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巴东50万人民，对那些在这个地方，这么穷的地方，一次啊单笔几十万几十万收钱的那些王八蛋们，我代表巴东50万人民对他们表示愤怒！我公愤！就是要代表五十万巴东人整死他们！
在高朋满座的大会上，陈行甲向腐败的干部开炮，震惊朝野。这一骂，也让陈行甲的清廉与敬业被更多百姓知晓。
网红书记
2011年，陈行甲到巴东任职不到三个月，就走遍了全县14个边界村，摸清了全县扶贫工作的底：全县近50万人，42万人生活在大山里，其中有17.29万贫困人口。
巴东被定位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人平均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被称为贫困人口，巴东超过三成的人都是。
“我走在那个贫困县的深处，数十万穷人，与那些收几十万贿赂的官员形成强烈的对比，很难不产生一种巨大的愤怒！”
1971年出生在湖北省兴山县高桥乡下湾村的陈行甲，对贫穷有着深入骨髓的了解。他见不得穷人吃苦。
刚到巴东做县委书记，就大刀阔斧，开启改革：
*刀挥向了违法占地、违规建设“两违”现象。顶着风险压力，指挥查处两违建房户500多户，并打掉违建背后的保护伞。
接着，从工程质量入手，历时4个月时间，一举打掉了叱咤巴东工程领域多年的“中标大王”，并接连查处了9名局长、副局长。在他任职期间，4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被查处，多名科级干部被查，企业老板40多人被查。
为了推介当地旅游项目，他从3000米高空跳伞，亲自上阵代言；为省20万元代言费，亲自演唱巴东之恋，因此成了网红书记。
“陈行甲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官气的官员。没有人给他提包，没有人替他端茶杯，没有人为他开车门。”过去，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这样评价。
现在，陈行甲依然不享受这些“待遇”。“当官的时候，我就不准别人为我做这些事，我不喜欢前呼后拥的生活。自己背个包，我觉得挺好。”
陈行甲对世界的善意，对他人的理解，来自那个洒满阳光的80年代，在那段感性的、大胆的、没有框架的岁月，个性张扬的他充分挥洒着青春。
而他的悲天悯人，则来自童年时母亲的谆谆教诲。
童年时，往返于镇上和村子的背脚夫，常常会在大路旁的陈家歇脚。陈行甲的母亲会把院子打扫的纤尘不染，他们坐在上面，衣服不会沾上一点泥土，母亲还会叫年幼的陈行甲给他们倒水喝。
村子里有一户人家，特别穷，经常会到陈行甲家借盐吃，陈行甲很少见他们还过，就不解地问母亲：“他们总是说借，为什么从来没有还？”母亲因为他这句话生气了：“人不到无路可走，谁会借盐吃！我们不借给她，她就没地方借了。”
跟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陈行甲小小年纪，就已明白该如何对待他人。这份教诲也让他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内心去做人生选择。
公益之路
在巴东任期届满，陈行甲被湖北省委公示提拔为州领导，这个时候，他却毅然选择了裸辞。
2016年12月2日，陈行甲在其微信朋友圈公开发文表示将离开巴东。陈行甲用事实向那些给他戴莫须有帽子的人证明了捞取政治资本的栽赃不属实。
“我厌烦了戴着面具做人、做官。”来自于被诗歌与音乐环绕的文青时代，陈行甲始终有颗理想主义，感性自由的灵魂。
当我在面对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比方说我决定辞职，外面纷纷扰扰有很多说话的时候，回到乡村，回到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去给我的母亲扫墓，去在我小时候打赤脚穿行过的田坎，就觉得特别的爱，那可能就是根的感觉，那就是泥土的感觉，我愿意这一生脚都踩在泥土上面，走完我的余生，那就是做公益和需要的弱势群体在一起。
陈行甲也曾问过自己：“有时候我也在想，对于内心的遵从，为何如此地义无反顾？读了大学，让我有机会看见世界，看清世界，而认识这个世界中的自己，还是感恩于我的母亲，以及那个山村。”
无论走在哪里，他始终记着童年时代陪妈妈从地里收工回来走夜路时，妈妈经常教他的一句话，“往前走，别回头。”或许，大山子弟陈行甲始终遵循着大山和母亲在冥冥之中对他的指引。
告别人生上半场，陈行甲开启了自己的公益之路：
2017年5月发起成立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兼秘书长，开始他的人生下半场，关注贫困地区人民，聚焦农村公益和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问题，成为一名悉知政府和草根的“两栖”公益人。
那些政府不方便插手、无法涉足的事情，公益或许能补充很多。
在陈行甲看来，政府的工作也是有边界的，它不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当社会上出现一些问题、一些难点痛点的时候，公益组织能作为一个补充，发挥很大的作用。
成立一个新的公益组织，辛苦程度不亚于创业。尽管艰难，陈行甲过去兢兢业业的从政经历也为公益事业带来不少助力。
“过去好官的形象是值钱的，做公益，大家信我。”
听说陈行甲辞官后，一位企业家找上门来，给他开出400万的年薪，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陈行甲真诚地告诉对方，自己并不想从商赚钱，而是要做更有意义的事。企业家被触动，直接拿出1000万元人民币，嘱咐他放开手脚大胆去做。
投入公益事业后，陈行甲立马做了三件事：
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做研究教学工作，从事公益社会政策研究，并且承担了一个关于儿童大病救助的课题；
作为发起人之一，在深圳创立了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专注于儿童大病救助；
和正琛以及新阳光联合发起了“联爱工程”，致力于消除现代中国的因病致贫现象。
数据统计，自2013年国家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8.2%。
