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最宝贵的东西，怎么越来越少

烟火还在，但烟火气正在从我们的城市中逐渐消逝。

从某种角度来看，网络世界的发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正在成为市井烟火的“杀手”，人们尽管热爱烟火气，却好像不那么需要它了。我们想吃饭，就点外卖；想买菜，也无须在菜市场和大妈“厮杀”；想要去哪里旅游，便提前订好酒店，再也不用在陌生城市的街头上下求索；就连我们想认识新朋友，也只需点击屏幕即可实现。

然而，所有这一切便利，都在让我们远离生活本身。

一些人与人的交流，是在“不方便”中发生的。

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不适合在社会生存的特征”的话题，让年轻人仿佛看到了自己。“特征”中提到：频繁吃同一种食物，喜欢的曲子单曲循环到吐，花钱从不计算，讨厌人群，事情不到火烧眉毛不会行动，口头禅是“累、困、烦”。

这些看上去不那么好的特征，却普遍存在于年轻人的生活中。原因何在，往往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已经不再必要，俗话说——谁离了谁都能活，但现在要说——谁离了谁都能活，除了手机。

所以，我们的社交生活正在变得不再必需，仅存的那点社交关系不是情非得已，就是心甘情愿，除此之外，我们手里有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让年轻人以为，自己既然不需要人群排遣寂寞，那就索性给自己贴上讨厌热闹、痛恨交际的标签，他们情愿长久地浸淫在孤独当中，用每一顿“一人食”来为自己的孤独加一寸冕，用一个人旅行为自己狂欢，再也不愿意做任何多余的、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了。

“一人食”已经成为年轻社群中的某种潮流。

很多学者提出，现在是“个体原子化”的时代。*提出“原子化”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齐美尔在考察柏林的社会状况之后写下了《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在书中，齐美尔提出：“城市居民的生活长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导致居民逐渐缺乏激情、过分理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原子化。”

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现代社会中的人形容为“原子化的个体”（atomomization）。这个原子化的个体是孤独的、埋头于物质享受的、完全“私人化”的，这样的个体普遍存在，并且这些个体之间也没有强有力的联系。

这一代年轻人恰恰赶上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来自科技变革。而科技变革带来的变化是渗透性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科技的支配，除了人性不变，其他都变了。

此外，科技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在影响人类的一言一行。这种变化则更为隐晦，也更为奇妙。

我们居住的社区

正在成为我们要抛弃的东西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商铺是街道的基本构成元素。他发现，相比于欧洲城市常见的开放式街区，中国人觉得围墙林立、有出入管理的封闭式小区更让人安心。

但是，和开放式街区相比，封闭式小区的管理恰恰缺乏市井气息，商铺、小贩大多无法进驻，对餐厅、咖啡店更是拒之门外。开放式街区则完全不同，住户和街道的融合，往往使得街区充满活力，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也更近。

陆铭曾写文章探讨过城市的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宽马路、低密度”的模式，另一种是“窄马路、高密度”的模式。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倡“窄马路、高密度”。

街区的人流密度，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社交距离。

陆铭表示，尽管后者并未形成共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很多人认为“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人流量大、传染病更容易传播，但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发现，“窄马路、高密度”的模式相比“宽马路、低密度”模式的确存在一些优势。

高密度的街区往往有更多的活力。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往往伴随着更多的路口，意味着更多的餐馆、商店、公共服务场所，消费的多样性也会因此增多。此外，与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在总人口密度高的情况下，交通拥堵度反而是下降的。在小马路密布的地方，街道两边的商店和提供的服务更齐全，城市居民开车出行的需求也会因此下降。

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陆铭表示，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如果密度是坏的，大家为什么愿意住在市中心？如果密度是坏的，为什么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房价越贵？这说明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居住在高密度的地方。所以首先要顺应人的需求，给城市“加密”。

项飙曾在《十三邀》中提出“附近的消失”的概念。他这样描述道：“如果你问我们今天中国的年轻学生，父母的工作是干什么？你居住的这个小区，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这个小区在你的城市里面社会意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周边的菜市场是什么关系？然后你的学校是怎么一个过程？他们描述不清楚。但他们对大学的世界排名很清楚，对怎么考托福、GRE很清楚，他们对那个系统了如指掌，但对自己生活的社区模糊不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不重要。”

