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老师们的教学工作暂时没受影响。”王健说。
王健是一家幼儿园运营商三育教育的教研部经理，三育教育在全国拥有超过100家直营幼儿园，在园儿童超过3万人。每年例行的一线巡查工作已经开始，她希望借此了解老师们的动态，并提升教研水平。
一线教师热情饱满，但并不意味着幼儿园的未来发展会一如往常。 王健说，“我们仍在观望政策后续如何落地，以便配合实施”。
王健所说的政策，是指各级政府机关自2018年11月份以来连续下发的有关学前教育的纲领性和细则性文件。这些文件强调幼儿园普惠性质，限制幼儿园上市融资，极大改变了目前幼教行业的生态。
一线教学之外，如今投资这一产业的人们更关心旗下幼儿园是否要变身普惠园，哪些要变，此前拟定的发展规划是否需要“按下停止键”等等不确定性。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5.5万所，其中民办幼儿园16.04万所。也就是说，全国超过16万家的幼儿园，如今将可能面临一次重要的身份选择。
民办幼儿园两大变局
2018年11月份，一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纲领性文件，为未来20年的学前教育行业定下了基调：政府将坚持对这一领域的主导权，提升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并“遏制过度逐利行为”。
这一纲领性文件，被认为是监管层希望改变此前学前教育中一直被民众所诟病的教学质量管控不佳、幼师团队培训不足等问题。此前，包括红黄蓝在内的幼儿园涉嫌虐童等事件引发社会大量关注。
对投资者来说，这份文件无疑是重磅炸弹。
《意见》的关键性治理措施中，对于公立及非营利性幼儿园，社会资本通常用于控制它们的商业手段被逐一禁止，“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均包括在内。对于营利性幼儿园，政府提升了开办门槛，要求取得“省级示范园资质”，并切断了营利性幼儿园开展直接资产证券化的路径，禁止其上市。
文件发布当晚，在纽交所上市的幼儿园运营商红黄蓝教育暴跌超过50%。第二天，亦有多家相关企业的股票大幅下跌——投资者认为文件“利空”。
受此政策影响，深圳一家大型幼儿园运营商已经暂停收购新的幼儿园。据《棱镜》了解，它此前预期的上市计划也已经取消，目前的工作主要是“维持原有幼儿园运营”。
这家运营商在全国拥有超过200家直营幼儿园，多数源自近年来在民办教育鼓励时期的控股型收购。
而后，国务院办公厅在今年1月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作为纲领性文件的配套细则，要求将城镇小区幼儿园移交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低收费的普惠性民办园——目前，在多数地方，仅公立园和民办非营利幼儿园能被认定为普惠园。
这并非新规定。2010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就包含有类似移交的说法。但此次重申规则，又接连出台相关配套细则，多家幼儿园运营商均表示“感受到了压力”。
前述总部位于深圳的幼儿园运营商高管推测，政府再次发文重推普惠园，动力之一来自“对人口红利减少的担忧”。此前，政府废止施行超过30年的一胎化政策，鼓励民众生育，但效果有限，“幼儿园收费高影响肯定了年轻人的生育计划”。
事实上，监管政策出台曾有风声：有运营商高管告诉《棱镜》，教育部前官员于2018年11月政策出台前曾提到政府将对普惠性幼儿园占比提出要求，但“大家都觉得那是远期规划，并没上心”。
由于新政出台颇为突然，很多幼儿园都在观望这一政策将如何在区县层面落地。因为，具体幼儿园监管由区县教育局负责。
一场关于移交的博弈
某些地区的变化已经开始来临。
一家运营商告诉《棱镜》，旗下位于江苏无锡的一家小区配套幼儿园已经收到当地教育局“‘明确要修改为普惠园’的要求”，但其他大部分地区尚未有动作。
“地方政府的态度跟当地公办园和普惠园的占比有关。”王健表示。
由于《意见》文件要求公立幼儿园在园儿童占比到2020年要超过50%，在包括公立园在内的普惠园就读儿童要达到80%。如果当地普惠园占比较低，“民办园就有成为普惠园的压力”。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2017年，公立幼儿园在园儿童占比为44.1%。
换句话说，若在园儿童增长速度不变，公立园在园幼儿数量须得每年增长约8.7%，才能达到文件对2020年的要求。但事实上，以2017年为例，公立园在园儿童增速仅2.6%。更不用说，这一文件出台于2018年底，完成要求的时间仅剩不到两年。
目前，国内登记在册的幼儿园分为三种，政府出资的公立园，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以及民办营利性幼儿园。由于中央政策并未对普惠性幼儿园做出明确定义，普遍认为，公立园和按政府要求提供低价服务的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属于普惠园，具体由地方政府负责认定。
但提升普惠园占比的要求推行起来似乎并不容易。
