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石导言
首先说明一点，这里的“专制”没有任何负面的含义，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
下面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商业到底该为少数派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为多数派服务的商业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为少数派而改变的商业是不是意味着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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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机场工作的朋友跟我讲，以前他用顺风车，基本上每天上下班都能找到人顺路，帮他分摊油费。但是最近因为滴滴顺风车的下线，他的这笔收入没有了，心中多少有点不爽。
另外，有几位经常坐顺风车的年轻朋友也跟我吐槽，说再怎么处罚滴滴都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下线顺风车？现在交通费用一下上升了不少。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极少数人受到伤害，要让那么多享受顺风车带来好处的车主和乘客来承担。
我想这个问题，如果一开始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根本不屑于做任何回答。滴滴做了恶，而且还涉及生命，理应该死。但是如果退回到一个整体视角，这里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内容。
我跟他们说：*、滴滴在资本的指引下，片面追求增长和数量规模，把社会责任丢在一边，该补的功课必须要补；第二、顺风车下线只是为了彻底整改，并不是以后就没有了；第三、就算是顺风车以后真的不让做了，这事也算正常。
顺风车今后真的不再上线，意味着少数派的胜利，商业上表现为所谓少数派“专制”的情况发生，这不见得是坏事。实际上，社会一直都是以少数派的“专制”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走向。作为企业要正视这种现象，谨慎对待企业的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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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看几个现象：
因为有极少数人可能在地铁上实施恐怖活动，使得所有要乘地铁的人每天都要经受严格的检查，出行效率受到不小的影响，地铁公司为此也不得不在每个地铁口增加数量不低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大量运营的成本。
有一些书、网络视频被禁，不是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是少数积极的活动分子要求禁止这些书籍和视频。
在大学课堂，由于所谓“国际化”，一间教室里只要有一名学生不会中文，教授们就被迫使用英文授课。这不论对于教授，还是绝大部分学生，都不是一种好的体验，教学质量不得不大打折扣。在北上广深的一些跨国公司，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其中一人不会说中文，那么整个会议就会用英文。
在大学里，因为个别同学觉得某个老师讲课不好，向学校投诉，学校就会为此换下大部分同学可能都很喜欢的老师。1939年，刚刚成为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的伟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因为一位愤怒和顽固的母亲的一封信，而丢掉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工作。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然而伟大的苏格拉底之死，仅仅是源自少数派的指控。公元前大约400年时，一位叫迈雷托士的年轻人起诉苏格拉底，指控苏格拉底一不敬神，二是教唆年轻人，把他们都带坏了。在当时这场审判的主使人安匿托士的作用下，陪审团“大多数人”（但不是民众的大多数人）判苏格拉底死刑。宣判结果不久之后，已是70岁老人的苏格拉底在狱中服毒自尽。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
在该事件中 ，起诉苏格拉底的年轻人跟苏格拉底并不认识，安匿托士作为一个平民政治家，亦是温和派，但是悲剧还是这样发生了。后来，大多数雅典人民意识到犯了大错，于是为苏格拉底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而那个起诉苏格拉底的青年迈雷托士最终被判处死刑，安匿托士也遭到流放。
身边这样的例子还非常多，它们集体指向了一个现象：少数派“专制”决定大部分的行为，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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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黑天鹅》《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在2016年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最不宽容者获胜：少数派专政》。他在文中写到：“满足一个不妥协的少数派的需求——某个特定类型的不妥协少数派——只要达到一个较小的水平，比如群体人数的3%或4%，整个群体便不得不遵从他们的偏好。此外，少数人的主导会产生错觉：天真的观察者往往以为选择和偏好是属于多数人的。”
塔勒布发现这个现象，是源于他有一次参加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的夏季烧烤聚会。当主人在排桌子和拆饮料时，他随手拿起一杯黄色柠檬水递给一位犹太人朋友。他本以为这位只吃犹太食品的朋友，会由于饮食律令而谢绝，但并没有拒绝。另一位犹太人告诉他，其实这里所有饮料都是犹太式的。然后他看了装饮料的所有纸箱，上面一个圆圈里面有个字母U，表明都是犹太饮食。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很多年一直喝着犹太饮料。
这件事情给塔勒布很大的震撼：犹太人口还不到美国居民的千分之三，但几乎所有的饮料都是犹太式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后面塔勒布分析说，出现这种局面其实只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一小撮人只吃犹太教认证食品，对其他食品坚决不吃，不愿意妥协；二是这一小撮人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与非犹太人交织在一起；三是如果商家制造饮料不麻烦，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而且大多数人不会在意，可以接受犹太饮料。
