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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二选一”简史

“二选一”的幽灵,逐渐转移到了商业竞争中

今天站在刘强东背后的男人李国庆,也许已经忘了当年与京东的炮火烽烟。

2010年,当当网上市,距离成功的公知型企业家只差一个小目标的李国庆,兴奋之余,隔岸向中国电商行业投下一枚炮弹:当当要发动一次价格战。

开战易,结束战争难。开火没多久,就有好几家数码家电供应商找到李国庆,“有个大电商提出要求,在当当网的售价不能低于该商城,否则,停止供应商的所有结款”。

北大走出的李国庆,迎来了与人大对手刘强东的一次“二选一”对决。北大有好事者BBS上发帖,说这是一场北大与人大的斗争。

这话虽然没错,但未免有点自以为是。对于可爱的年轻校友们,一切都新鲜而令人兴奋。但太阳之下无新事,非此即彼选边站队的战争,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早已发生了太多。

北大的精英们似乎忘了,就连自己的母校,其实都是一场遥远的“二选一”战争幸存者。

六十一年前的一个午后,北大校长胡适主持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校务会。会议上,胡适向教授们传达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次“高校南迁”计划。此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南京国民政府在此刻命令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教授们心知肚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政治力量强迫学术界进行一次“二选一”。

两天后,北大的教授们在两难中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历史是关乎抉择的学问。不过,谁都没有料到,被逼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会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日常。

非友即敌,非此即彼

2016年,人民日报接到了一封人民来信。

来信讲述了一位基层年轻人的疑惑。这位年轻人说,自己刚进基层单位不久,就有同事私底下跑来问询,“你是谁的人?”这击破了年轻人对世界的美好想象,在信中,他向编辑部发出了自己的疑问,“是不是进机关就得‘选边站队’,非得成为‘谁的人’?难道靠认真工作、正直为人就没有好的前途吗?”

年轻人还是涉世不深,没太弄明白一件事,选边站队其实是一个世界级难题。

今天如果你想去购买一只德国牧羊犬作为生活伴侣,一个专业的卖家会继续询问你,“要SV还是DDR?”

DDR是东德牧羊犬的意思,SV则是西德牧羊犬。1945年,德国的无辜牧羊犬们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加入东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一员,要么加入西德,成为资本主义的花边附庸。意识形态的分歧,让狗狗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加入东德的牧羊犬,成为了东德特有的狼狗制度下一员,政府对牧羊犬的要求只有一个:工作,*能够996加班加点建设国家,因此,运动本能、勇气和耐力成为了他们的*发展方向。而墙的另一边,西德的牧羊犬们则成了主人们进行格调炫耀的标志物,他们主要负责展示肉体,参加资本主义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犬类比美大赛。

如果犬界也有存在主义哲学家,想必会对这样的局面做出些许抗议:国家形态的分裂,剥夺了犬类的自由选择权,使犬类沦为了目的性的工具。

半个世纪后,东方那些沉溺在996之中的加班狗们,或许能够给予这些牧羊犬以感同身受。

从2017年开始,有些加完班赶往超市和饭店的年轻人发现,昨天还笑容可掬的收银员,此刻都成了移动支付行业的战场小将,“只能用支付宝”。

这场后来史称“移动支付二选一”的大战,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响了。先是部分餐饮、零售企业默默地只支持支付宝支付,有媒体梳理统计,总共有至少18家连锁餐饮企业在后台支付系统中排除掉了微信。接着,华西地区的沃尔玛等超市门店,也排除掉了支付宝支付。

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还没享受多久,用户们就要在掏出手机的一瞬间,成为两家互联网巨头神仙打架的一个小小筹码。不知身处其中的年轻消费者,是否偶尔能感受到他们的父辈曾经被迫站队的命运。

在拍摄完《霸王别姬》几年后,陈凯歌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声泪俱下,回忆起四十年前被迫做出的一次选择:要么揭发父亲陈怀皑,要么,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其实陈凯歌理应庆幸,自己在那时候选择了群众一边。因为再过几十年,他还会用一部《无极》再度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

在中国历史上,站队经常都是涉及生死存亡的严肃问题。昨天还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第二天就变成了拥抱资本主义的苗。

去年6月,有个迷茫的中学生后来做政治题时,对这句话有些疑惑不解,把题目发到了某在线教育论坛里寻求答案。后来,他成功得到了管理员的解答:

“立场问题少讨论,这帖子我关了”。

冷战思维的幽灵

市场经济大潮呼啸而至,中国人终于从路线斗争中解脱了出来。但“二选一”的幽灵,却逐渐转移到了商业竞争中。

2010年11月3日,正在开心冲浪的年轻人,突然收到一则QQ弹窗消息,腾讯说,刚刚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要求用户“二选一”。

