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报显示，2021财年Q2（截至2020年11月30日的三个月），新东方营业收入为8.88亿美元，净利润5390万美元。同期，好未来的营业收入为11.191亿美元，净亏损4360万美元。
一个盈利一个亏损，但盈利的新东方市值却远低于好未来。截至美东时间2021年1月28日收盘，新东方的市值为289亿美元，好未来市值为471亿美元，两者相差近一倍。
这种差别的背后代表了教培行业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好未来现代企业化、资本化、科技化的运作方式，一种是新东方传统教育家的运作方式。
一家企业的形态往往也是创始人性格的烙印。以张邦鑫和俞敏洪为线可以窥见，两位不同类型的创始人，是如何塑造了两家截然不同的教育组织。
风起于不同时代
2003年，俞敏洪作为优秀校友代表，在北大的毕业典礼上演讲。
当时的新东方已经成立10年，占据北京约80%、全国约50%的留学培训市场份额，年培训学生数量达20万人次。通过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俞敏洪也成为名扬天下的“留学教父”。
“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去坚持做，到最后就会拥有希望。”俞敏洪在台上讲道，而此时台下一位生物科学系的学生心潮澎湃，这就是张邦鑫。当时他正通过做兼职家教来为自己赚取生活费。
多多少少受到了些激励，2003年8月，张邦鑫正式创业成立学而思，以奥数培优起家。
好未来比新东方晚十年成立，两者属于不同时代的产物。
新东方踏的是通过出国留学让生活更美好的浪潮，代表着逃离中国体制的渴望。好未来则押中了中国家长希望孩子在教育体制中脱颖而出的诉求。
在新东方从成立到壮大的前十年中，中国互联网还未普及，俞敏洪通过在全国各高校举办讲座和励志演讲，来获取用户、树立品牌。性格内敛的张邦鑫赶上了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学而思成立不久后就遇上非典，无法线下宣传，张邦鑫利用网站和社群在线获客。
2006年，新东方成为*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当时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权，据估计资产超过1.21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英文教师。
2010年，好未来也赴美上市。2017年7月28日，好未来后来居上，市值达到127.43亿美元，首次超过新东方（126.15亿美元）。那一年的胡润百富榜中，37岁的张邦鑫以400亿元身家位列第48位，而俞敏洪以160亿的财富位列第199位。
好未来无名师
在教培行业，学生认老师不认机构。“名师出走”是普通现象，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可以轻易地自立山头。罗永浩、李笑来、马薇薇、周思成等人，都是从新东方出来的名师。
对待“名师”，张邦鑫与俞敏洪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也造就了两家教培机构不同的组织形式。
俞敏洪的态度是兼容并蓄，他曾公开表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你不往里冲，别人也会往里冲。如果周围都是一帮你的小兄弟做成的优秀教育公司，你会更加感到骄傲。”新东方也因此被称为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除此之外，俞敏洪还拿真金白银支持他们。2015年，新东方华北区区域总裁印建坤离职创办“异乡好居”，俞敏洪顶住投委会压力投资了300万；2016年，新东方集团助理副总裁赵尔迪出走创业，也从新东方获得了500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
这种方式也造就了新东方类似于“诸侯分封制”的组织架构。在新东方，地方校长拥有很大的权力，全权负责招生、教研、教学、后勤等系列流程，对分校的营收、利润等也完全负责。
张邦鑫的做法截然相反——通过中央厨房式的组织“消灭名师”。
创业仅一年的时候，学而思两位名师带走了当时的精英班。张邦鑫开始思考：“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组织，才能使企业长久健康地发展下去？”这套组织体系，就是当今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奉行的“大后台、小前台”。
2008年，好未来组织了全中国最强大的教研团队，研发标准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流程，推出ICS智能教学系统。2016年，又推出IPS（智能练习系统）。
ICS和IPS拆分了“后台”和“前台”，把“教学内容研发”和“教学流程设计”交给了教研团队，让老师更专注于授课和辅导。此后好未来又采用双师课堂，将“学”和“习”分开，直播老师负责带孩子们“学”，辅导老师负责“习”，承担组织课堂、鼓励学生和判题等工作。
这种标准化的教研模式，达到了“去名师”的目的、使得组织更加稳定，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泯灭了老师的个性化。
从组织层面来看，生物科技出生的张邦鑫打造了一个更为现代化的企业组织，多了一份标准和机械，少了一份人文。而新东方更像是教育界的“梁山”，多了一份情怀，少了一份稳定。
新东方不烧钱
张邦鑫和俞敏洪的差别，还体现在对科技的态度和选择的商业模式上。
在对待科技的态度上，张邦鑫和俞敏洪一个激进、一个保守。在互联网、AI两波技术浪潮中，好未来都比新东方走在前面。
如徐小平所说，好未来是一家有着互联网心脏的教育公司。
2008年，好未来内部孵化了学而思网校。2013年，学而思更名为好未来，明确将好未来定位为“科技教育公司”。2015年，学而思开始直播模式。
近年来好未来线上业务的收入占比不断提升，从2017财年Q4的5.2%，增长到2020财年Q4的24%。新东方则偏重线下，线上业务在2019财年仅占4%。
在AI的技术浪潮中，好未来也比新东方激进。
2017年，俞敏洪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表示，后悔将15亿人民币砸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这些钱就像打了水漂一样，我只是感觉上网查数据速度快了一点。”
而这一年，好未来收购以情绪识别技术见长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FaceThink，成立了AI Lab，全年投入10亿人民币、4000研发人员。
2018年，好未来召开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了“WISROOM”智慧课堂解决方案以及“魔镜”智能测评系统的全新升级版，将AI技术融入课堂。同年12月的GES 2018未来教育大会上，好未来又宣布开放自己的AI教育平台，将底层的AI能力共享给整个教育培训行业。
在商业模式上，张邦鑫选择了互联网公司常用的手段，先烧钱换取规模、抢占到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后再盈利。但俞敏洪相对谨慎，坚持不烧钱。
近年来，随着跟谁学、作业帮、猿辅导等教育创业公司入场，行业竞争加剧，各家公司不得不加大营销投入抢占生源。
2019年暑期，学而思、作业帮、猿辅导等一批在线教育公司开展了一轮营销大战。学而思投放总额约10亿，作业帮和猿辅导投了近4亿，但新东方却无动于衷。此后每次的营销大战中，都很少见到新东方的身影。
“当时公司内部有人问我，俞老师我们要不要投资十几个亿做营销，我说不投，你们先把*的教学辅助设施和教研体系研发出来，我们再循序渐进推进营销工作，那个暑假我们在营销方面就花了2000万元。”俞敏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也是财报中好未来增收不增利，而新东方却盈利的原因。
结语
张邦鑫和俞敏洪，两位个性鲜明的创始人，打造出不同经营模式的两家教育企业。
张邦鑫更像是一位现代企业家，他用标准化的体系打造稳定的组织，大胆投入技术，烧钱获客。而俞敏洪更像是一位教育家，对于出走的组织成员包容祝福，坚持不亏损。
显然资本市场更青睐前者，相信增长的故事。但适度保持资本和教育的距离，或许是张邦鑫在打造一个现代教育组织的同时，需要克制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