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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发展资本市场,推进去杠杆

中国整个经济,在资金链上主要是靠银行创造的。当我们要推进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的时候,我们大家所讲的高新技术是商业性高新技术,不是得了多少奖,不是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以后,引起的业界轰动,不是这样的发明,两者要分开。

  5月18日,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合肥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合肥市科学技术局、合肥兴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清科集团共同举办的2017中国·合肥“资本+创新”对接峰会在合肥召开。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做了题为“发展资本市场,推进去杠杆”的演讲。

  以下为现场实录:

  我们这个论坛是资本+创新,资本这个话题在市场经济,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沉重,大致上可以感受,市场经济各个方方面面的内涵,无不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从1992年十三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新机制,资本的问题越来越摆到我们的面前。二十多年来,在这条路上,培养出大量经济主体,为中国的经济打下了基础,但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改进、去创新。毫无疑问,一讲起资本市场就得讲讲资本市场的丰功伟绩,比如说以上交所设立为例,从那算下来,我们二十多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所走的路,如今我们每个成交额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到今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存量规模162万亿元,而与此相对应的,境内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6万多亿元,二者相比,我们这样一个股票市场发了这么多的股票,二十多年有3000多家上市公司,总融资额只占社会融资规模的多少呢?不足4%。而我们在这二十多年中屡屡提出,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如此等等,这样一个事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了,难道是因为我们缺钱吗?如果缺钱怎么会这么多的社会融资总量,这样一个结构又表明了另一个什么事呢?当我们大量的资金转化为债权债务资金的时候,实际上中国整个经济是在高杠杆率的基础上运行,这些运行有多少风险都可以继续往下排,反过来,增加资本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降低杠杆,这个过程中可以讨论另一件事,城乡居民的情况。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说法,两部门模型告诉我们说,企业的资金、产商的资金,最后总是靠居民部门提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居民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量是非常大的,到去年我们达到60万亿左右,但是只存在银行的存款占比数,这两个数的对比在8倍以上,每年新增额从原来4700亿元到现在是万千亿,但是我们又提供了多少资金,通过这样一个资本市场也好,股票市场也好,通过这个通道提供的企业呢,恐怕我们大家得更深刻的去反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运用什么样的创新,能够使得居民手上,乃至社会其他方面的这些支出,能够有效的引导到我们现在所需要它聚集的地方,让它形成融资,而不是简单的都往银行方面转,因为从银行方面,只要资金进去了,出来永远是债权债务,那就是杠杆。所以杠杆在不断上升,也就是我们一些人所讲的,所谓货币供应过多。

  在这张表里面,大家所看到的M0,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在流通中的货币,M0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末,一共是68000亿元。从1948年1月1日,一直到今年的3月31日,人民银行一共发行在流通中的货币68000亿,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多,比我们所讲的数要小得太多了。紧接着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数M2,广义货币M2到今年第一季度末,达到159万亿,我们说的大数160万亿,减去人民银行在流通中的货币M0,剩下150。这153万亿的资金谁提供的?怎么来的?这153万亿的资金是由各类商业银行提供的,它就是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这在金融学上是货币。通过货币存储不断地创造,这个创造的倍数,在这个表的最后一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倍数在不断地拓展,这样一个倍数下来,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中国整个经济,在资金链上主要是靠什么?银行创造的。当然,这句话回到我们资本市场又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发挥多大作用,在提供给企业有效的资金方面,为什么我们企业一讨论,要讨论资金短缺,马上要给银行贷款,银行主要是靠(按)的,这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不是说规模越来越大,而是说风险越来越大。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去杠杆,“三去一降一补”,特别说了去杠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一行三会,国家发改委等等各个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带防范性等等,这就表明在这条路上,实际上我们走的已经很远了。回过头来,当然是要讨论我们是不是在资本市场这块应该走的更快一些。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特殊关系,其中特别强调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我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当我们把这句话带到中国的金融领域的时候,下面问大家一句话,你们想过在金融领域中该怎么办吗?我们所谓的叫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今天的金融领域是银行在配置80%的资金,我们是继续维持这个格局,如果继续维持的格局,另一句话我就不用说了,金融领域中由金融市场决定配置金融资源的这样一种决定性作用,究竟要做什么?反过来呢,如果强调在金融领域中,应该由金融市场性决定金融资源的配置,当然就意味着刚才所讲的一整套,中国整个金融体系需要重大的改革,这种重大改革的任务、使命,理所当然就加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肩上。因此,当你要讨论资本的时候,我想说你应该把眼界放宽一点,如果我们只是讨论几家上市公司,或者哪家公司IPO或者定向募集是一码事,如果讨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又是一码事,也许当我们在回顾1990年上交所设立,到中国经济二十多年,我们今后该怎么走?这个话题要比讨论某个立法更加重要。

