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因心肌梗塞去世的消息再次给我们敲了一记警钟，让人深觉原来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不管是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人还是穷人。
富人可能死于创业的精神压力和熬夜里，穷人追不上房价，穷人不敢生病。正如此篇文章的主人公，她没有想到，自己耗费二十多年高强度劳动才能攒得的20万，在房价失控的广州，连一套郊区、二手、小户型的房子的首付都不够；前20年用命换来的钱，居然1年就可以统统花光。
四十二岁的林晓英没有想过，癌症来得这么快。
“我不想动手术。”
“反正都会死。”
“我的辛苦钱是拿来买房子的，不是丢进医院的。”
01
一碗过甜的浓豆浆让她反胃，继而引发了无休止的咳嗽。林晓英心想：算了，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去医院照个胃镜吧——总是不按时吃饭，说不定是胃溃疡了。
当五线城市的医生建议林晓英取样活检时，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活检？难道是？
检查结果显示，一颗4厘米长、3厘米宽的恶性肿瘤，正依附在林晓英下半段的食管上。
过去的3个月，林晓英发现自己所有的裤子都变得越来越宽松，她还以为是过度忙碌导致的。如果没有那碗令人反胃的豆浆，如果对“买房梦”再专注一点，那这颗恶性肿瘤将毫不留情地往下爬，侵犯胃部。
中国是世界上食管癌*高发国家，全球超过一半的食管癌新发病例出现在这里。广东省东部的潮州、汕头等地，食管癌发病率居高不下。更令人沮丧的是，食管癌5年生存率只有20.9%，也就是说，每5个罹患食管癌的患者，将有4个，无力撑过5年。
“我不做手术，不要浪费钱。”林晓英哭了。四十二岁的她心有不甘，两句话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才四十二岁，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而她的家人们却口径一致：“做吧，保住命，钱再赚。”
一个星期后，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历经6小时的大巴颠簸，林晓英和家人抵达广州。
这是她*次踏足广州，对一线城市的一切感到新奇。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头几天，林晓英感受不到癌细胞的威胁。那几天晚上，她和丈夫在医院附近散步，从中山二路走到中山三路，再从中山三路走回中山二路，车流呼啸而过，丈夫总是沉默，林晓英持续感叹：“大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几百万说不定只能买马路边上的房子，天天被车吵。”
“虽然可以做微创手术，但她还年轻，开刀会更彻底一些。”主治医生给林晓英的丈夫建议道。
四十二岁似乎是个机会，身强力壮、恢复能力好，也许切除肿瘤就可以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四十二岁也似乎是个诅咒，这么年轻，就患了癌。
丈夫在楼梯间，烟一根又一根地抽，然后缓缓踱回病房，给妻子做心理建设：“医生说我们这个很早期，微创就可以解决，不过我们的恢复能力比较好，开刀最善后，那就听医生的吧。”林晓英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林晓英对“食管癌Ivor-Lewis根治术”的过程感到十分新奇，尤其是“根治”二字。出院后，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自己的手术记录，尝试结合模糊的记忆还原整个手术过程。
她给来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们复述了好几次：“医生给我戴了一个氧气罩，结果我一吸气就昏过去了！原来那是麻醉药啊。医生从我的肚子中间切进去，然后把食管下边和那颗瘤都切除了，接着用一个25mm的吻合器把食管和胃缝起来。超声刀边切边止血，虽然一把一次性的超声刀就要2000多块，但整个手术我只出了100ml血，所以你们才看到我恢复得那么快！”
那个时候，林晓英的内心充满了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信任，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02
术前准备1个星期，术后康复2个星期，林晓英在广州医院只待了21天，又颠簸了6个小时回到老家。
