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和反催收之间的战争，正在不断升级。
“交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激烈过。”一家催收机构的负责人吴洪发现，这片战场“充满了叛徒、卧底和内鬼，和真正的战场无异” 。
一家催收公司发现，自己的员工里，有约5%的人投奔敌营，成为了行业从业者口中的“叛徒”。
一些催收和反催收阵营都派出卧底，试图潜伏进敌方阵营，获取情报。
还有一些催收员，会和反催收联盟勾结，“共同收割借款人”。
这个战场离钱实在太近，一切厮杀，都与利益有关；一切博弈，都与人性纠缠……
催收员丁启瑞默默将一位做了三年好友的催收同行，拉入了黑名单：
“叛徒！”
一个月以前，这个好友告诉他，准备去做“反催收联盟”，说“特别赚钱”，还想拉他入伙。
“你想钱想疯了吧？！”丁启瑞破口大骂。
对方讪讪地走了。
没想到，对方真的加入了反催收联盟，开了抖音号，建了社群，并开始在朋友圈发反催收的广告。
和其他催收同行一样，丁启瑞在他的广告下面留言骂了几句，然后迅速拉黑对方。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叛徒”的恨意：“恨得牙痒痒。过去他吃着这口饭，现在相当于要砸了所有人的饭碗。”
疫情之后，大量的催收员，加入了反催收联盟的大军。
“我们起码有5%的催收员，加入了反催收联盟。”一家催收公司的负责人吴洪统计了一下数据，结果超出他的想象。
他的300个员工中，“有15位叛逃”。
“大部分都是一二线城市的催收员，且工作年限低于三年。”吴洪称，这样的催收员工，忠诚度比较低。
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反催收阵营？
从去年开始，催收行业就不再好做。
监管收紧，公安严打，甲方爸爸时不时来审查，整个行业被箍得紧紧的，处于高压状态。
催收员胡铭也发现，从去年开始，身边的催收同行越来越少。
抓的抓，转行的转行，他自己的公司也在去年年底解散，“不赚钱，且担的风险太大”。
就在催收行业举步维艰之时，反催收联盟逆势崛起了。
疫情之后，胡铭注意到，反催收联盟急速壮大，并衍生出一条暴利的产业链。
反催收联盟不是公益性质的，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收取服务费——行规一般是收取10%到30%。
假设反催收联盟帮助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协商不还款1万元，他们就能拿走1000甚至3000元。
胡铭心动了。
暂时没有工作的他，决定加入反催收大军。
他只花了1个月的时间，就收获了10万粉丝。
“只要将一些对战催收的小技巧发到抖音，轻松就能点赞上千。”他分享了一个如何“逼疯”催收员的技巧，成就了*个爆款视频。
“催收给你电话，你就说一定在一周内还钱，然后一周内不接电话；一周后，你再承诺一周还钱，接着又不接电话。连续三次，一定将对方逼疯，对你破口大骂，然后，录音，投诉。”
而这正是胡铭当催收员时的经历。
他冲着借款人破口大骂，“感觉自己被玩了，*不可忍”。
因为这件事，他被罚了半个月的工资——他万万没想到，昨日的伤痕，却成为今日“勋章”。
他大肆分享着过去最痛恨的借款人招数，并收获了大量的拥趸和欢呼。
靠着帮助借款人对战催收，协商不还利息，甚至不还本金，胡铭“上个月赚了5.6万，是做催收时工资的6倍”。
他知道，一些催收朋友拉黑了他，但他不以为意。
“利益面前，立场和梦想，都不值一提。”
催收与反催收的战役，正在不断升级，剑拔弩张。
为了压制对方，他们早就开始了相互渗透的间谍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公司派了一个人去催收公司卧底，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套路。”网名叫“欢子”的一个反催收联盟负责人称。
结果“卧底”在面试*轮就被刷下来了——这家催收公司对学历要求并不高，大专就行，但有个硬性标准：无不良征信记录。
欢子安排的卧底，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赖，没聊两句就被请了出去。
