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下午2点，北京南站6检票口闸机开放，排队等待乘坐高铁G191的人群涌动起来。人们拖着行李箱、背着书包、拎着各色年货，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汇聚到这支队伍里，经过5个小时、5座城市，这趟列车将于19:17分抵达终点站青岛。
今年的春运客流高峰期发生在2月9日至2月14日，正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小年到情人节之间的日子，到了15号就是大年三十除夕夜了。在这期间，北京西站的日均旅客发送量会超过22万人次。尽管北京去年年底的“返乡潮”使得春运得到了提早的疏解，庞大数量的归乡人群依然使得北京的几大火车站拥挤不堪。
泡面的气味在这份繁忙中升腾起来，这依然是铁轨上人们的*。爱吃泡面的人们不会忘记绿皮车，它载满了许多归家的故事。
2月8日上午10时，北京西站北面的下沉广场附近，稀疏的游客在风中三三两两地站立着，试图从冬日的阳光中寻得稀薄的暖意。
真正的拥挤还未到来。在高架桥上值班的交通协警李岩知道，人潮将在中午12点至下午3点迎来高峰——那些离北京较远、坐着K或Z开头火车的人们通常选择用睡眠度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下午或者夜晚出发是*的选择。另一波高峰则出现在早晨6点，适用于那些朝发夕至的短途乘客。
李岩已经定好晚上从西站出发的车票。接下来的计划令他期待：第二天八点钟正好到郑州，与在那里的发小和战友们聚一聚。高中毕业后，李岩跑去内蒙当兵，这让回家探亲成了奢望。半年前甫一退役，他就留在了北京工作，归乡机会少之又少。父母和姐姐都在家乡，时常在电话里让李岩回郑州来，最近还催他找对象。
这位21岁的小伙子觉得找对象为时尚早。他更急于适应社会，获取经验。成年没多久就当了两年的义务兵，李岩认为自己对社会的变化有点“不太了解”了。脱下戎装的他只是个朴实的男孩，觉得“吃一碗泡面就很满足”。他常对别人说，“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但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李岩觉得，在北京做交通协警，指引交通、帮助行人，就是为了接触社会，也许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目标。
而年关将至，“确实需要回家了”。一个行李箱、几盒泡面，就是他归乡旅途的全部家当。李岩还托战友帮忙买了牦牛肉和“闷倒驴”酒，寄回家当年货。家里人对他的归来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已经在当地给李岩找到了一份银行押运的工作。这个对未来发展还不那么确定的年轻人，在家人的引导下，已经开始了解郑州的房价行情——两万一平米，似乎也买得起。
临近中午，马路上变得热闹起来，桥上的李岩却略感紧张。自2月1日起的40天之内，约607万人次的旅客在北京西站这座庞然大物里拥挤着、喧嚣着、等待着，相继搭乘火车被送往全国各地。他没有时间纠结“年后是否回北京了”，在随后的几小时里，等待着他的将是继续指引交通，疏解越来越繁忙的车流。
高架桥下，同样身为90后的实习民警刘星宇也丝毫不敢放松。每天八点开始，他和自己的队友全神贯注地站立在车站要塞，力图对周围的突发情况做出迅速的反应。人们很难想象，这位手持钢叉、面容严肃、全副武装的防暴民警，其实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人们同样不知道的是，这位见证无数旅客归乡的实习民警，为了这份兼职工作，今年将无法回家过年。
刘星宇不太在意这些。前两天，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客车，回了一趟位于河北省的家，算是陪家人过了一个小年。在北京过春节，对刘星宇来说是新鲜的。这位在意自己因为吃泡面而长痘的少年，喜欢这座城市，希望在北京找到更多机会。与寻常的90后一样，收工之后，他会跟朋友去五道营胡同逛逛，享受这个城市的繁华与乐趣。
从30小时硬座到“度假”过春节
北京只是仇先生的中转站。他的起点始于距离北京400公里左右的内蒙古赤峰站，终点则是更远至1700公里之外的四川绵阳。他刚毕业不久的大女儿在当地的120急救中心工作，春节期间异常忙碌、分身乏术，一家人决定去陪大女儿过年。
他们与北京这座城市的交流仅限于停留在此的几个小时。站内此时有些拥挤，他们选择在站外的餐厅外晒一晒太阳。一家人自己备好了泡面、面包和水果，决心抵御动辄上百元的车站快餐，他们也对瓶装水的价格没有好感——这几乎是普通水的两倍。
仇先生和妻女吃完自备的午饭，在西站的一家餐厅外晒起了太阳
这是一家人*次在赤峰以外的地方过年。仇先生在老家有几块地，这是他的营生，他的妻子孙女士则是当地的语文老师。家里还有老人和兄弟，此前一直是30多口人一起过年，十分热闹。虽然希望女儿能离家近些，但五险一金、更有前途的好工作让夫妻俩开不了口。他们愿意让女儿在四川获得更多机会。