  我只想说,中国这二十多年走下来来看,有几件事是需要我们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特别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一是弄清楚你所面对的是什么事;二是一定要有包容性。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中国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了,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地讲,八十年代以后也在不断地讲,在1998年,我们接受任务,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梳理,要设立或者将要设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创新机制,最后形成中央七部委文件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我们许许多多人把公益性的高新技术和商业性的高新技术讲混了,多少个企业拿钱到中科院、高校等等,给名家教授们说你帮我研制什么,那些东西当下都是几千万、上亿的钱,因为高校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头脑中的高新技术是某个原理的突破,某项实验室技术研发,某项新的发现等等,都拿出来写论文、评奖评职称就行了。

  反过来,商业化大量的是在市场中,我就想起我过去看过的一部电影,大家也都很熟悉,这部电影的主题叫爱迪生,他有1700多项商业发明,但是在物理界没有一个原理、公式、技术是用爱迪生命名的,因为他在那个技术领域没有新的存在,但是他有商业性的存在。这两件事得说说,商业性的技术70%以上是由厂商所发明的,还记得1999年,当时在股票市场发行加速器,我们搞了一个两方论证,说通过两方论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不占加速,直接发股上市,但把这项政策拿出来落实的时候,据我所知,没有一家企业通过两方论证,所以一家都没上。原因是因为我们找来论证的那些是搞公益性课题的,那些人进行商业性的论证,所以商业性方面不可能有公益性的创新,两个创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大家知道,当我们要推进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的时候,我们大家所讲的高新技术是商业性高新技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不是得了多少奖,不是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以后,引起的业界轰动,不是这样的发明,两者分开。

  再简单举一个例子,同样说爱迪生的事,发明发报机的故事,爱迪生发现发报机在运作,感觉到速度太慢,就找电报公司老总,老总很忙,根本接待不了他,老总掏了200美金给他,你去做吧!爱迪生拿着钱回去做实验了,两个月爱迪生改进型的发报机出来了,找到老总做试验,最后说试试吧,一试以后效率大为提高。这时候电报机老总才对他另眼相看,第一句话出来就问你要多少钱?一千美元怎么样,爱迪生没有回答,接着问三千美元怎么样,爱迪生仍然没有回答,他说一万美元怎么样?爱迪生还没有回答。两万美元怎么样?最后三万美元成交了。老总说我心里是四万美元,你怎么这么快答应了,爱迪生说我根本就没想到要钱,你问我的时候我在发楞。

  说起来是段故事,但是这段故事到我们现在就出事了,我们就做不了这个故事?第一个前面电报公司的老板给了他200美元去做这样的改进,后面就会有人说爱迪生的发明是职务发明,给过你钱了,如果我们对待发明是这种做法,人家上你一次当,把东西给你,第二次不会给你。像我们电报公司的老板,随口出来2万美元,你凭什么出2万美元,你评估他的东西了吗?拿出评估方案了吗?集体讨论通过了吗?总裁办公会讨论了吗?财务这块能走吗?这套东西需要有包容性,市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这么刚性、硬性,它需要有弹性,需要有包容性。因此,如果说我们要把资本跟创新结合在一起,创新就不能仅仅指技术创新,包括了体制机制创新,包括了整个运作环境。我们最近又提出,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包容性特别重要,要把这些创新给连接起来,如果这些创新不能有效的整合为一个系统,那么,在某一方面突出了,可能你最后再走下去,事与愿违。

  讲完了,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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