这便是直接影响了中文互联网走向的3Q大战。彼时,在PC互联网的流量池里,腾讯占据毫无疑问的优势地位,大量新晋公司毫无例外均选择了切腾讯蛋糕。面对周鸿祎的进攻,腾讯的*反应,是在战局初期,通过强迫用户选边站队的行为,来遏制对手的进攻。

要求他人选边站队是权力在握者压制弱者的武器。因为说是二选一,其实压根没有给别人留什么选择余地,要么生,要么死,没有中间路线。

二选一,是一种延续至今的古老战术手段。2017年,在回答有关中美在亚太地区局势的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冷战思维下所谓“选边站队”的事情发生。

冷战思维,正是“二选一”和“*排他”的本质原因。冷战思维是一种强权思维,认定世界上的资源是封闭而有限,也正因此,唯有恃强凌弱、掠夺占有,才有可能在竞争之中胜出。

商业竞争中,冷战思维也备受企业家青睐。今年2月,曾经的“打工皇帝”唐骏在某电视节目中,仍以这套思维模式来复盘曾经的互联网大战。唐骏回忆,在MSN时代,微软曾有机会要求用户进行二选一,要么选择MSN,要么选择QQ,但忌惮于美国反垄断法的存在,才没敢下手,否则,腾讯早就被干死了。

唐骏理解错了一个逻辑:如果世界上不存在规则,那么,也就不会有最终的赢家。微软的做法并非“失误”,只是微软明白,不尊重规则,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垄断。

《中国纪检监察报》也曾刊文指出,落马官员的共同特征之一,便是强迫他人选边站队,比如,甘肃省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曾经是原副省长虞海燕的心腹,在实际工作中,他甚至要求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必须表态忠于虞海燕和自己,并给每个人的忠诚度打分,区别使用。

站在普通人的视角看,这是一套强权绑架个体意志的价值观。

设想一下,倘若微软真的随意就祭出二选一,今天的网民或许不仅再也使用不了QQ,正在金山埋头打磨国产软件的雷军,也极有可能会因为微软的封锁而功亏一篑,无法从中关村劳模升华成良心企业家。如此一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会在国际巨头二选一的阴霾陷入停滞状态。

在一场非此即彼的不公平竞争里,谁都没有选择,谁也都会成为代价。而这,或许才是那个迷茫的青年选择给人民日报写信的原因。

让用户无路可走

2017年6月13日,刘强东在京东总部大楼A座22层,组织了一场特殊的饭局,几十位服饰品牌商成了座上宾,为了让宴会更时尚,刘强东还特意嘱咐安排了西餐。

这场热闹宴会的背景,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电商战事。京东618促销前夕,突然在主场遭遇了天猫发起的“二选一”空袭。就在刘强东宴请品牌商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收到天猫通知,要求撤出京东会场,否则,这些商家将面临着在天猫平台上被搜索降权、削减流量支持甚至是屏蔽等处罚。

甚至有中小品牌商迫于天猫压力,在微博上发声明指责京东。

在明尼苏达事件发生之前,这可能是京东历史上遭遇的*规模战役,刘强东为此不得不亲自上火线,钻进战壕和兄弟们一起开战。

两大平台隔空交战,代价则是夹在两大平台之间的中小商家们。有媒体探访战场,有小商家对着记者哭诉:我们被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损失*。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后来的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对这一段故事也不会陌生。

4月初,网红品牌“大喜服饰”突然发布微博指责拼多多上有山寨店铺。而几个小时后,拼多多小二晒出证据,证明这一指控并不真实,拼多多上为售卖正品的代理商店铺。

事情至此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大喜服饰”是在二选一炮火之中断臂求生,为了保住在淘宝店铺,而选择了出卖自己的队友。手心手背都是肉,事实上,大喜服饰也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他人发动战争的筹码。

“二选一”战争愈演愈烈。数日前,网络上流传出部分小家电品牌宣布关闭“拼多多旗舰店”的声明,但诡异的是,这些声明并未从任何品牌商的官方渠道公布,并且,拼多多上也仍然有商品销售。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后来在一份声明中,暗示了其中的诡异之处:个别“经济体”先携行业垄断优势地位逼迫商家要么关店,要么出函声明自己已经从拼多多撤店。

除了个别垄断者,谁都不希望“二选一”成为生活的常态,因为炮火之下,人人皆是代价。

就在拼多多陷入“二选一”炮火同时,黑龙江省泰来县十几家餐饮商家突然联名向当地市场监督局举报,称外卖平台“饿了么”强迫商户签*合同,逼迫商户“二选一”,否则将采取涨点或强制关闭店铺等手段。

逼迫他人站队,是对中小商家和普通人生存权利的侵犯。此前,有媒体计算过这些外卖商户的收入,在两个平台上,一个小商户日均总计能接到将近400个订单,每天净利润有1000元,其中,去掉平台18%的抽成,月利润能够维持在一万到两万之间。

