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万嫁女、买200万路虎像买白菜 煤老板的春天又来了？

　　2016年，煤炭价格在触底反弹后走出一波凌厉的上涨行情。至今，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已连涨18周，相比年初上涨60%以上，多家煤炭上市公司的股价也应声而动。持续向好的行情下，沉寂已久的民间煤矿交易又逐步热络，有地区甚至爆发矿权争夺战。

　　煤老板的春天又来了吗？

　　曾经的盛宴与狂欢

　　私人进入煤炭开采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煤炭大省山西加快产业发展。从此起步，山西的小煤矿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村村有煤矿，数量上万家。但煤价低迷，村矿很难过活，只好包给个人。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诞生。

　　那年头，挖煤的都是走投无路的农村破落户，乡里乡亲瞧不起，矿坑白送都没人要。整个90年代，煤价陷在每吨20-40块的谷底，打死起不来。挖煤干的好还能糊口，干不好就要背债。过年时，煤老板们还要趁夜出门，就怕被债主堵在家。

　　扛过最贫瘠无望的岁月，扛到2001年，煤老板们突然发现，到矿上拉煤的车子排成了龙。讨债人早就没了影，上门的都是拿着大捆现金、满脸堆笑的买煤人。

　　成本每吨60块的煤，翻着个涨起来没完没了，三年后就上了500块。煤老板最辛苦的工作成了数钱，好日子就这样从天而降！

　　在煤炭行情的持续向好下，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这个领域发了大财。富起来的煤老板很快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常常以富得流油、挥金如土的形象刺激人们的神经。

　　有钱敢花，是人们对煤老板的*印象。传说与现实中，他们出入各种高档场所，吃的是鱼翅、燕窝、鲍鱼、神户雪花牛肉，喝的是茅台、五粮液、轩尼诗、人头马，一年请客吃饭花200万稀松平常。

　　有人说这是吃喝堕落，他们回应说，以前穷得吃碗面都想半天，现在有钱了还不好好吃，人活着不就图一个高兴吗？

　　在北京的燕莎、赛特，只要报出煤老板的身份，售货员立刻会刮目相看，几万、几十万的奢侈手表和包包买起来风卷残云。

　　吃喝首饰都不够，豪车才是彰显身份的心头爱。2005年，山西一煤老板一口气买下20辆悍马，轰动全国。山西地方官慌了手脚，警告煤老板们要低调，甚至登新闻辟谣。而山西一汽车贸易公司数据却显示，2005年山西私人豪车已达1000多辆。

　　在因煤暴富的陕西神木，煤老板们买200万的路虎像买菜，从不问价。坊间传言，某煤老板的儿子买辆300万的宾利，刚开出门就撞上电线杆。这位富二代立刻弃车，进店再买辆扬长而去。在神木最辉煌的时代，街边随时能看见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豪车招摇过市。

　　大多数煤老板们对车的性能没认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冤大头。买豪车有着现实的街头智慧：有面子、有实力，才能赢得民间高利贷和金融机构的青睐。这种伎俩显然瞒不过银行，最基层的行长都知道，豪车不代表偿债能力。但他们有自己的苦衷：天量的放贷任务要完成，有豪车的总比没有的强。所以在煤老板看来，开豪车去融资简直战无不胜。

　　豪车有时别有他途。逢年过节，煤老板少不了跟地方官员走往，豪车开过去，三言两语一顿夸就被“借”去一年半载，谁会不识趣地跑去要？就这样，煤老板的豪车越买越多。

　　“穿着皮尔卡丹吐痰，开着劳斯莱斯闯灯”，人们妒忌地调侃着土豪，更不肯错过煤老板们的各种逸闻。据说有煤老板开豪车过收费站，竟不肯交5块钱的高速费。无奈交费后，他开始拿出百元大钞反复过收费站交费，直到收费站的零钱花光，他以不找零为借口，车堵在收费口坚决不走。最后，收费站只好道歉、退款、了事。