21天，每日低则1500元，高则2500元的医疗费用，加上一场2万元的手术，塞到医生口袋里的红包钱不算，6万元的花费已经跑不掉了。
住院时，他们在医院附近短租了一套房，两房一厅，环境简陋，但因为地段特殊，租金十分高昂。即使他们要住一两个月，依旧是要按日收费，每天房租250元，一个月就要7500元——CBD珠江新城一套小区三房的月租金都没有这么高。
林晓英并不敢有“别人的钱怎么那么容易赚呢”这类似的想法，也不懂所谓的阶级固化，她只知道必须让自己充满正能量，才会有勇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广州医生建议林晓英回家后，继续在当地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医生的理由是——一线城市和五线城市这两项治疗水平的差别不大，在当地治疗可以省下不少费用，并且叮嘱道：“不要再拼了，好好休养，每半年回来复查一次，撑过5年就可以了！”
林晓英必须结束“拿命换钱”的生存方式了。
二十多岁时，林晓英就和丈夫开了一个手工皮鞋小作坊，自产自销。20多年来，她对皮鞋作坊里刺鼻的味道并不敏感，对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等致癌物质的制鞋原料，也没有一点点防备之心。
那几年，天刚刚亮，她就踩着满载皮鞋的三轮车到早市摆地摊，卖力吆喝。午饭后，她就闷在作坊里埋头做鞋，被满柜子的皮料、橡胶鞋底和胶水包围，粉尘在从天窗射进来的阳光里跳动，直到被黑夜掩护为止。
每天晚上十一点后回家，走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他们夫妇习惯性地暗示自己：再熬几年，等攒够了钱，退休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尽管很累，但林晓英总觉得一回家就睡觉，生活将没有一丝娱乐。他们轻轻推开家里的门，随即开电视机，按下电源键的同时又马上压紧遥控器上的“音量-”键，生怕吵醒了早已入睡的父母和女儿。
林晓英在亮着灯的房间里沉沉睡去，她的丈夫归家后还要挑灯设计鞋子。她的丈夫有一夜之间设计出新款手工皮鞋的能力，但白天回到作坊比对原料成本及加工成本后，总要再反复涂改三四个通宵，才能定下*经济效益的设计图。
林晓英心里明白，在地摊上叫价二十五元一双的手工皮鞋，成交的价格可能只有十几元。买鞋子的大妈只会抱怨原料连十块钱都不值，而他们夫妇的劳动不仅廉价，还往往被无视。
如果一个月内没有生一天病、没有下一天雨、没有一天被城管驱赶。按每天卖出10双鞋子，每双鞋子的成交价格保证15块钱的利润来算，林晓英夫妇一个月可以赚4500元。但更多时候，吆喝了一个上午只能卖出三四双鞋，一个月有好几天被城管驱逐，为了薄利多销、培养回头客，他们不得不向大妈无理的价格妥协。要是碰上雨季，林晓英夫妇就更焦虑了。
三十多岁时，由于无力负担价格节节攀升的制鞋原料，他们的手工皮鞋作坊不得不倒闭。只有这项谋生技能的林晓英和丈夫，转而外包大型工厂的一部分鞋面缝制的活儿，除了三餐和睡觉，其余时间，他们手里的鞋面都没有放下过。
在劳动力密集的手工业世界里，想要多得，就得多劳。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林晓英舍不得买几身漂亮衣服，舍不得去一趟周边城市旅游，舍不得给自己补一补。
谋生、栽培女儿、买房子成了她自始至终的人生目标。
当她的储蓄账户余额突破200，000元人民币时，本可以在当地买一套小商品房，但女儿升读高中后，她的目标变为：过几年，帮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广州买房子。但林晓英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耗费二十多年高强度劳动才能攒得的20万，在房价失控的广州，连一套郊区、二手、小户型的房子的首付都不够。穷人，是追不上房价的。
穷人也不敢生病。术后在家休养，林晓英每天正餐前均需服用一颗12.4元的进口胃药，这让所有的进食都变得不被享受；六点钟自然醒，喝一小盅补品，将炖了一夜的人参水装进保温瓶，带出门散步，耗费约30元；九点多回到家，吃几口早餐——她需要少食多餐补充营养，但食量已大不如前；午饭后，皱眉咽下一碗治疗肿瘤的中药，50元下肚；下午三点多，她已经不想进食了，但又不得不继续吃点什么营养品，硬着头皮花掉20元；睡前，还要喝一杯热牛奶……
前20年用命换来的钱，1年就可以统统花光。林晓英亲身实践着。
03
术后的“好景”只有15个月。
从2015年夏天开始，林晓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进出医院5次，除了7月份完整地在家度过，其他月份都有一半时间是躺在医院，最久的一次，住院29天。