那么“附近”消失了，去哪里呢？项飙认为，“附近”不是简单的蒸发掉，而是在资本、技术的加持下转化为数据了。

很多事情被数据抹平之后，生活的痕迹就淡了。

工业革命以来，时钟出现了，时间变得趋于整体性和线性。例如，在有空闲时才能去上厕所，因此时间决定了人的行为。在社交时代，时间变得碎片化，不再是整体性和线性的，可能一会儿干这个事情，过一会儿又穿插另一件事进来。人的时间感却变得特别强烈，人们更加追求即时性。

人追求即刻性的满足，追求点了外卖就要在30分钟内送上门，而这种需求在现在技术变革中得到了支持。

很大程度上，当“附近”消失后，人更多是扮演者、旁观者。人们更相信技术，而不是相信另一个人。

这些结果的危害正在显现，我们居住的社区，正在成为我们要抛弃的东西。人们抱怨城市没有人情味、没有归属感，可一旦回到家，我们便立刻拿起手机，妄图用虚拟抵达真实，并且还觉得自己永远抵达不了。

以前，我们对其他人生活的想象

止步于家门口的百米之内

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描述了老城市的优越性。

表面上，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处。雅各布斯用小孩子玩耍的问题举例，她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孩子们玩的内容是什么，也不在于一定要“正儿八经地玩”。玩耍的魅力在于自由自在的感觉，那份在人行道上跑来跑去的自由，与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圈起来的地方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他们不能做到随时随地玩，他们干脆就不会去玩。”雅各布斯写道。

雅各布斯将人们在城市中无序的布朗运动形容为“复杂的芭蕾”，尽管形态各异，但它们之间却形成了秩序井然的整体，让一个城市变得鲜活、可爱。

雅各布斯进一步阐明观点，她写道：“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戴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城市就是这样，只有“混乱”才能富有生气，就像陆铭所推崇的窄街道、高密度街区一样，当商铺、消费者、毫无目的的漫步者混杂在一起时，商业社会和人情社会才能绝妙地融合在一起。

从以上阐述就能得知，市井烟火的消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城市的规划、技术的加持以及人们所推崇的现代生活准则，使得市井气变得越发珍稀。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后，这种独属于城市的喧嚣气氛更是难能可贵。

在疫情*次暴发之后不久，互联网上就充斥着人们“哀悼”日常生活不复存在的声音：“*次发现，人挤人是那么美好。”“我太渴望堵车了！”“我想去餐厅吃饭，而且要排队拿号那种。”

凡此种种，无不是人们对寻常生活的渴望，也由此可见，我们眼中琐碎的、平凡的、俗气的日子是多么安抚人心，甚至聒噪的汽车喇叭、楼下恼人的广场舞音乐，乃至为了缺斤少两和商贩的吵嚷，所有这些我们平时不屑一顾的声音，都展现了市井生活的美好和高贵。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如今的“原子化时代”，市井气正在改头换面，从线下走到线上，尽管人人都在声讨科技带来的社交距离感，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情感需求能因此止步不前。

从某种角度而言，科技虽“硬”，但同时也很柔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5G技术，我们得以看到更多人的生活，仅仅这一点，在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小小的屏幕就能让我们窥视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变丰富、变持久了。

过去，我们对其他人生活的想象止步于家门口的百米之内，你永远无法得知一个身处西藏山区的普通农户如何制作奶酪和糌粑，也不会明白那些冒着暴雨仍在送外卖的中年男人背后的心酸，更不会意识到一些和我们一样在家里“瘫”在沙发上吃着外卖的年轻人和自己分享着同一份孤独。

我们用大拇指不断地向上滑动屏幕，在数以千万计的短视频中寻求内心共鸣，不论是愉快还是悲伤，通通都能在短短十几秒内得到心灵上的抚平，在冷漠的“原子化时代”，这种通过虚拟世界得到的感动是如此真实——事实上，我们对烟火气的渴望不减分毫，甚至比过去更多。

也正是因为科技，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总有一些人和你我一样，过着奇妙又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