正在备战省考:“去年年底就不做代购了,当时的心情就是不忍说再见,又不得不说再见。但我需要给父母一个交代。”
传统代购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抹杀,有人在不甘中黯然退场,也有人转型后整装继续前行。对于后者来说,随着对新业务的熟稔,行业前景依旧不明朗的代购职业,会变成副业。这一转变,也成为代购行业一片萧杀的真实证明。
03 代购野蛮生长时代结束,但奢侈品代购依旧赚钱
持续两年多的疫情和监管政策缩紧,让无数中小腰部个人代购退出舞台,大代购、奢侈品代购等掌握一定优质资源的玩家,成为代购行业仅剩不多的活跃者。
随着监管力度的逐步落实,代购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逐渐增多,且处罚力度越加严厉。据中新网报道,因倒卖海南离岛免税商品,2021年海口中院对被告人李某恒、李某贤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这是海南*宗对外公布判决结果,也是判决最严厉的案件。
这意味着,代购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落幕,代购不再是个门槛低、来钱快的好财路。
但只要用户的需求还在,这个行业并不会很快消失。代购仍然可以成为海淘的一种补充,满足市场上的小众需求,这也是代购仅剩无几的生存空间。
相比于个人小代购,大代购足够的市场话语权,让后者的生存压力相对轻一些。
宋琰也发现,“疫情出现后的这两年,小代购会主动找大代购做代理。而且在货品选择上,大代购拥有*的话语权。一个大代购推一个产品,手下几十个代理会一起推,每个代理商还有成百上千个用户。这些产品不火都很难。”
而且据宋琰了解,除了小部分代购会通过返点公司扫货,大多数代购同行基本都会有靠谱的合作的大代购,这样不用小代购去国外采购,直接找大代购拿货即可。因此,有小代购“养活”的大代购,营收也相对稳定些。
罗阳属于宋琰口中招代理的“大代购”。
当年罗阳在莫斯科留学时,和俄罗斯的几位柜姐交情极好。他表示,“这两年,一直是她们给我供货,保真且便宜,所以我在顾客那边的口碑很好。我妈妈在县城老家一直帮我转发广告,做宣传,不少宝妈会找过来问 ‘能否加盟’。”
于是,瞄准了县城这一潜力市场,从去年开始,罗阳就招代理,到现在他已经有20多位代理。“我自己的代购号只有1000多位客户,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大代购,我只是采用了大代购的商业模式。”
现在,罗阳即便不运营自己的微信号,也可以通过代理拿到的抽成,月收入达到五、六千。
除了大代购,奢侈品代购也成为代购行业生存处境相对较好的一类。
不少奢侈品代购们感觉自己的生意和以往并无太大区别,陈薇颖便是其中一个。
2018年陈薇颖和家属一起移居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后,一直做奢侈品代购,客户也十分信任她。
因为长期购买大量大牌产品,陈薇颖成了不少奢侈品品牌的VIP,她可以不必买或者少买配货。
加之在业内深耕较久,陈薇颖也结识了几个关系很好的大牌导购,能买到其他代购买不到的货、拿到内部员工折。一旦有新品或者出现补货,“导购会提前打电话通知我,我的银行卡在导购手里,她直接刷卡帮我买单。”
有时遇到预售款,一旦官网开始放货,陈薇颖就按点蹲守刷屏抢货。对于更热的款,她还去线下排队抽签,熬夜蹲守实体店。
陈薇颖向连线Insight坦言,“2020年上半年大量奢侈品店关门期间影响较大,随着疫情常态化,我接到的订单量也逐步趋于正常,和前几年并无区别。甚至更赚钱了。”
依靠近几年奢侈品代购收入,去年,陈薇颖出首付,帮弟弟在北京五环外买了一套房。
一个代购也向连线Insight表示:“我认识几位做爱马仕、迪奥等高端奢侈品代购的韩国姐姐们,她们这两年的订单量没受到很大影响。能买得起这些包的高收入人群,并未因疫情受到影响。疫情影响导致不少大牌产品经常缺货,这些代购反而在不断提高手中囤积的奢侈品价格。”
当连线Insight问及上述代购为何不转行奢侈品市场时,对方解释道:“首先,高端奢侈品客户黏性很高,一旦认准卖方,便很难流失。加之我现在2000多个顾客,消费水平也买不起奢侈品。而且做好奢侈品代购需要较强且稳定的关系网,国外居住的人做这一行有先天优势。我没有客户、没有资源,我害怕转型失败压力,也不能再继续在代购这一行业投入过多资源。”
随着代购行业的强监管,再加上疫情的影响,让代购们得以野蛮生长的红利增长期,也走到尽头。但市场需求仍存在,具备强专业性或掌握部分市场话语权的少量玩家,是最终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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