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外卖和匍匐在生活上的女人

　　导语：工作中的性别差异在任何环境下都是恒久议题，有不少公司以“保护女性免于从事体力劳动”为由向女性关闭了职业大门。

　　但女权学者柯晗在一篇文章中表示：现代化逐渐将大部分体现体力差异的地方弱化了，很多工作或运动并非女性不适合，只是它们一直以来被男性定义，且还没有在女性的修订下升级而已。

　　“外卖配送”是互联网领域在性别议题上态度改变最明显的行业，为了了解女性配送员的工作情况及生存环境，猎云网选择了一名相对 “典型”的女性从业者做观察对象，记录下了她的日常点滴。

　　7月20日，北京大雨，防汛指挥部将应急响应由4级升为3级。

　　航空延误、高铁停运，城区多处地面出现积水现象，交通受损严重。

　　雨势泼辣而持久，诸多公司开始向员工推送酌情在家办公的消息，一些尚堵在上班路上的员工欢呼雀跃着搭上了返程的地铁。

　　如蒙大赦的人们抬头看向窗外，天色阴沉灰暗，皮肤上的水珠还来不及抖落。忍不住龇牙打了个寒战，幸好屋内温暖干燥，灯色朦胧，且被窝尚温。

　　时至中午，饥肠辘辘的人们开始考虑安慰自己的五脏庙：既然不能出门，那就点外卖吧，动动手指而已，下单并非很复杂的事。

　　是送餐员，也是女骑士

　　吴彩铃是一家外卖公司的配送员。

　　饥饿的人将他们视如神兵天降，寒冷的雨天坐在家中候着就能吃到一份热气腾腾的饭菜，这种便利带来的怕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满足感。

　　联系吴彩铃的时候，她正在北大西门送餐。雨势太大，路上挺不好走，小电动车在水淋淋的路中行驶难免有些打滑。她加倍小心地驾驶着。每天早上9点开始上班之前，她所在的中关村分站的站长都会将他们集中起来开会，叮嘱他们一定不要逆行、不要闯红灯，不要与人发生争执，要注意安全。

　　送完餐，吴彩铃开始折转返程。雨一直下，街上的车辆已经非常少了。四车道宽的马路上似乎只有她骑着一辆明黄色的电动车在急匆匆地赶路。俶尔她的旁边飞驰而过一辆小汽车，漫天飞溅的水花挡住了她的视线，也将她单薄的身影困在了里面。

　　“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对吧。”吴彩铃笑着说这件事，还告诉我，今天的订单实在太多了。

　　“您好，xx外卖。我有点不方便坐电梯，您可以下楼取一下餐吗？”吴彩铃穿着明黄色的雨衣，雨衣的帽檐紧紧锁住了她的脸，大颗的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额角似乎还粘着一片小小的落叶。看似密不透风的雨衣包裹下的工服还是被雨水濡湿，工服胸口的布料被雨水勾勒出大大的弧线，好似一个夸张的微笑，配合她满脸的急切神情，显得颇讽刺。

　　“不，你送上来吧。”大厦里的订餐者如此回复她。吴彩铃后来告诉我，因为自己下半身已经全部被雨水浸湿了，担心浸出来的水会渗到电梯轿厢的电路中造成危险，所以她不想乘坐客梯上楼，而且她也确实很赶时间。

　　今天毕竟是特殊情况。

　　三大外卖公司今天几乎都“爆单”了，本身各大餐馆的订单量陡增，正常情况下满足基本供需的运力在这种特殊天气变得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下雨天配送员的配送难度更是呈几何级数增加。

　　最终每一单外卖的配送时间都被大幅延长，更有不少订餐者向平台投诉送餐过慢，有一位用户表示自己在12点定的午饭直到下午近5点钟还没有送到。

　　临近下午6点，忙得焦头烂额的后台配送系统才终于放了配送员们一马，停止了所有派单。也就是说截止到下午6时之前，各大外卖平台的配送员们其实一直在负责午饭的配送。而吴彩铃自己，直到下午将近5点的时候才吃上一天的午饭。

