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可谓有惊无险。展望2018年，中国如何妥善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继续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何通过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令中国经济找到可持续新动能，如何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有作为，均广受关注。
2017年11月28—30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海航集团共同主办的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拉开序幕，多位政界、商界、学界知名人士再度相聚，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8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
11月28日上午以“十九大后的经济展望”为主题的全会一，邀请到了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六位嘉宾，进行了相关话题的讨论。
以下为论坛演讲主要内容，经投资界（微信ID:pedaily2012）编辑整理：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论坛中表示，全球化已经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格局从美国的页岩气技术突破开始，现在全世界能源的生产和销售的走向与十年以前相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变成了能源输出国，中东、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也相应做出了改变，这对国际的政治、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由于天然气价格的下降，引起石油价格的下降，造成能源领域投资减少的数额是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投资的减少引起一系列投资需求的萎缩，延伸到钢材、铁矿石等等，中国的产能过剩与此也有直接联系。
同时，更重要的影响是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的减税政策能够完成立法，美联储的缩表加息也能够逐渐往前推进，全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流动的趋势比现在速度还要快，规模还要大，这对中国企业肯定会有影响。所以，中国怎么样保持相应的投资增长，避免出现完全靠提高贷款、搞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目前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
“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的同时需要有设定增长目标，如果未来十年、二十年能实现，中国就非常厉害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此前取得的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会上强调了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未来如何掌握好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要保证适度经济增速是非常严重的挑战。”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也与现场的嘉宾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经济一直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多数人天天在讲GDP发展的速度，但实际上忘了我们增量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存量。中国投资建设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了，现在的经济需要强调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效益，大量的投资推动GDP的增长。追求短期快速增长的目标，并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中国的长远增长率，仍然是非常有信心的，最根本最重要仍旧是我们生产的规模、体系以及中国能够提升的科技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则对结构改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把经济增长目标定的稍微低一点，适度一些，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来实现结构改革。” 白重恩谈到，今年到现在为止，确实是可以说经济稳中向好，数据上有不少亮点，尤其是企业的利润增长的比较多，而且是在负债比较多的行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了，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们的债务风险。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超常规发展带有明显粗放特征，但粗放必然没有可持续性，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环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都是潜在风险威胁，需要通过改革攻坚克难的问题。十九大给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未来目标，有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十九大报告通篇不提GDP，这是一个明显趋向，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贾康强调，要看到GDP指标的局限性，只能反映经济总量，不能同时反映经济结构的优劣、效益水平的升降，必须要辅助其他指标。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必须出来，什么叫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指标体系衡量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必须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努力解决的问题。”贾康总结。
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认为，全球经济贸易都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国内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成本处在持续上升的阶段。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增长目标的要求。所以“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的提出，要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加以推进，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而如果没有产生升级，我们就难以实现原定的增长预期目标，且有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更长的时间。
而产业升级有两个主要推动力，一是创新，二是结构升级。但目前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有点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升级。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包括更完备的产权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对于建立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减少准入壁垒和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使得企业家能够更便利的组合、配置各种要素。
在谈到前段时间的产业政策争论时，徐林表示，对于官员来说不存在做和不做的选择，官员议论的是怎么能够使产业政策更有效。即由过去的歧视性的产业政策，更多的转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即强化对产业升级一些共性、薄弱环节的资源配置和支持。 而不同时期的薄弱环节也相应不同，90年代，中国普遍的薄弱环节是在一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过去我们以弥补短缺为主要目标的产业政策，相对比较成功。但在目前的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效率品质，因此，政府会同企业和产业交流，来判断何为薄弱领域。
徐林最后总结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它的结果是供给结构的升级和效率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