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消除*贫困，但是之后呢？我们看到*贫困问题即将解决，相对贫困依然突出，如何让老百姓有意愿、有动力从根本上走出贫困，是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字里行间透露着陈行甲的思考。
新公益的核心就是授人以渔。
找富人筹钱给穷人去付医药费，这不是陈行甲的工作重中之重。他希望，90%的时间应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借助公益的力量，建立一个社会实验，要搜集到所有的患儿、所有的政府、乡村相关的，跟这个疾病相关的数据，陈行甲希望通过建立数据库，去探索因病致贫的规律性解决办法。
治疗儿童白血病，有两支广泛使用的好药，死贵死贵，但不在报销目录里，这让陈行甲心中似乎压了块石头。
去年，陈行甲拜访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争取到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这两支药现在都已经进入了国家医疗目录。其中一支癌症药物，每年有8000万以上的患者必须用这只药，但这支药进入目录就为全国的癌症患者省了2.4亿。
长期的政府工作经历，给了陈行甲做公益的的特殊优势。“我知道怎样与政府紧密合作，能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准确地踩到那根线。”
在广东河源，他只用半个小时就说服市委书记同意他在当地做试点。到了青海，他给常务副省长写信，对方看完信立马签字。
几年间，陈行甲做了不少大事，但他始终称自己为“公益新兵”。
不过，陈行甲的努力，热爱他、相信他的百姓都看的见，他也为公众树立了官员转型公益的新榜样：
2017年起，他先后被凤凰网评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被《中国慈善家》杂志评为“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2018年12月，公益时报评选出“年度中国公益人物”，陈行甲依然在列。
公益之名并不是陈行甲最在乎的，陈行甲最希望的是，通过公益基金会厘清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扶贫中的不同角色，一方面政府提供发展生产的基础设施，为极端弱势者实施生活兜底；另一方面由企业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为政府不好做的事、做不好的事、顾不上的事，提供有效补充。而他所创立的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先行者和试验者。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无论风霜雨雪。”陈行甲将如他所言，继续走在公益的路上。
艾诚：您从1992年参加工作，1995年入党，一路根正苗红，到2011年担任了宜都市的市长，从政的高光时刻来临，却很快在2011年底成为深度贫困县——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委书记。组织上有这么安排的吗？有从市长调到书记的吗？
陈行甲：有。
艾诚：为什么还调到一个深度的贫困县呢？这是组织要求，还是您主动申请的？
陈行甲：那是因为在我去之前，巴东县连续三年出了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每年一起，都轰动全国，惊动中央，是极度的恶性群体事件。所以我当时去有救火的性质。
当时是2011年，十八大还没有召开，那时还没有整体上的系统性反腐，当时可能省委判断，巴东的社会生态出了问题，所以省委决定不在本地选拔干部，要在全省范围内选，选优秀的，选年轻的。
当时我有清华毕业的背景，又是中国*县的先进市市长，也几乎是全省最年轻的市长，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被挑中了。
艾诚：为什么您觉得这是幸运？
陈行甲：这是组织对我能力的信任，我的人生也因此而丰富，所以很幸运。
艾诚：那这五年您在任期间，最开始走进巴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大家欢迎这个不速之客来吗？
陈行甲：老百姓都是欢迎的。但是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官员是不欢迎的，比方说我从外面去的话，就直接压制了本地干部的提拔的机会嘛，你一个人上去，你会堵住后面一连串的路。
艾诚：讲到巴东的时候，您的眼睛里面是有爱的，为什么？
陈行甲：我对那个地方有感情，就是我全身心的投入，在那个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就觉得我别的不敢说，就用我在告别巴东的时候发表的文章《再见，我的巴东》中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不敢说我不负苍生，但是我敢说我自己不负本心，我敢说我自己是个不收钱的县委书记，我敢说自己已经拼尽全力！
这样你大概就能明白我跟这个地方的连接了。
艾诚：难道这一路从您的湖北老家的山村，从百姓到镇长，从镇长到副秘书长，从市长到县委书记，这条仕途之路已经为您铺开了，那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已经被提拔了，却要转身去做公益？
陈行甲：我讲内心最真实的想法，那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看清楚了这个中国社会有一片蓝海，有一个硬需求摆在这里，公益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
2005、2006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非常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在西方社会的生机勃勃。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垂死的、腐朽的样子。
为什么？
它的社会治理结构是很合理的。