　　“今天雨太大，我们下午不干了。等雨小一些我们见面聊吧，我家离你公司不远。”吴彩铃略有歉意的发了一条这样的语音消息给我。

　　漏水的天花板和墙上的蟑螂

　　按照她给的地址，我来到了她家的楼下，那是一间藏在巷子里的被称作“谊友宾馆”的廉价酒店。

　　正值风雨大作之时，雨水顺着低矮的屋檐汇成一股，然后顺着排水口哗啦啦的泻下，老房子大约都是如此。如果只听声音，竟然有一种面对大瀑布的错觉。吴彩铃在宾馆门口打着招呼，我回过神，径直向她走去。

　　我们迈过了一截长长的楼梯，阶梯湿滑倒是其次，偶尔从楼梯间上方低落的雨水更显得这个宾馆的“门脸儿”有些狼狈不堪。我抬头看了看天花板，有数块吊顶已经破损，那些黑洞洞的破损处正在淅淅沥沥地向下滴着水。掉落在地面的吊顶材料因浸水变得稀软不堪，它瘫在地上的质感如同行将就木的老人嘴里的叹息，空气中也隐隐散发着霉菌的味道。

　　正对着走廊的公共卫生间，光线灰暗且寒冷，顺着走廊继续向内便到了她“家”。每间房的门沿上都用红色的油漆写上了房间号，按照各个房间在整层楼的布局来说，“友谊宾馆”更像一个员工集体宿舍，只是每个单间还要更加逼仄，*的也不过5平米左右。

　　吴彩铃家很窄，整个房间几乎被一张床占满了，剩下不到2平方米的空间斜放了一个很薄的电视柜和两把折叠凳，窗户上还挂了一个豁了半边口的镜子。一个裸着上半身的少年正在聚精会神的玩手机，对我的到来好像没有一丝察觉，更全然不顾正在播放节目的电视机。“这是我哥哥的儿子，他也在送外卖。”吴彩铃向我介绍到。

　　屋内做饭的油烟混杂着香烟燃烧的气息，还若有若无地飘着汗水浸透雨水后的酸臭。我坐在她家床上有些拘谨，于是手忍不住抠了抠床沿的床单，摸到了一个不知被什么东西烫出的窟窿，于是我低头看了看地上，水泥地面上散落着烟嘴。

　　吴彩铃递给我一根软红塔山，然后自己从烟盒中取了一根叼在嘴里。点燃以后她深深吸了一口，顿了顿，然后对着斜上方吐了出来。烟雾寥寥，我隐约见到一只黑色的小生物在她身后的白墙壁上快速爬过，考虑到桌子上还有来不及清洗的锅碗，估计是蟑螂吧。

　　这里的房租是1000元。

　　不过屋内的灯光和走廊截然不同，黄澄澄的白织灯明亮了不少，我这才看清楚她换掉工服后的样子。吴彩铃将一条小腿盘在另一边的大腿上，然后把双臂耷拉在小腿上。她的小腿白腻而手臂黝黑，强烈的对比不难想象她平日有多少时间暴露在炽烈的阳光下。此外，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她的额头，零碎的短发下藏不住深深的抬头纹，这些皱纹让这个实际年龄28岁的年轻女人似乎凭添了10岁有余，显得异常沧桑。

　　“今天雨太大了，刚刚我送餐的时候水都蓄到这么高了。”她站起来，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腰的位置。

　　她的T恤因为清洗多次带着些有气无力的柔软，领口边缘处泛白，logo变得斑驳，随着汗水浸润到纤维之中，衣服带着一种微妙的垂坠感，显得潮湿而且闷热。

　　“撞坏了也没事儿，因为是你闯的红灯。”

　　我忽然注意到她的脚踝有一处异常的突起，她告诉我那是一场车祸的留下的后遗症，现在如果每天走路多了就会疼。

　　那天早上吴彩铃正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当时恰逢红灯。但她描述到当时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通行，考虑到送餐时间快到了，她心一横打算闯个红灯。

　　“当时我那个路口其实都快走完了，突然左边冲出来了两辆车，一辆出租车，一辆私家车。”