　　买房是煤老板们又一爱好。2005年，人均工资不足千元的临汾，房价就被炒上了3000块；2011年，山西柳林、陕西神木的房价飙升至1万。更土豪的煤老板开着豪车、排着队，把北京SOHO现代城、世纪城、清水湾等高档楼盘买下大半，既为子女上学方便，也为改善生活、提升地位。

　　和温州炒房团不同，煤老板买房不贷款、成片买，不自住、就空着，绝不出租。他们在北京买了多少房，谁也说不清楚。2014年有场房产官司显示，2006年山西一煤老板在东城区和平里买房109套，耗资1.3亿；8年过去，这批房子升值5倍。这般长期持有又赶上房价凶猛，没有不赚得盆满钵溢的。

　　煤老板们爱北京，他们把老婆孩子送到这，自己回山西耍“单身”，加上花不完的钱，“艳遇”多得没节制。这种事大都纸包不住火，糟糠之妻即便有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但为了不便宜“狐狸精”，便也横下心来花天酒地。曾有调查显示称，老一辈煤老板95%有婚外情，50%离了婚。

　　这番做派，与煤老板的文化程度大有关系。山西日报曾做过一项调查，大部分煤老板的学历是初高中，有的小学没读完，字都认不全。几年前他们还是种庄稼、卖苦力的农民，只想吃得饱饭、上得起学。如今骤然暴富，自然会引发各种非议。

　　暴富背后的罪与罚

　　2005年胡润能源富豪榜上，山西煤老板雄踞三分之一。其中有多少“隐形富豪”，人们则一无所知。有人说，要知道煤老板有多少钱是不可能的，他们连老婆都不告诉。冲着煤炭这么暴利，想当煤老板的人已蜂拥而至！

　　但要当上煤老板却并不容易。这一不容易，再加上某些地方和官员的止不住诱惑，让进入煤炭产业的私人资本，在贡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国家能源需求的同时，也制造出不少的问题，甚至给整个民营煤炭行业罩上浓浓的阴影。

　　阴影之下，则是煤老板们在黑与白的交织与斗争中前进。以山西为例，这个煤炭产业的大省，既是民营煤炭产业的集中营，也可以说是煤老板们跑步前进的缩影。而在其缩影中，一些煤老板和他们的掘金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争议。

　　在山西，煤矿有三种：合法矿、违法矿、非法矿。合法矿“六证”俱全，违法矿证件不全或过期，非法矿一无所有。入行要从非法矿入手，俗称“黑口子”，投资少、出煤快，只需五步。

　　*步，跟当地矿产资源局领导拉上关系。关系拉得好，哪个村哪块地煤好煤多，会一并告知；第二步，在当地纪委找靠山、“买保险”；第三步，搞定乡政府。上级来检查，全靠乡里来报信；第四步，搞定派出所，否则抓人、抓车罚款没商量；第五步，搞定村长村支书，在别人地头上发财，搞好关系麻烦少，处得好甚至能帮着放哨保平安。打通所有关节，“首付”大约20万。

　　关系打通了，接着就开矿。煤老板要确定矿点、买好矿车，再雇几个技术员和矿工，通常深挖50米就见煤。开矿大约两三个月，投资百万左右。见煤后，花10万建成地上工作面，然后招矿工、买机械，一座初具规模的黑煤窑就诞生了。

　　黑口子的煤不能公开卖，所以选个后台强硬的“正规”煤场很关键，这样没人从销售环节来查你。“黑煤场”专门以60%的价格收购“黑煤”，利差巨大。有时候，开黑煤场甚至比黑口子还赚钱，能同时从四五个黑口子的煤中赚差价。

　　把煤拉到黑煤场，还要过煤检站这关。正规矿才有“煤票”，但黑煤窑要搞到也不难，去特定的加油站加高价油，煤票手到擒来，黑煤直接“洗白”；此外，过煤检站也能直接“补票”，这让煤检站工作成了大美差。每时每刻都有人打点通关，一天三班的“黑水”高达15万，站长分一半，副站长和其他人分另一半。由于值班资格就是钱，煤检站的人赌博下注甚至会“赌一班”（即把值班的“黑水”当赌注）。

