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新药研发的表面繁荣，可以看到大潮下“暗礁”密布。
作为医药研发的新生力量，生物科技企业的“崛起”体现了新药发展的态势。2013年起，全球生物科技企业融资额和IPO数量明显上升。2014年融资额达到往年峰值，超63亿美元；IPO数量也呈现历史最高，达87起。如今，生物科技企业已成为我国新药研发的“大部队”。
同时，在一致性评价、MAH制度、临床试验默许制、医保支付改革等新药领域政策的催发下，国内各大药企也开始投身新药研发。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与短缺的研发资源下，我国新药发展将呈现怎样的布局及趋势？
回首我国医药发展七十年，从无到有、从仿到创的历程，或将有所启示。
由仿到创
新药研发步入新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我国现代制药工业从零起步。由计划至市场，由国企到集体，中国医药市场在变革中初见雏形。1978年以后，合资药企的出现在改善中国“缺医少药”局面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仿制药发展的新篇。
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药品创新更迭。2000年，制药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始逐渐紧密，新药物不断被研制开发并顺利上市。但与此同时，药品审批不到位所致的有量无质后遗症也渐显。
为改善国产仿制药“疗效差”和“低仿”的名声，中国药品审批开始从严。2015年，政府开始出台促进创新药研发和仿制药质量提升的政策，并划定2018年底前要完成289种常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期限。可以说，一致性评价使中国仿制药发展进入新时期。
为什么说一致性评价开启了中国仿制药的新发展？
从药品仿制看，我国所谓的仿制药主要是指与原研药保持同样化学成分，且在质量、作用、剂量、效力、安全性以及适应症上相同的一种仿制品。
但至于仿制药如何成功按时在人体内释放药效的关键指标，如剂型、辅药等方面却无明确规范，而一致性评价开展的核心就是把控质量，确保仿制药能够达到近似原研药的效力。
2016年3月，我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大幕拉开。作为衡量仿制药质量的关键，高投入率、低通过率的一致性评成为诸多制药企业的“拦路虎”。
然而，一致性评价仅是医药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开端，我国对仿制药的革新远未结束。
2017年1月，“两票制”开始强势推行；2018年11月，“4+7”药品带量采购实现落地。国家对医药行业的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仿制药质量、压缩行业“水分”，促进制药企业由仿制药向新药发展。
面对政策高压和降价风险，我国各大制药企业开始转型加码新药研发。相比仿制药，创新药物更注重自主知识产权，被研发出的新药往往在化学结构、药品组分和药理作用上不同于现有药品。
从近年发展看，生物类似药以空间大、重磅多、壁垒高、降幅低等优势成为创新药领域的黑马。但生物类似药8-10年的研发时间、10-5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5%-17%的获批上市率，让诸多创业药企入局略显尴尬。
为缓解新药研发耗时长、盈利难的局面，2018年4月和11月，国家分别推出了港交所新政和上交所科创板。新措施的实施既为创业药企谋得了新的融资通道，也为投资机构（人）创造了退出渠道。
据亿欧大健康统计，截止5月29日，港交所已成功吸引21家制药企业赴港IPO，其中11家已通过IPO申请。从这11家企业2018年的新药进展看，无论是在新药项目进度，还是新药研发量上均有较大进步。
自研+并购，药企加码研发投入
创业药企集中破局，上市药企多路布局。
凭借多年的产品集群和销售渠道，各大上市药企纷纷转战新药研发。此点，通过各家快速增长的研发费用可见一斑。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医药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已达420.68亿元，同比增长32.19%。
财报数据显示，百济神州凭借约45.77亿元的研发投入摘得2018年新晋“研发王”桂冠，恒瑞医药、复星医药则分别以26.70亿元、25.07亿元的研发投入居之后。尽管研发投入稳中有涨，但与发达国家20%左右的研发投入占比对照，我国10%左右的占比仍与之有较大差距。
新药龙头恒瑞医药：自主研发为主，多赛道布局
恒瑞医药深耕制药业务，在抗肿瘤、手术麻醉、造影剂等领域市场份额均名列行业前茅。恒瑞医药在发展上一直注重内生式研发，鲜有并购，研发费用多随项目增加而逐年递增，而且已在新药研发上已基本形成每年都有创新药申请临床，每2-3年都有创新药物上市的良性发展态势。
尽管“研发王”帽子不再，但恒瑞医药研发实力不容小觑，多年来研发投入资本化为零。截至目前，恒瑞医药已申请752项发明专利（含272项国际专利申请），4个创新药已获批上市，56个创新药正在临床开发；研发团队也从2017年的2000余人拓展至3000余人。