　　一开始那辆私家车撞了一下吴彩铃的电动车的车尾，车身晃了晃，她给稳住了。而后那辆出租车直接撞到了车身上，直接将她连人带车撞翻在地。

　　“那辆私家车是什么牌子的，你还记得吗？”“不太记得了，我当时看到了人家的保险单，好像有写是什么牌子，反正我同事说挺贵的。”

　　因为觉得自己腿实在太疼，便一直躺在地上，直到后来交警来了现场，说了这么一番话：“你撞坏了也没事儿，因为是你闯的红灯，先处理事儿吧。”于是这位交警便不再搭理躺在地上的吴彩铃。那辆私家车赶着上班，简单交接后便离开了现场，而出租车因为车鼻子有些受损，便继续停留在原地。

　　吴彩铃告诉我，在他们老家，交警如果这样处理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她老家出了车祸都是先救人，再处理事情：“救人的黄金时间只有15分钟，如果错过了可能人就没了。不过后来想明白了，其实本身也是我自己闯了红灯，我确实错了。只是我确实不知道在北京闯红灯的后果这么严重。”

　　“当时出租车司机说：‘我保险杠撞坏了，你得赔给我。’”吴彩铃觉得有些愤懑，反问道“那我腿撞坏了谁赔给我？”后来有个大爷劝了一句，说吴彩铃年龄还小，算了吧。

　　“我赔不起。”吴彩铃声音弱了下去，似乎想把那几个音节吞进喉咙，可能回忆起来还是有些慌乱，她把头扭向别处不再看我。

　　再后来，组长过来了，他过来交接了剩下的事情，吴彩铃则被几位同事抬回了家里。“我还有两份餐没送，所以我组长委托另外的同事帮我去送。”她特意向我强调，虽然她出了车祸，但原本箱子里的两份餐最终还是送到了用户的手中。

　　迟到——这是悬在每个外卖配送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按照目前某外卖平台的配送奖励机制，客单价80元以下的订单，每配送一单可以得到5元钱的配送费，而80元以上的订单还会根据高处的部分给予不等的提成奖励。吴彩铃伸出手机给我看了最近的一单，152元的订单使得她最终能拿到4元的提成，也就说她送这一单可以挣5+4=9元钱。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及时配送并且获得用户好评的前提下才有的。

　　“配送迟到容易导致用户取消订单，然后食物要送回餐厅，更糟糕的是如果他给一个差评我们还要罚款20元。”此外，平台还设有相应的投诉机制，如果一个配送员被用户投诉，最严重的情况会导致他直接被辞退。

　　为了追赶时间，有不少配送员都选择了闯红灯这样铤而走险的方式。打开微博搜索关键词“外卖”、“闯红灯”。但问题是，他们闯红灯的行为也切实给很多人带来的困扰甚至威胁到了一些人的生命安全，包括他们自己。

　　“当时回家的时候什么感觉？”“心里很慌。”吴彩铃回忆当时的场景，她说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会不会以后都站不起来了；又在担心自己远在老家山西的不到2岁的儿子，如果自己未来瘫在床上会不会没有人来照顾他。后来医生告诉她骨头没什么大问题，开了一些消炎药便让她回家歇着。“但是我被撞到的这个地方，只要长时间走路就会出现了这个硬硬的突起，医生说是筋扭起来了。”她指着自己的脚踝，这样说道。

　　后来输了两天液，吴彩铃感觉自己的脚没有之前那么疼，她又重新开始上班了。吴彩铃说，现在公司有规定，如果配送员因为逆行、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原因出了车祸，公司将概不负责。公司一再教导他们，遇事要忍让，不要为了一时之快闯红灯，也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觉得现在这种身体状态是可接受的吗？”“已经都过了两个多月了，反正没坏，还行吧。”

　　在餐厅厨房工作的丈夫曾劝过她，说这行太危险，希望她不要干了。她却只说没事儿，丈夫拗不过她，便随她去了。后来她告诉我：“既然选择了这行就想把这行干好，而且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工作。”

