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马云的湖畔大学和腾讯的青腾创业营先后成立，开始通过社群衔接新生代企业家，着手建立自家的「朋友圈」。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MBA与EMBA的报名人数同时出现下降趋势，正统的商学院正在失去它的最后魅力。
根据统计，青腾创业营的首期班40名学员的企业总估值，从开营时的280亿增长到了毕业时的1000亿，其中八成以上的企业在此期间完成融资，成绩斐然。
而湖畔大学，也以举荐邀请和校董面试作为严格的录取手段，致力于挑选优秀的创业者，马云甚至说「如果阿里可以活一百年，希望湖畔大学可以活三百年」。
它们似乎都想成为互联网行业的黄埔军校。
不过，黄埔军校原本并非带着多少褒义色彩的象征，它由孙文建校之际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却又培养出了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后来的共产党高官，其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生，还在内战中被共军全歼，死无葬身之地。
搜狐、网易等互联网公司，也因出走人才常常创业成功，而被媒体扣上黄埔军校的名号，据说这两家的老板也是颇为不快的，毕竟这几乎是在等同于在说他们的公司留不住人。
倒是LinkedIn的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所提出的「联盟」概念，值得引进。
众所周知，LinkedIn的职业社交的开山鼻祖，它鼓励用户将人脉当作产品来经营，成为可流通的数据图谱。
在中国的机场书店，卖得*的除了成功学，大概就是传授如何扩大人脉的教程。
与其说经营人脉被视作为商业法则之一，毋宁说「关系」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迷信，人们信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理论，自比萧何，只待韩信。
这种继承于君臣官商传统的成见，不仅助长投机思维，其对整体环境的贻害，亦是延绵无尽。随着企业家群体的迭代——他们不再只是体制内下海的官僚——带来了「自由市场才是最公众的选拔制度」的观念，也褪去了人脉的扭曲光环。
而里德·霍夫曼认为人脉的价值在于「寻求联盟」，联盟这种组织形态，并不强调忠诚或是交易，也不将成员当作资产，而是优秀的人才会基于自由意志找到对方，在凝结出共同的目标之后形成互惠共赢的体系。
「PayPal黑帮」就是最为标准的联盟作品，即使没有公司这一组织形态——PayPal在2002年就卖给了eBay——但是里德·霍夫曼、埃隆·马斯克、迈克斯·莱文和彼得·泰尔这些人并未就此离散，他们在相继自立门户的同时，也继续着相互之间的资源流通，「如果有人需要资金或建议，他就会给其他成员打电话，如果有人这两样都缺，就把电话打给最闲的彼得·泰尔。」
「Y Combinator」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联盟的变体，尽管它有着保罗·格雷厄姆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角色，但是加入「Y Combinator」的创业者，也都是希望能够借以提升融资效率，尽量只与聪明人打交道意味着可以过滤掉大多数无效社交。
腾讯高管在解释青腾创业营的创立初衷时，说了这么一番话：「给创业者提供场地和流量资源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还有知识和经验」。
这也道出了中国式联盟的本质：与拥有数百年的商业史及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传统的西方相比，中国的企业家是稚嫩的，就像「飞猪理论」广受认同的原因是的确有很多创业行为属于赢在跑道而非产品，对于巨头的布局而言，防止「风停猪落」委实迫在眉睫。
苹果的早期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在青腾创业营上回忆他和乔布斯的青年时期，他甚至提到了那个同为创始人之一、却在成立公司当年就用800美元卖掉了自己所持有的10%股权的那个倒霉蛋罗纳德·韦恩，他说他们三个人都很享受那段「共同创造」的时光，哪怕是在车库里干活，但是能够组建这么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才是最幸运的事情。
所谓共享智慧，就是分摊风险。
湖畔大学则宣称摒弃了成功学，而是教人「怎样失败」，所有的案例都以失败为主。马云曾说，把员工送去读MBA，「本来很聪明，回来却都学傻了」，这让他将办学宗旨定义到了先有教训、再有认识的位置。
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加入巨头的社交圈子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不少项目也都是在学习期间直接被腾讯和阿里相中，一边在台上讲课，一边在台下就把投资意向书给签了。
根据亚当·斯密所说的「个人竞相追逐私利，反而会带来公共利益的效益提升」，青腾创业营和湖畔大学这样的商业联盟，它们创造出的社会价值，或许在于从整体层面加速创业者的品质进步，在将他们教得更加懂得应对市场的同时，也充分刺激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
归根结底，这依旧还是「我们该如何预见互联网下一个十年」的问题，除了腾讯和阿里之外，应当有着联盟的出现，从而丰富整个生态。
赛富亚洲的合伙人金凤春也表示，基于App Store的长期监测数据显示，在社交榜的前100名，基本上没有最近一年新出生的，除了直播也没有太多的产品亮点，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到了今天，多少有些「枯竭感」。
「资本寒冬不是说没有钱，而是有钱却投不出去。」
总而言之，想要维持艾泽拉斯的繁荣，不仅要有暴风城和奥格瑞玛，也要有铁炉堡、诺莫瑞根、达纳苏斯和锈水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