　　过了这些关，“黑户”出身的煤老板才能日进斗金。但马上要应付千奇百怪的“检查”，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计划生育等，天天有人来。煤老板陪吃喝、送礼金、找小姐是基本程序。这笔公关费必须花，有的黑口子因此把“六证”办全；有时出了矿难要整顿，上面还会来电话。

　　日常开销这么大，煤老板要赚钱只能超采。核定年产量9万吨的小矿，一年挖30万吨很平常，挖出百万吨也不是没有，多挖多赚。煤老板手上至少有四份采矿图，应付不同部门来检查。地下则被挖成了立体迷宫，挖进别人的煤田是常事。这种事，检查组不敢下井，下去了也蒙圈。

　　煤老板要面对的威胁很多，敲诈勒索、胁迫绑架都有，门口埋雷管、院子里扔进个炸药包也不稀罕。这时，找“黑道”成立“护矿队”成了一些煤老板的*。在民间，暴力有时更有效，但弄不好就成了“雇凶杀人”，有煤老板就因此锒铛入狱。

　　身处这样的世界，发生矿难是家常便饭。早年，煤老板处理矿难很简单：重伤一两万，死人三四万，民不举官不究，算是“行规”。此时，矿工中山西籍与外省籍比例大体是1：1。但2002年后，国家将死亡赔偿标准提高到20万，外省矿工比例便骤升至90%，主要是出了事外地人好打发。对此，大部分死者家属选择默默接受。

　　造成矿难的原因很多，超采、安全投入少、对矿工缺乏安全培训是主因。乱采会破坏巷道，闹出矿难后拿出矿图也白搭，根本不知道人在哪；安全投入也很少，连支撑坑道的坑木都要求节省；新矿工对安全则一无所知，下井干活还抽烟，根本不知道井下瓦斯会爆炸。

　　有的矿难则由“黑矿工”一手制造。王宝强电影《盲井》的故事曾在山西真实上演：黑矿工将工友在井下打死，然后伪装冒顶事故，声称死者是“哥哥”。用这种手法，黑矿工从煤老板手上成功骗取22万赔偿金。

　　2005年，山西再出新规：矿难死亡每人赔偿20万，还要再罚100万。煤老板们一算账：一个班组十几人，出个事要赔1000多万，算上坐牢的风险，干这行有点得不偿失。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手机24小时待命，半夜来电话会吓得魂飞魄散，就怕出事、赔钱、坐牢。

　　但真出事了，情况也没那么糟。煤老板通常会先了解死亡人数，人不多就先赔钱，尽快封锁消息。要做到这点，除了打点媒体和官方，还要多给家属封口费，再不行就恫吓、诉诸暴力；如果实在瞒不住，就少报死亡人数，减轻罪责；要是矿难大到捅破了天，后台也保不住，黑心的煤老板会立刻撒腿走人，他们在矿区一无所有，对跑路早有准备。认命的煤老板则会坐等坐牢，据说三分之一的煤老板经历过牢狱之灾。

　　小煤矿四周污染严重，空气中煤灰充斥，太阳都照不亮；由于越界采挖，很多村落地面塌陷、房屋爆裂，地缝大到能掉进毛驴；有的私营焦化厂开在汾河边，直接把汾河染得乌黑；焦油则渗入土地，硬得能打篮球，完全没法种庄稼……

　　前些年，新闻头条被煤炭矿难刷了屏。2007年山西洪洞某矿瓦斯爆炸，105个矿工丧生。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亲临现场，竟发现黑矿“六证”俱全，不由斥骂他们“五毒俱全”。连温总理亲赴现场、要求“吸取血的教训”也无济于事。人们对矿难从刺痛到麻木，渐渐不抱任何希望。没想到，一场出人意料的煤权改革骤然降临。