　　其实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吴彩铃需要往家里寄钱。

　　作为母亲的心愿

　　吴彩铃说着自己每天有一项必做的事情：跟儿子视频。吴彩铃的儿子现在在老家山西，交给自己的公公婆婆照顾。他们夫妻两在北京打工，每个月都要给老家打3000~4000元的生活费。

　　“带孩子的毕竟是老人家嘛，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能贴补家里就尽量贴补一下。”她说可能是大城市消费高，攒不下钱，同村儿的其他年轻人每个月都只往家里打1000元钱。但是她不能，因为她不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太过拮据，那怕自己过的紧巴巴一些。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我的两个哥哥很早就辍学帮家里做事，但是还是人手有些不够。所以我读到初中的时候也不读了，出来帮爸爸做事。”吴彩铃说至今还记得当年自己想买东西买不起的感觉。

　　贫穷像是一锅滚烫的铁水，生活一旦被掰碎了洒落其中，就会迅速融化在里面，然后凝结成划分阶层的最致密的铁板。但她不想儿子陷入循环贫困的坚冰中，不想儿子读书的时候被别人瞧不起，她希望他能够走出来，离开农村。

　　她很积极的向我展示手机里儿子的照片。那是一个身着蓝色上衣的小男孩，正在走向别处的他扭脸望向镜头，他身后是小片的菜园和一列窑洞，那是吴彩铃真正的家。

　　吴彩铃现在每个月可以挣4000元左右，丈夫挣得也差不多。扣掉每个月的1000元的房租，加上日常的饮食开销，每个月还能存下1000~2000元。

　　“那烟呢？每个月花多少钱。”“烟？我都是一次性买一条，拿一条红塔山只要65块钱，可以抽好久。”

　　除了抽烟还有喝酒，这是她为数不多的消遣和娱乐活动之一。

　　吴彩铃每周日会给自己放一天假，然后跟同在北京的老乡们聚一聚，而聚会的常规项目就是喝酒。上周她过生日，更是很奢侈的将一帮兄弟聚在餐馆吃了个饭。

　　“当时有一位哥们儿喝的有点多，吐了一地。餐厅的服务员在结账的时候拦着我不让走，说要收100块的清洁费。但我以前就是xx餐厅的传菜员，有处理过类似事情的经验，我们这行从来没有要求收过清洁费，如果客人吐了我们打扫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我后来跟她谈，让她别骗我，然后她后来就没有收我的钱。”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骄傲，并且还叮嘱我，如果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要被骗了。但不是每个外来务工人员都像吴彩铃这般有反抗精神，有更多的农村人，他们不懂这些门道，城里人让他们赔，他们觉得自己确实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就乖乖拿钱出来了，即使这钱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聚会结束以后，因为没有过度放纵的喝酒，吴彩铃自己反倒是那个最清醒的人，于是她安排了朋友们安全回家，最后她才回到自己家中。

　　　被欺骗以后，她选择不揭发

　　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称之为“哥们儿”。

　　说起来是件很窝火的事情。吴彩铃刚开始做配送的时候业务还不熟练，有时候一天接的单多了便送不过来。那天时间比较紧，于是她委托站里的一位顺路的同事帮着捎带一份餐。

　　原本觉得松了一口气，谁知后来订餐者根本没有受到自己的食物，为此他还给吴彩铃打了一个差评，并给予了投诉。公司收到投诉后给予吴彩铃口头警告，并处罚了她100元的工资。

　　吴彩铃刚开始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有同事点醒她才意识到，可能是那个帮忙捎带的同事看她年纪小，又是女的，觉得比较好欺负。所以这位同事自己把那份餐吃掉了，根本没有帮她送到订餐者手中。她说至此才算看清楚了一些事情：不是谁都可以相信的。

　　有朋友劝她，说可以把这件事跟领导反映，而且她的手机里的记录其实也是证据。只要吴彩铃把这件事说出来，就不用被扣钱了。但是吴彩铃告诉我，这位欺骗她的同事很有可能因为她“告状”被辞退：“都是出来讨生活，也不容易，把人家工作搞没了挺不合适的。”于是她决定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我还有时候还能在配送站见到这名同事，不过我已经不跟他说话了。而且现在我不会再找任何人帮我代送餐了，我谁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吴彩铃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无奈，她又补充说到：“如果有人要我帮忙捎带一份餐的话，我还是愿意的”