近年来，恒瑞医药的发展战略是“创新+国际化”。以此导向，恒瑞医药已在海外多处开花。仿制药方面，地氟烷、注射用塞替派、磺达肝癸钠注射液等在美国获批，碘克沙醇注射液在英国和荷兰获批，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在日本获批；创新药方面，SHR0302片、INS068注射液、SHR0410注射液3个产品均获准在海外开展临床试验。
仿药巨头复星医药：合作+并购，正值投入期
相对于恒瑞医药的专注，复星医药当属医药行业杂家。除核心业务药品制造与研发外，复星医药还涉及医疗服务、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医药分销与零售等多个领域。一直以来，复星医药的发展就以“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为特点。
在国内，复星医药对早期科研项目多采取多元化合作方式，包括组建合营公司、成立科技创新孵化平台及探索合伙制创新研发等；在国际，复星医药不仅在美国、欧洲建立子公司培育运营，还在非洲、印度等新兴市场通过自建、并购等方式培育市场及生产能力。
当前，复星医药研发人员已近2000人，处于药品研发的集中投入期，3个项目申报进入临床试验、42个项目进行临床试验、29个项目等待审批上市，拥有在研新药、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项目215项。此外，复星医药设立的创新孵化平台复星领智、复星弘创、Novelstar等已陆续投入运营，还待放量。
从国内两大各具特色的新药研发“领头羊”来看，创新药物的生产不免成为各家业绩增长的核心动力。目前由于创新药物的递延效应，国内制药企业均未能摆脱仿制药占“大头”的现状，但未来5-10年内创新药物的崛起指日可待。
审批提速
研发环境处“下风”
新药研发就像一场接力赛：*棒，在动物试验中做出好结果；第二棒，在人体临床试验中表现出安全、有效；第三棒，申请上市；第四棒，在市场上经得起考验。只有四棒都跑好，才能获得商业成功。
近年来，在研发投入加码的趋势下，我国多数新药研究已处于“前两棒”状态，并逐步向“后两棒”靠拢。
但研发投入速度的加快，并不意味着药企总体量的快速增大，从与国际药企的对比看我国药企体量仍较小。以国内新药龙头恒瑞医药为例，2018年公司研发投入为26.7亿元，占营收比15.33%，市值2706.90亿元；同期，国际制药巨头辉瑞的研发总投入则为80.06亿美元，占收入比14.9%，市值2332.39亿美元。
两者的差异巨大，不仅在于本土巨头和国际巨头的差距，更源于中美市场格局和研发环境的本质差异。从研发环境看，无论是新药研发的前期准备阶段、中期进行阶段，还是后期上市阶段，我国均处“下风”。
前期：人财物，外众内寡
外企在人才方面，注重培养和储备，且科研环境和水平更佳；在资金方面，有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在临床资源方面，全球范围内95%以上参加新药临床试验的受试者都是外国人，且政府对新药研发支持力度大。
反观国内，则更注重招聘熟练技术人员，以便快速搭建项目，而非重视科研人才；投资机构专业人才少，对生物技术项目估值不充分，且该类项目占国家科研经费比例偏低；临床试验参与者多为钱而试，国人全球临床贡献率仅为4%，同时政府对临床基金投入也略显不足。
中期：扎堆明显，阶段集中
在国外，新药临床研究多从重点领域切入，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领域，其中癌症临床研究占比达50%；且临床研究多针对新药、创新药物，为科学行为而展开研究，且美国一些研究型医院都有大型科研专用平台，来专门研究治疗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为开发新药奠定基础。
而国内，则因市场和技术等原因使新药研发呈现严重的扎堆现象，临床需求与社会需求的不对口造成医疗资源和资本浪费。另外，我国药品研发多处于“复制”阶段，即仿制药居多，虽新药研发速度提升，但创新力度明显不足。据统计，我国能够承担I期临床试验的机构仅100多家，后期试验开展困难。
后期：审批提速，观念束缚
虽说新药产品各有千秋、技术千差万别，但无疑发挥临床价值才是新药根本。近年来，我国政府为鼓励新药研发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深化审评审批、一致性评价、MAH制度、临床试验默许制、医保支付改革等，切实提升了我国新药审批和上市速度。
但在新药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上，国内还有待提升：一是国内一些*医院因门诊量庞大，无暇顾及科研工作及成果转化；二是药企与科研机构之间由于观念、政策等方面的认知差异导致对接存在问题，新药研究推进缓慢。
结语
在经历缺医少药、仿药迅猛发展、新药初露头角后，我国新药研发已开始从逐量向质变转化。新药研制也不再受困于资金，反而如何提升新药创新力、落实医保支付手段成为关键。
畅想将来，在AI、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高科技的加持下，药物创新或可搭上科技进步的快车；而医保支付也有望在政府的推动下提升纳入速度、打通商保支付，让新药以更快的速度到达患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