　　严冬的挣扎与困境

　　连绵不绝的矿难引发接二连三的整顿，但剧情却并不意外。小煤矿关停并转，比的是谁的后台更硬。有时煤老板们会相互举报，惹出“公安局长保的煤窑给炸了，县长保的却没事”的乱子。整治行动时，黑煤窑白天休眠、晚上开工，熬过这段又万事太平，直到再爆个大矿难，引发新一个轮回……

　　2004年临汾梁家河矿难，成了山西煤炭采矿权改革的导火索。当时，时任山西省长的张宝顺亲临现场，都不知道该抓谁——这个矿层层转包，产权关系乱得一塌糊涂。张宝顺当场决定，在临汾搞矿权试点改革。

　　试点改革的方案是：承包人可买下煤矿的储量资源，每吨1-2.5元不等。交了这笔钱就能*开采，成为真正的“煤老板”。但前提是，煤矿产能必须达到30万吨级，必须用机械化、环保化的采矿法，这意味着巨额的前期投入、高昂的生产成本和更少的矿难。此外，山西全面关闭9万吨以下小煤矿，煤矿数量会骤减1000多座。

　　这消息在温州人耳中简直是平地惊雷。他们刚从*轮房价暴涨中掘金归来，又碰到“煤改”，一眼看穿了未来产能集中、煤价大涨的好日子。很快，“温州炒煤团”风风火火闯山西，高峰时温州煤老板多达六成。

　　但没过多久，所有煤老板发现，他们把事情想简单了。

　　试点改革开始后，山西依然矿难不断，一出事就连片停产整顿。新煤老板们投入巨资，他们办“六证”、拉关系、买设备、扩产能，生产总是断断续续。结果钱没赚多少，新消息传来——又要改革了。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酿出277人死亡的惨剧，让当时的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震动官场。随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空降山西，担当省长。王君一声令下，轰然推动山西煤矿的合并重组：要求年产量9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并入山西五大煤矿集团，否则统统关闭。

　　消息一出，不亚于晴天霹雳。不少煤老板刚按上一轮改革要求，收购、改造完30万吨级煤矿。新政一出，之前的所有投入付诸东流。而并入国有煤矿，要么拿现金，要么入股，价低得令人齿冷。煤老板们掉进了神仙难料的政策困境，一些靠民间高利贷火速进场的冒险家，直接面临破产。

　　人不帮忙，天也不照应。2008年赶上金融危机横扫世界，全世界煤价重挫，煤老板们更撑不住了。为了让煤老板们快签约，地方政府想尽办法，税务局查账算文明的；为了杀鸡骇猴，有的地方先炸矿后谈判，不少煤老板欲哭无泪。那些买矿早的损失有限，无非少赚；买的晚或用了高利贷的，血本无归。

　　温州煤老板大都在山西栽了大跟头。有人说，一些地方官戏耍了炒煤团。他们早知道小煤矿即将因政策关闭，却放出利好让温州人购买，随后便面临低价收购或直接关停的命运。这种说法得到大量浙商的认同，他们甚至通过多个渠道上书中央，质疑山西强行兼并重组的合法性。有人估计，浙商在这轮煤改中的损失不下500亿。

　　在煤老板看来，煤改无异于一场公开抢劫；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表明政府对私有产权尊重不够、保护不力；在公众看来，这不过是因果报应；而在山西省政府看来，不存在逼迫煤老板“贱卖”这回事，赔本是他们反复倒卖的结果，政府不会为泡沫买单。

　　就这样，煤老板或是无奈成了国有煤企的股东，或是拿回现金，彻底退出煤炭产业。为了煤改，山西在2009上半年甚至付出了经济负增长的代价。有人估算，即便是“低价折让”，煤老板群体手中握有的资金依然高达3000亿。

　　春天可能还很遥远

　　煤老板们携千亿资金四散离去，转型的行业多种多样：文化、旅游、农业、太阳能、互联网、房地产、风险投资等；也有人转身前往内蒙古、陕西包矿，继续干着老本行。总的说来，除了投身房地产的辉煌依旧，大部分转型都不温不火。