区县教育局倾向从幼儿园的增量上做文章：可以要求后续新建的公建配套幼儿园须得是公立园或者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这样推进难度较小。但要把存量的公建配套幼儿园移交教育部门，这项要求“预计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前述深圳运营商高管告诉《棱镜》。
针对小区配套幼儿园目前不同的权属状况，情况更为复杂：一来，若开发商持有幼儿园物业，即便物业移交“现在不找政府要补偿，也会要求政府在税收或下次拿地方面给予优惠”。
二来，若开发商已将幼儿园物业合法出售，特别是购买方还投入了大笔资金进行改造和装修，如果政府拿不出合理的补偿方案，“哪里会轻易同意转让（物业）？”
即便移交，这些幼儿园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累赘”。前述运营商的高管表示，“办成公办园，意味着编制和预算的增长”，但并非每个地方都有财政能力支撑。
而委托办成民办非营利性的普惠园，则需要由政府给运营商补足收费大幅度下降带来的差额，“同样也得增加财政支出”。
一家幼儿园运营商举例说，在二线城市，中档幼儿园一般月收费3000元左右，成为民办非营利的普惠园，收费降到1000元，让政府补贴1500-2000元。从盈利水平来说，“如果政府补贴太低，实在没赚头，就把幼儿园关了”。
但在很多地方，幼儿园供给本身不足，“关掉一个幼儿园，上百户家庭就没学上”，这也将给当地教育部门造成极大的压力。部分幼儿园运营商目前就希望借此为砝码与政府讨价还价。
若政府补贴不到位，民办非营利的普惠园为降低成本，则可能削减师资，并缩减一些高成本课程。成都一家幼儿园的教师告诉《棱镜》，此前的外教课和部分活动已经减少，“外教课从一周两节变成了一周一节，后边有可能再减”。
另一条出路：高收费
目前看来，除了降低身价，成为普惠性质的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的另一条出路是，跻身“剩下的20%”，成为收费昂贵的民办营利性幼儿园——这样才能覆盖商业用地和税收等支出。
例如，在二线城市，将幼儿园收费从通常的每月3000元，涨到6000元以上，完全自负盈亏。
事实上，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17年9月开始实施前，中国并不承认民办营利性幼儿园的存在，加之该法的实施规则仍在各地落地过程中，现实中能够顺利注册的营利性幼儿园数量有限。
“之前民办幼儿园都以非营利性质注册，虽然事实上都营利的。”北京一位民办幼儿园的负责人告诉《棱镜》，这意味着政策的“板子”暂时没有打到大部分运营商身上，“但还得看后续政策怎么认定（幼儿园性质）”。
当然，也有幼儿园不打算理会政策的变更。这些幼儿园通常规模较小，单打独斗，并未取得幼儿园牌照，而是以培训机构或社区办园点的名义存在。
以北京为例，该地教委在2017年底发布管理文件，事实上允许了社区办园点的运营。
“我们不是幼儿园，只是像幼儿园。”一家社区办园点的举办人打趣说。但单薄的体量不仅意味着资本对其兴趣寥寥，也意味着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劣势。“食品安全、消防，找个理由把你关了还不容易吗？”一位教育投资人说。
“得知道税收标准、租金多少，做一番筹划，才知道要怎么选（身份性质）。”三育教育高管的态度代表了很多同行，“落地政策没出台，还得再等。”
投资人“转移阵地”
对于投资人来说，当幼儿园上市无望，甚至可能转向普惠园时，他们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与之相关的其他领域——1-3岁早教保育行业。
一位教育投资人告诉《棱镜》，这一行业与主打3-6岁的幼教行业存在高度相关，“师资相关、课程相关，幼儿园要转型也容易些——资金也要转移阵地”。
同样，这也给幼托保育机构带来商机。北京一家日托中心“悦芽派”的创始人刘梦然告诉《棱镜》，“很多幼儿园在考虑转型，把业务延伸到1-3岁，在找幼托机构做师资培训”。
1-3岁幼托业务单项利润虽然“有瓶颈”，“但附着在这一业务上，也能有其他收费”，包括亲子课程、餐食及护理费用，都能显著提升整体盈利水平。
此前，她已经在北京的北五环附近开了两家颇受欢迎的幼托中心，分别有400和700平方米，另一家更小规模的托幼中心正在装修中，即将开门迎客。
然而，这一行业也并非蓝海。前述教育投资人表示，“3岁以前，孩子多数还是由老一辈在帮忙养，用户培养上要投入很多资源”。同时，目前幼托行业在大多数地区不需要额外的行政许可，意味着这是一个“进入门槛极低的全市场化竞争行业”。
按照他的说法，即便是在上海和四川两地，妇联、教委和工商等部门联合制定了一些针对幼托行业的标准，但这些标准相对宽泛，“管理得也并不严格”。
但加强监管的苗头已经出现。国家多个部委在2月份发布的一份有关用以促进国内市场发展的文件中，已提出要对托育服务制定准入标准、管理规范和监管标准。投资机构若能早些卡位，或能获得先发优势。
当然，即便无法上市融资，继续留在幼儿园行业中也未尝不可。上述投资人透露，“如果政府的财政补助能覆盖减少的幼儿园收费，目前二线城市幼儿园30%的净利润率，在实业中也算得上很高了”。
不过，最新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又让业内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
对此，教育基金中天汇富的合伙人廖英山的评价是：“估计全国幼教一刀切会逐步放松，采取地方化、差异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