在中国我们习惯于*部门政府，第二部门市场的力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你看在一个发达的一个国家里面，他们是三个部门，*部门政府，第二部门市场，第三部门公益组织，以公益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
我在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一个是我感受到了党委政府强大的力量，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二个是我也感受到了党委政府不能包揽一切，还有很多的无奈。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公益组织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我那会儿在乡村扶贫方面有很多的创新，其实我跟很多的公益组织合作过，我发现公益组织可以在某些点上面发挥特殊的作用。所以，我想好了，要去做公益。
但是在整个中国来说，公益是一片蓝海。我希望去做一个真的草根，真的平民，我就是想做这个时代的晏阳初，想做这样的人。
艾诚：从官到民，您去做公益，听你话的人难道没有减少吗？你所做事的难度难道没有增加吗？
陈行甲：你说的这两个判断都成为了现实了。
艾诚：有落差吗？
陈行甲：听我的话的人是更少了，我做事的难度是更大了。落差肯定是有，但是我想清楚了，就还好。
以前我是前呼后拥，有专门的班子为我的工作服务，现在我自己背着一个包，我到深圳来是自己租房子，我天天坐地铁，我连打出租车都非常舍不得，但是因为你看清楚了，你提前都想到了，所以就还好，就是不称之为落差。
艾诚：您从2017年初做恒晖儿童公益基金至今，已有三年。您觉得在中国公益难做吗？
陈行甲：非常难。整个中国的公益属于欠发达水平。
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13.6万亿美元），美国GDP总量达到20.5万亿美元，从国家层面来看，财富相差不大。
从企业层面来看，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20家上榜，美国126家，也相差无几。
从消费来看，麦肯锡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人买走了全世界1/3奢侈品，就民间财富而言，中国人也富起来了。
但是什么样的差距大呢？公益捐赠。
2018年度，中国的公益捐赠是1128亿人民币。而美国是4277.1亿美金，美国是中国的26倍，如果这不是天壤之别，什么是天壤之别？
艾诚：您觉得是什么导致了中外公益捐赠差距这么大？
陈行甲：民间有财富，民间有爱心，民间有苦难，我们在同时“三有”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公益只是美国的1/26呢？我们缺平台，缺参与渠道。
艾诚：平台和参与渠道是我们看得见的一种形式。但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觉得是公众缺信任。
陈行甲：对。信任是公益的命脉。
我投身公益，有一个优势。面对镜头，我敢拍着胸脯说，我过去是一个好官，清官。
过去积攒的社会形象，带着信任的基因。做了三年公益，我得到了太多的信任，我很感激那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对我的相信。
艾诚：您想基于您个人的信誉，在一个公益平台里放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公益，对吗？
陈行甲：这不是我狂妄。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纳吉、迪弗洛夫妇以及哈佛的克雷默教授，奖励他们在贫困的地区做减贫实验所取得的成就。
这让我十分激动，热泪盈眶，连夜找来巴纳吉夫妇写的《贫穷的本质》，第三天在飞机上面把它全部看完。
我想做减贫实验2.0。
我想连接政府，连接社会的力量，然后在一个贫困地区，来做改良的综合社会实验，来探索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上的路子。所以我做的两个公益项目，一个叫联爱工程，一个叫梦想行动，联爱工程是针对贫困儿童大病救助，梦想行动是针对贫困儿童教育关怀的，都不是简单的找富人讨钱，去给穷人付费的。而是我在这中间有社会实验的性质。
艾诚：在公益领域里面，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助力？
陈行甲：资金与传播。
最需要的，*个是资金支持，如果没有资金，这个公益我是没有办法去抵达弱者，需要救助的弱者。
也需要关注力的支持，需要道义上的支持，需要志愿者的精神支持，这些都是我需要的。
那我做的公益能做到什么呢？
我想做整个中国最透明和最有效率的公益。
*个就是我的透明，就是说只要是你捐赠了，支持了我的公益项目的，你会知道你的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二是效率，我是希望做的2.0版本的公益，来提升我做公益的这个领域的综合社会效率，而不是简单的掏钱。
如果说我只是来简单地讲穷人的苦难，来博取富人的同情，去给穷人投钱的话，那我觉得跟过去，跟旧社会跪在路边喊大爷大妈可怜可怜我吧，赏我口吃的吧，赏我一点学费吧，赏我一点医药费吧，那有什么区别呢？那不过就是一个有执照的乞丐而已嘛。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2.0，我想通过社会实验的方式，想推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做一份公益的贡献，我现在做这个事情。
艾诚：预见未来，十年之后，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您的公益组织会发展到什么样呢？
陈行甲：我希望我做的公益项目已经完全的形成了一个可复制的模式，在全国很多的地方复制了，它推动了我们整个中国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的解决，我希望十年之后我实现了这个目标。
这也是我的个人的，也是我的组织，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的目标，我期待十年之后，我能够那个时候再来接受艾问的采访，你再来问我是否实现了。
艾诚：好，十年之约，不见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