病魔在林晓英身上做的把戏不止于癌症：肠梗阻、胰腺炎、肠粘连、胆囊结石、胆囊炎、肝管结石、登革热、双肺炎和胰腺假性囊肿，都可以成为折磨她的新理由。
她曾因肠粘连在病床上连续抽痛一日一夜，三支止痛针也止不住，呕吐胆汁几分钟一次；也曾因为胰腺囊肿无法进食，疼痛频率以秒计算。各种疾病轮番上阵，身高160公分的她，体重降至37公斤。纸片人不足以形容，皮包骨头的说法更贴切。
作为有癌症病状的患者，林晓英每次入院都必须接受肿瘤标志物的筛查。幸好，每一次检查结果都让她安心：肿瘤标志物非但没有超标，还处在安全参考区间偏低的一侧。
“只要不复发，怎么都可以”，她强行乐观，“再痛苦我也会接受治疗。”
2015年年底，林晓英因为胰腺囊肿，两度到广州求医。*次，因为身体过度虚弱，医生拒绝冒险进行手术；半个月后，疼痛逼迫林晓英再一次跑到广州，主治医生摇头：“你这是在逼医生上梁山啊！”
她只是在争取最后一次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十二点，林晓英的女儿蹲在没有人的学生宿舍门口痛哭了半小时，然后给母亲发微信：妈妈，这段日子我们承受了太多苦难，但过了明天，就会好起来了！
这一趟手术，医生要摘除林晓英的胆囊，并对胰腺假性囊肿进行引流。即使此前的多次肿瘤指标物检查和CT影像都未有异常，手术的*步仍然是要排查胰腺癌变的可能。
医生的肉眼没有发现胰腺出现肿瘤肿块，于是进一步抽取了囊肿内液体进行肿瘤脱落细胞学检查。重复了三次。癌细胞，就在那儿。
原来，癌细胞转移到了胰腺，并满怀心机地深藏在胰腺囊肿的内壁，连 CT影像都无法捕捉到它。至于肿瘤指标物，医生解释：“超标不代表患了癌症，不超标也不能完全排除患癌的可能。”
癌细胞卷土重来，继续在林晓英的身体里“攻城略地”。医生将家属喊到手术室门口，没有一点修饰：“手术恢复后可以做化疗，但没什么意义了，多一些折磨而已。”
胰腺癌被称作“癌中*”，恶化速度极快，放疗与化疗均无法让其稍作收敛，在21世纪，依然是无法攻克的顽固壁垒。85%的患者发现时已是晚期，仅有不到1/5的患者可尝试手术切除，但术后的5年存活率也不会高过5%。
手术的四个小时里，林晓英六十八岁的母亲紧抿着嘴，哆嗦着在家里来回踱步，反复检查电话有没有坏掉。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起来，林晓英的妹妹故作轻松地告诉母亲：“手术很成功，一切顺利。”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林晓英的母亲哭了起来：“骨肉相连啊，你告诉我，是不是转移了？”林晓英妹妹先是一怔，继而强忍着哭腔否认：“没有没有，一切顺利。”
悲剧早就在林晓英母亲的噩梦里上演过几十次了，她冷静地嘱托道：“先别告诉她，让她最后开心点吧！”在这一点上，医生和家人达成了共识。
在虚弱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术后3天是林晓英这一年来睡得最“好”的3天。她只在中途被疼醒的时候嘀咕：“怎么还是那么疼？”然后又因虚弱过度，昏睡过去。医生的例行巡房依旧匆忙，并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即将离世的病人而增加耐心。
手术后第12天，林晓英勉强能下床，情况*的时候，能坚持在病区走廊走上一个来回。优质医疗资源匮乏，广州每一家大医院的床位都极度紧张。术后第14天，看林晓英能走动了，各项指标亦相对正常，医生当即建议她回家休养。
冬至那天早上，丈夫走开去办理出院手续，林晓英独自躺在病床上，挂最后一次点滴。
“37床”，没头没脑的护士如常喊着床位号走进病房，递了一张A4纸给林晓英，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喏，你的出院小结。”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林晓英平静地接过出院小结，就像两年前阅读手术记录般，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的目光扫过出院诊断，上面赫然写着“胰腺继发恶性肿瘤”，她的心跳好像突然停止了，几秒钟都没有看懂这8个字。她的眼泪汹涌而出，模糊中又看见“可行姑息性化疗或放化疗”。
2015年冬至，林晓英真正的“死刑”由护士宣判。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永远无法忘记，林晓英那绝望的眼神。2016年初夏，癌细胞在身体里活跃了30个月后，林晓英离开了。
她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没有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