　　她虽然不相信任何人，但她希望自己是个可以被相信的人。

　　愤怒的城市和人

　　北京像块吸足水分的巨大海绵，沉重而且不透气。闷久了，人总会有怨气，有愤怒，但一条微妙的分界线在于，有人能够发泄出来，有人却不能。

　　昨天吴彩铃去一家餐馆取餐，她站在大厅门外，向屋内的两位传菜员打招呼：“请问xx外卖的餐打包好了吗？”不过没有人搭理她，那两位传菜员甚至连头都没有往她这边转一下。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于是又喊了一声，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她有些焦急，于是尝试性的把音量提高，看是否能引起餐厅服务员的注意。这时她身后突然有个陌生男子搭了搭她的肩膀，回头看是另一家外卖公司的送餐员，这位送餐员勾着她的肩膀跟她说：“哥们儿，这家餐馆就这样，你再等等呗。”

　　吴彩铃有一头利落的短发，由于长期抽烟使得声音也变得略微有些喑哑，所以这位送餐员把她错认成了男人。她略带嫌弃的打开勾着她肩膀的手：“要说话你叫我一声就行，不要勾肩搭背，我是女的。”

　　当然这样的误会不是*次发生，很多次送餐的时候都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经常有用户拿到食物的时候对吴彩铃说了一声：“谢谢帅哥。”每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吴彩铃总会抬起头看人家一眼，然后回个“哦”，转身离去。

　　虽然那位送餐员是无意的，但莫名其妙的“骚扰”还是让吴彩铃更加烦躁。她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音量，这次她的嗓门引来了食客们的侧目，而餐厅经理也顺着声音急步走了出来。

　　“嚷嚷什么？不知道再等一下吗？”餐厅经理厉声教训吴彩铃。实际上，这家餐厅在业界是知名的出餐慢，很多外卖配送员都不乐意去他们家取餐。

　　由于配送时间从下单开始算起，所以餐厅的烹饪加打包时间都会算在整个配送时间里面。换句话说，餐厅的出餐时间越短，留给吴彩铃们的交通时间也就越充裕；反之，吴彩铃们就只能一路狂奔的去送餐了。

　　已经等了很久了，而且每次问话都没人搭理，这种冷漠的态度让吴彩铃非常愤懑，于是她尝试性地争辩了两句。这下可好，直接把餐厅经理点炸毛了，他可能想不到区区一个送餐员也敢跟她顶嘴吧，于是他开始破口大骂吴彩铃。

　　“我当时很生气，真的很生气。”吴彩铃说那个经理嘴里不干不净，尤其是最经典的那句“国骂”，被他翻来覆去说了个遍。“你骂我就算了，我忍了，但是你还骂我妈，那我就真的忍不了了，我妈又没惹你，平白无故骂她作甚么？”

　　吴彩铃数次在心中产生了挥出拳头揍他的想法，但她又都忍了下去：“我真的很想打他，但是我们站长跟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和别人发生争执，遇事要忍让。所以我就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这餐我不送了。”

　　经理气急败坏的问她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吴彩铃又重复了一遍：“你这餐我不送了。”然后她扭头就下了楼。后来她给站长打了个电话，说明了自己被辱骂的事情并明确表示*不会为那个餐厅送餐。站长一边安抚她，一边安排了另一位配送员去交接她的工作。

　　“从今往后，我都不会再去那家餐厅了。”

　　憋屈的事情还有不少。除了餐厅这端以外，很多小区甚至学校的保安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身着工服的吴彩铃经常会被一些大厦的保安拦住，并明确表示他们不允许进入大厦内部，即便进去了也不允许他们乘坐客梯。此外，她的电动车也不允许停靠在大厦门口甚至附近。而且我们有时候也确实能看到，某些大厦的外面会贴上“外卖不得进入”的标注。