微微靠在橱窗上，仇先生努力把腰杆挺得笔直。他的妻女则露出了几丝倦意，眯着眼注视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戴着口罩的小女儿背着书包，安静地站在母亲身旁。此前8个小时的硬座让这一家三口有些沉默，接下来还有30多个小时的硬座要坚持。
春运期间，约8万辆出租车穿梭在北京的街头。送完一位从北京西站去往北京南站的旅客，出租车司机王刚准备停下吃午饭，一个拖着行李箱的中年男人敲了敲车窗，问他去不去机场。像这样在不同站点、不同交通工具之间中转的乘客，王刚一天能拉好几趟，尤其是在春运期间更为明显。
在北京，承载着春运客流的火车站包括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等。王刚总结了自己的一套经验：价位上来说，想花钱少的人就奔西站，不差钱或者出差的人就去南站；方向上来说，北京站大部分车都驶往东三省，西站去往全国各地，南站主要是往南部走。
此时，8公里之外，在北京南站出发层的某家餐厅内，40岁的宋女士将腿搁在了行李箱上，以缓解久坐而带来的腿部酸痛。这种久违的酸痛感让她回想起年轻时从山西到北京坐过的硬座。那时，1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就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了，而现在G字开头的高铁将时间缩短到了3个小时。
“泡面是出行标配。”火车上的盒饭并不合宋女士的胃口，泡面在她心中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不同的是，除了经典的红烧牛肉面，她还会选择不同口味、不同品牌、价格在4元到15元不等的其他牌子尝鲜。她对于小吃很热衷，来北京*吃的是各种饼类。
你可以从宋女士的LV包和大儿子头上带的欧美潮牌帽子看出，这是一个条件比较优渥的家庭。宋女士一家在深圳定居，此次回家是到丈夫的老家山东过年。3个小时后，一家三口就要踏上归途，与刚忙完工作的丈夫汇合。不同于那些急于回家的旅客，她的日程表显得悠闲许多。带着儿子和女儿在广州逛了逛，花了3小时从广州飞到了北京，在朝阳区某个庄园体验了滑雪和温泉。
两个孩子已经有些困意了。四岁的女儿撒娇着让妈妈抱，旁边上三年级的大儿子则哄着妹妹，告诉她妈妈需要休息。他给妹妹腾出了座位，让她在上车前再睡一觉。这已经不是他*次跟随母亲外出游玩，对于交通、食宿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俨然一副小大人的形象。
像这样以“度假”心态过春节的人还有很多。王刚接触到的在北京中转的乘客里，不乏有去海南过年、出国游的人，还有一家几口从天津港出发，准备在游轮上吃年夜饭。
刷手机看视频的高铁时代
人们在一碗泡面上寻得各自的慰藉。带着倦意的打工者大多用泡面打发腹中的饥饿，年轻的学生们时常被泡面味勾出馋意，衣着光鲜的中年人则往往在泡面里吃出了回忆的味道。这种对泡面的偏爱不以衣着、地位为转移。人们在泡面摊面前驻足，试图挑选一款适合自己口味的泡面，来填补自己空虚疲惫的胃。
站在北京南站出发层的一角，王亮匆匆吃完了自己的泡面。这是他一路上吃到的第三桶泡面。从汉中到北京，K字头的卧铺车票价格300元，王亮觉得不贵。但是18个小时的路途让王亮感到疲惫。他把吃剩的泡面丢在垃圾桶旁边——里面已经满是泡面盒了。
对王亮来说，在火车上吃泡面是一种本能。这种对于泡面的执着可以追溯至二十年前的绿皮车时代，那时候他也是站着吃完了泡面。他依然记得自己在绿皮车上站了14个小时，才补上了卧铺票，在火车上又躺了14个小时。当火车行驶到半夜，疲惫不堪的人们蹲着、坐着甚至躺在座位底下，伴随着厕所的气味和地上的瓜子皮所带来的浓重回忆，让他难以忘怀。
王亮还记得那辆老式火车的样子。窗户不是封闭式的，一个着急上车的老大爷透过车窗把蛇皮袋扔上来，身手矫健地顺着窗户爬了进来。有硬座可坐的人被人们所羡慕，尽管那座位非常简陋，就像两块木板搭建而成，丝毫没有舒适可言。车厢里全是人，以各种扭曲的姿态护住自己的行李；有人拿出了扑克牌，以消遣时光；他还闻到了自己*的腊肉味，在烟味、汗味的混合下变得不那么可亲。
“现在坐高铁，人们都掏出了手机，戴耳机刷微信、看视频了”。北京南站的热水处，一个背着书包的年轻女孩撕开了一盒泡面，小心地将热水注入。她边说，边托着泡面盒环顾四周，试图在拥挤的等候区找到一个座位。“从北京到老家新开了高铁线，比以前快了将近十个小时，今年可以坐着高铁回家过年了。”家在成都的刘先生有点开心地说到。
下午3点，几处闸机即将开放，人们排起黑压压的长队，将偌大的南站分割成了不均等的几份。趴在行李箱上、仰在座位靠背上酣睡的老人、小孩、情侣等纷纷被广播叫醒，带着大包小包走向汹涌的人潮。他们有的拿着红票，有的拿着绿票，有的直接刷着身份证进站，就像是几个时代交织在一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挤春运的过程不会是一件舒心的事情，在这场被称之为“地球*规模的人类迁徙”中，他们仍会和疲倦、背部不适、腿部水肿等作斗争。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时代前进的浪潮中，作为中国社会浓缩的春运也正反映着这个新时代的新变化，承载着中国社会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