既然如此，商家无所谓，大多数消费者无所谓，那么整个社会就开始遵从少数人的意愿，犹太饮料就开始在全国铺开了。商家因为采用全犹太式使得生产商、食品店、餐馆无须区分犹太和非犹太饮料，不再需要特殊标记、单独通道、单独库存、不同的存储设施，为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成本，算起来也是一种算话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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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少数派“专制”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妨用下面的图形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到由上到下有三个框。每个框里有四个小框，每个小框又分成四个小框。有两种颜色：黄色和红色。
假设有个较小的单位，四口之家（用最上图中右下角方框表示）。在这个四口之家中，女儿是不妥协的少数派，只吃非转基因食品，我们用最上面图中的红色小框表示，其他是黄色。固执的女儿会设法使全家都听她的，那全家都会只吃非转基因，那么整个家庭的颜色会全变为红色，也就是进入到第二个大框的状态。
现在又假设有一天这家人和其他三个家庭参加聚会，别人家都知道他们家只吃非转基因食品。于是，为了照顾他们一家，四个家庭聚会时就都只做非转基因食品。
当地商店了解到这一个情况下，开始转而只卖非转基因食品。他们的选择进一步又会影响到渠道商的决策，这样就把这种选择机制一级级传递下去，直到全国人们都开始吃非转基因食品。
这就完成了一次少数派的“专制”过程。比如在英国，按照2013年的统计数据，穆斯林人口只有2.7%，但是你会发现英国有相当大量肉类是清真的，比如接近70%从新西兰进口的羔羊肉，接近10%的赛百味店铺只供应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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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把这种所谓少数派的“专制”在商业上做一些拓展，借此也回应一下文章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
少数派“专制”要发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不妥协。我们可以以少数派和多数派是否妥协作为变量，画出如下的图形。在图中，你会发现如果少数派是可以妥协的，那么少数派的“专制”便不会发生。
少数派“专制”可能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关键要看不妥协的少数派是向善还是向恶。如果少数派的行为是整体指向社会向善，那么这种少数派的向善便会带动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反之，则是降低社会福利。
以“昆山龙哥事件”为例，如果法院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等于会助长“恶”的“专制”，使得整体社会转向“恶”的轨迹，后果可想而知。
再看全球非常棘手的极端宗教组织问题，因为极端宗教组织是不可逆的，不妥协的，因为叛教是最重的罪行，将被处以极刑。所以，如果一个极端宗教组织规则下的非宗教男人娶了一个极端组织的女人，他就需要皈依该宗教；如果一个孩子的父母中有一位是极端组织，孩子将成为极端组织成员。加上生育不受限制，这个组织就会越来越膨胀。长此以往，对极端组织的容忍将会使得社会整体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但是少数派的胜利如果是向善的，那么社会应该对此要表示支持。比如这次滴滴事件，尽管顺风车司机杀人导致顺风车整改下线，表面上看上去是少数人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是所谓的少数派“专政”。但实际上这次对顺风车的整改和反省，对中国整体商业的良性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急于快进的中国企业，假如没有这些地雷炮弹减弱它们激进的步伐，挫一挫锐气，它们或许会毫无忌惮的高歌猛进，更加傲慢的面对“无用”的社会价值。届时，人不是生命，而是为他们兑现高额市场估值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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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少数派不妥协的要求很强，也不一定最终取得胜利。除了不妥协，还有两点对于少数派取得胜利也很重要：
首先是少数派与多数派在空间上的“混居”程度。如果不妥协的少数派群体仅仅是长期活动在自己的特有区域，而不是与多数派混居在一起，则少数派很难取得“专制”。例如，如果滴滴顺风车司机伤害的乘客是针对某一极小的群体，与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会发生任何交叉，那么少数派便不会取得胜利。之所以发生大面积的支持活动，是因为每个人都感到了这次事件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被伤害群体与大多数群体在空间上实际上是“混居”在一起的，大家意识到容忍是对未来自己的伤害。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如，如果某个群体只伤害极个别贫困山区的老人，就不可能得到社会全体大众的支持，甚至无人问津。很显然，这个“老人”群体与一般的民众，与生活在城市中，与生活在网络中的大多数派没有实现“混居”。这时，贫困山区“老人”这个少数派要取得胜利就变得非常艰难，少数派规则在这里不再适用。只有当少数派和多数派在空间上相互连接，交叉分布时，大多数才不得不遵从少数派规则。
其次，在商业要实现对少数派的妥协，产品成本结构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比如前面提到的商家之所以愿意制作符合犹太律令的柠檬水，是因为商家做这种妥协不会使产品的成本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假如犹太式柠檬水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那么少数派规则的作用力将非线性弱化。如果犹太饮品需要使得商家的生产成本增加数倍，商家便不愿意提供这种商品。此时，少数派规则也将不再适用。
我们再回到滴滴的例子，2018年5月滴滴公司在空姐遇害后，之所以没有花大力气整改，是因为整改的成本太高，甚至会完全改变顺风车的运营成本结构。这对于逐利的资本来说，在没有认识到社会价值的前提下，是不会做任何改变的。至于这次顺风车整改的结果如何，成本结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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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我还想多说一句：对滴滴事件，毫无疑问应该让其彻底反省，切实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珍视生命的价值。但是社会的处理也不能过于极端，非得要让其彻底消失才罢手，否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创新创业的发展，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我们的情绪，也没必要喜欢在仰望时不吝于溢美之词，而在落井下石时竭尽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