　　2012年3月，一则“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的消息突然传遍网络。据称，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为女出嫁，在海南三亚包下数家五星级酒店迎宾朋，租下3架飞机接亲友，买了6辆法拉利当嫁妆。婚礼现场，国内一线大牌明星云集：朱军、周涛主持，王力宏、萧亚轩、韩红、冯巩等现场表演，阵容堪比央视春晚……

　　行事低调的邢利斌顿时陷入舆论漩涡，他的发家史被人深挖，660亿的集团规模令人瞠目，连山西省政府都表示震怒。邢利斌迅速向公众道歉，并解释其中有些误会。人们则发现，经过2008年的大浪淘沙，千万个煤老板倒下去，“超级煤老板”站起来。

　　一年后，人们才发现这场事件背后的真相。

　　2013年11月，柳林县法院突然宣布，邢利斌旗下联盛集团负债300亿，失去偿债能力，申请重整（重整指司法机关为已经资不抵债、但尚有盈利能力的企业提供暂时保护，生产经营可继续，债权人不得逼债）。由于联盛提出重整前，未与任何债权人沟通，且临近年终结算的敏感时期，让涉及联盛债权的国开行、建行、光大、民生、华融资产、中建投信托等14家金融机构大惊失色，不得不联名向山西省政府求助。

　　回溯过往，在“7000万嫁女”事件前，联盛已开始拖欠员工工资，资金捉襟见肘；“7000万嫁女”事件爆发后，联盛的负债反而从72亿膨胀到300亿。邢利斌通过一场嫁女“盛典”，给众多金融机构就此吃了“定心丸”，从而大举借债。这期间，联盛主营的焦煤价格一路狂泻，邢利斌本想举债熬过寒冬，却不料冬天如此漫长。很快，他被警方带走，还牵扯大批官员落马，落得一地鸡毛。

　　即便是“超级煤老板”，也没逃过这轮煤价惨跌的大趋势。煤炭全行业亏损达95%，国有大型煤企都凄惨度日，大部分煤老板就此出局。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煤老板将一直“霉下去”之际，事情却似乎开始峰回路转。

　　2016年以来，煤价触底反弹，突然爆发了一轮报复性上涨。一些产煤地不仅库存清零，而且再次出现了排队拉煤的情景。原本沉寂的煤炭矿权交易，也有了活跃迹象。在黑龙江，发生了煤价上涨导致矿权交易出现纠纷的案例；某上市公司还以股权交换煤矿，趁机抄了个底。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对私人资本进入煤炭产业进一步规范，且规范中带着鼓励。

　　今年6月，山西出台了煤炭矿权转让的新政策（即《山西省煤炭资源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山西煤矿转让将不再审批干预，也不允许私下交易，而要进行公开招标拍卖。要是在买下的煤矿中挖到了铝土矿、硫铁矿等伴生资源，只要拿到资质，还允许一并开采。这种向全社会公开透明的交易新模式，无疑给了煤老板们新希望。

　　因此有人说，煤老板又要回来了。

　　但在暴涨的行情之外，残酷的现实依然还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煤炭行业的债务总额高达3.7万亿，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到70%。有专家表示，煤企不过是刚刚摆脱濒死困境，暂时的盈利相对债务来说微不足道。即便煤价能保持在盈亏平衡线上，也要到2020年才实现债务可控。现在煤价上涨，真正利好的其实是煤企的债权人。

　　而这轮突发的“煤超风”，不过是长期限产、火电恢复需求、冬季取暖储煤叠加的结果，是周期性、季节性的短期因素。从长期的供求关系看，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很难让煤炭价格长期走牛。

　　因此，从长远看，煤炭企业的债务处理，以及之前铺下的产能大摊子，要真正消化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不排除冬天一过，接下来会是一个严酷的“倒春寒”。

　　煤老板真正的春天，短期内可能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