如果其中一个平台突然发动二选一,对于小店铺来说,至少意味着要损失三分之一的订单量。也就是说,如果开一家餐饮店铺,兢兢业业整月无休,只能赚到一万块左右。而这个收入,只能勉强达到一线城市本科毕业生的起薪。

根据2017年的数据,北京人均一顿餐的花费已经达到40.2元,也就是说,一个壮年外卖店主,一家老小齐上阵,为他人辛苦炒一个月的饭,只能恰好维持一家三口人的温饱。多一个平台,多一种选择,对他们来说,其实意味着生活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真谛,是赋予普通人以维生的多重可能,让他们在生活的窄巷里仍能寻找到一个出口。

对于品牌商来说,京东、拼多多都意味着新的流量和新的人群,拼多多平台有4.433亿用户,京东有3.105亿用户,轻易割舍掉7亿消费者,对于很多小品牌商来说,可能就是“盈利与亏损”的临界点。

多一个平台,其实是意味着多一个逃生的机会。因此,如果没有强力干涉,谁都不愿意自断生路。

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逼着用户“二选一”之后,腾讯发现,尽管赢得了业务之争,但在舆论上自己却成为了“恶”的一方。

以“二选一”来赢得战争,站在历史的长度看,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这是经历了世界大战和帝国争霸的二十世纪之后,人类的惨痛教训。

结束与360的战役后,腾讯连续开了十场诊断会,反思为什么二选一会变成对用户的伤害。诊断的最终结果,便是腾讯决定走向开放。

八年后,历经人世沧桑的马化腾在一场活动上,面对前来取经的创业者,只说了八个字:用户价值、保持初心。

作为中国*的流量生产商,马化腾明白,获取用户容易,尊重用户难。而尊重用户,首先就要尊重用户的自由选择权。 

尊重用户,给用户以更多选择,逐渐成了企业家的共识。经历过与三星、LG的微波炉大战,并且胜出的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有句硬球名言:“宁可站着赚5毛钱,也不跪着赚50块”。

正在史上*规模商战中掌舵沉浮的任正非,想必也会对这句话无比赞同。强迫别人跪下赚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商业竞争关乎自由意志,给商业以规则、给品牌商退路、给用户更多选项,这才是市场经济。

因此,在今年实施的新《电商法》,明确禁止电商的“二选一”行为。这被视为是从法律层面为市场竞争树立规则的标志。

数日前,最高人民法院胡云腾大法官在一次讲座中也指出,某些电商主体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滥用市场优势力量,强迫商家进行“二选一”的案例,此类行为有违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理念,需要通过裁判予以规范,维护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正在应付竞争对手“二选一”攻势的黄峥,此前发表过第二篇致股东信,3077字,其中讲述竞争和开放合作的内容,超过了三分之二。

在股东信里,黄峥罕见地用排比句来直抒胸臆。黄峥说,以拼多多的体量,在可以只选择一家云服务供应商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所有主流平台,在可以强迫用户只用一种支付方式的情况下,依然把多种选择留给用户,在可以强迫物流企业只使用拼多多电子面单系统的情况下,依然允许商户选择其他服务商。

其实,通过正当合作与竞争,带来市场规模扩大效应,远比在螺狮壳里做道场,伤害普通人利益为代价来发动单边战争的收益更大。

日本作家盐野七生在讨论罗马帝国为何长盛的秘诀时,曾指出,罗马帝国与东方帝国*的不同,是从不强迫他人必须走同一条道路。能够包容和同化他人,允许不同群体自由选择,这才是帝国生命力长久的关键。

黄峥也提到了罗马帝国的故事,“很多人习惯用你死我活的战争思维来看待,好比对于整日围坐于古罗马角斗场的人来说,非此即彼就是全部的世界。也许角斗画面能带来一些感官刺激,但大自然多样生态共生迭代才是持久的真实”。

去年十月,潘石屹在一场读书会见到了刘慈欣,作为“跟着三体学商业”的企业家代表,潘石屹现场朝圣,“三体我读了三遍”。

刘慈欣却毫不领情,没必要,就是科幻小说而已。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不少互联网企业正为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沉醉。他们似乎发现了商业的真相:商业世界是你死我活的黑暗森林,因此,应当二选一和不择手段击倒对手。

或许,黄峥对此也会有些不同意见。股东信的结尾,黄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森林概念。“一个森林,在每一个局部树和树的竞争是激烈的”,“但如果我们看整个森林,最终所有树的方向又是一致的,那就是向着阳光的方向”。

其实,早在100年前,李大钊就用一个标题总结了这个时代的最终方向:庶民的胜利。

在“二选一”里生存了一个世纪的中国人,他们见惯了忽左忽右,见惯城头变幻大王旗,终于才见到自由市场的阳光。

也正因此,他们终将会明白,让人民自由选择,才是市场经济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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