欢子感慨“敌方阵营防守得密不透风”，不得不换一个刚毕业的小朋友去应聘。
实际上，*不招有“不良征信记录”的人，早就成为了催收行业的行规。
这么做，*是为了行业声誉，第二也是为了防止卧底。
催收要去反催收组织卧底，则容易很多。
吴洪派出了一个卧底小分队，一共3个人。
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去看反催收联盟的抖音账号，去听他们的线上直播，并混入他们的社群，与所有的借款人打成一片。
每次看到那些对付催收的损招，他们都气得牙痒痒，“咬着牙看完”。
每周，小分队会将反催收联盟的新招数给全员分享。
比如，对于停息挂账、过度授信之类的套路，他们都提前制定好了策略，“一一破解”。
不过，卧底任务也有失败之时。
小分队在一次卧底的时候，被对方发现。
“问的问题太专业，对方一听就知道是行内人，把我们的人踢出了群。”吴洪称，在这片江湖中，大家都“猴精猴精”。
在催收与反催收的战争中，双方阵营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水乳交融”。
在催收的队伍中，存在着一些“内鬼”，他们给反催收阵营提供情报，穿针引线，并参与“分赃”。
徐明杰是一家催收公司的中高层，他已成为“内鬼”两个月了。
两个月前，他的一个催收同行去做了反催收联盟，并试图拉他下水。
当时对方收集了某家银行的一批借款人名单，“多达52人”。
徐明杰打听到，银行将这批案子委托给了一家催收公司，他萌生了“内外勾结”的想法。
他找到这家催收公司的负责人谈判：“给这批借款人全部免息，让其只还本金，我们双赢。”
徐明杰给对方算了一笔账：这52人共需要还本金近100万，催收公司可以拿到20%的佣金，就是约20万；反催收联盟可以收10%的服务费，就是10万。
而他在中间撮合，两边都给他几万的辛苦费——倒手就赚5万。
最终操作成功，皆大欢喜。
经此一役，徐明杰开启了他的“内鬼生涯”。
他同时和5个反催收联盟合作，收集了大量的借款人信息。他将这些信息进行分类，并找背后的催收公司谈判。
在这个模式中，最难的不是谈判，而是找到催收公司。
有时候，一个金融机构会同时将案子分给多家催收机构，他需要一家家排查。
他最喜欢和地方上的催收公司合作——很多金融机构会将一个地区的案子，就交给当地的催收公司。
“所以按照地域分好，我就能很快锁定催收公司。”
靠着这样的操作，徐明杰两个月的收入就有“十几万”。
“这*是一个暴利的生意。”他表示，疫情后不良资产暴增，市场变得巨大，加上反催收联盟崛起，一个“巨大的商机”出现了。
“反催收联盟手里掌控了大量的借款人信息，并取得了借款人信任，完全可以加以利用，让他们帮我们催收。”
徐明杰并不觉得自己是“内鬼”，他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生意，甚至准备建立一个“大数据库”，将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催收公司统计进来，方便以后很快找到目标。
徐明杰的操作并不是个案。
吴洪发现，一些催收行业的中高层已开始“被渗透”。
曾经就有一个同行朋友来问他，某银行的业务现在是哪个催收公司在接手。
吴洪很敏锐，一直追问，对方最终承认，自己在给反催收联盟“拉皮条”。
除了中高层之外，一些催收员也开始和反催收联盟勾结。
“我找了几个催收前同事，帮我协调了好几个案子。”胡铭称，他们一起商量，给借款人伪造了一些与疫情有关的“减免资料”，如隔离证明等文件，“减免了几万利息”。
“这是双赢，反催收联盟赚到了钱，催收机构也获得了利益。”
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既然催收机构和反催收联盟都是受益者，那谁是受害者？
吴洪称，受害者就是金融机构，它们的利益被牺牲了。
比如说，一个用户本来会还一定利息，却因为催收机构的倒戈，导致金融机构只能收回本金。
而借款人也成了被收割的*对象，被反催收联盟收取了巨额的服务费。
这场战役将如何终结？
吴洪认为，监管和金融机构的介入，将打破这种严重的失衡，扭转战局。
比如，监管将一些违规的反催收联盟列为打击对象，禁止其“干扰金融秩序”。
或者，金融机构严格监督，一旦发现催收和反催收勾结，“重罚”。
只有制度和规则，才能约束人性，屏蔽诱惑。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