　　“其实我们很无奈。不让进就不让进吧，但是我跟顾客打电话说进不去大厦，希望他们能自己下来取得时候，顾客也不乐意了。有一些顾客会不管那么许多，非要我送上去。”也正因为如此，吴彩铃经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有一次配送的时候，吴彩铃找不到所在的大楼位置，于是她停下车抬头看了看楼号。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掉头，正巧碰到了她的车尾，电瓶车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几欲翻倒在地。她用脚撑住以后回头看了看出租车的司机：“你开车小心点啊，我的餐都快撒了。”

　　司机打开门，看了一眼，神情冷漠的问她：“那你想怎么样？”

　　吴彩铃觉得有点被噎住了。首先自己赶时间，其次餐也没洒，但是司机态度实在是过于恶劣，她又有些不能轻易释怀。正在僵持的时候，身边来了一位年纪稍长的同事，拍拍她肩膀告诉她算了，送餐要紧。她这才收起复杂的情绪，直接离开了。

　　来到了大厦门口，保安又把她拦了下来，告诉她外卖的车辆不允许停在大厦的区域里面，不然就电瓶车会被锁起来。然后保安指了附近的一处停车位，那里离大厦有摸约2公里的距离。但此时，她的箱子中都是这栋大楼里的人的订餐，她必须得全部拿上去。于是吴彩铃将箱子取下来，然后把车停在了那个保安指的停车位。

　　箱子很重，而且她手上还提着两大袋食物，数瓶饮料。她央求保安能否把箱子放在一楼让他帮忙照看，她多跑几趟把东西送上去，保安摇了摇头；她又跟保安说能不能帮她把箱子抬到电梯里面去，剩下的事情她自己解决，保安又摇了摇头。吴彩铃心说拉倒，我自己来，于是她一个人把整箱食物推进了电梯。

　　“还好他默许我坐电梯上去，如果电梯也不让座那我真是没办法了。”

　　她讲这些话的时候，点燃的香烟一口没抽，任其在空气中缓缓燃烧，烟灰一点点落在她手边的垃圾桶里。

　　再后来，采访结束，我向她告辞，走下楼梯的时候我看见了小小天井外的高档小区，那是与这片出租屋截然不同的风景。

　　女人们

　　吴彩铃所在的配送分站一共有300来个配送员，其中只有6个是女人。

　　据了解，吴彩铃所在外卖公司在全北京一共也只有260个女配送员，相比较1w余人的整体团队，女性配送员占比不足3%。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便这个份额确实很小，也不能否认她们的存在。

　　据另一家外卖公司的配送部门招聘负责人透露：北京自营这部分应该是没有女骑手的，虽然之前有招过，不过现在也悉数离职了。做骑手配送员，本身比较辛苦，而且这个行当本身也是男性占绝大多数，而且有配送站一类的地方需要集合，本身女性这重身份也不太方便。不过主要原因还是条件比较艰苦，所以女骑手比较少，也很少有过来应聘的。

　　我们无法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但吴彩铃应该是女性配送员中具备一定说服力的代表。随着经过更多的采访，我抽离出了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她们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农村出身、缺乏一技之长、多数已经结婚生子、有一定地域集中性、认为外卖配送能够比以前的工作挣的多。

　　后来，我还接触了一位近期才专职成非全职的女性配送员——李玉兰。她在北京呆了十来年，摸约45岁上下。她告诉我自己以前是做保洁工作的，后来因为提薪要求得不到满足，被经理开除，而后她开始了做兼职配送员的生活。现在收入比以前增长了不少，而且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更多了。

　　她告诉我“其实在我这个年龄，很多男人是没有女人挣得多的。因为女人的工作选择更多，可以做保洁、可以做餐馆的传菜员，如果愿意吃苦还能做配送员这些工作。但是男人们可能只能去一下工地，出一些体力活，但是年纪再大一些也没人要了。”

　　“当然了，对于配送员这工作来说，我觉得男女没什么差别。”

　　说的起兴，河南的她还给我来了一段经典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

　　（应保护隐私的需求，吴彩铃、李玉兰均为化名。首图及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摄影师@_豆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