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风口浪尖，“也许我们的确是疯了”

　　虽然是第二次登门采访，我还是被挡在了Uber北京办公室的门口。“你是来面试的吗？”两个身形高大魁梧的男人拦住我问。

　　不像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前台接待都是一色的漂亮女孩儿，Uber位于三里屯某栋大楼的办公司里的接待人员是健壮的男人。

　　“我*次去旧金山总部时，也感到奇怪，前台不都是女孩吗，这里怎么是猛男。” 中国优步北区及西区总经理张严琪张严琪笑着对《财经天下》周刊说。此前，Uber旧金山办公室的前台也是男接待。“但Uber在很多地方就是与其它互联网公司不一样。”

　　这些随时准备盘问来客的男接待，在提醒着人们，Uber所处的打车行业，时刻要面对各种近距离的冲突和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司机、租赁公司、监管机构、刷单团伙、竞争对手，也包括了一些对服务不满意的乘客。

　　就在4月15日，因为对日益减少的补贴不满，北京的快车司机刚刚发起过一场“万人大罢工”。不仅是中国，在英国、德国、韩国、印度甚至大本营美国，Uber都要面对这些问题。

　　但Uber创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被内部员工简称为“TK”）毫不畏惧。他曾直言不讳的批评过韩国、美国等当地政府反科技，也因此被外界描述成“斗士”和“颠覆者”。

　　作为颠覆者，很容易引来争议。但这些争议，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TK的一枚勋章。他曾对《名利场》的记者说过：“我是一个激情企业家，有时我喜欢地狱般的磨难。因此有几次我也会——过于执着，过于深入争议中，因为我对此太过狂热。”

　　不过，在中国，人们争议更多的是Uber本身。这家连发音都让中国人莫衷一是的美国公司（有人读作“乌泊”，有人读作“优泊），能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吗？

　　毕竟，还从没有一家互联网领域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做对过任何事情。

　　eBay、亚马逊、雅虎、谷歌、Facebook，这些声名赫赫的国际互联网巨头，在中国拓荒之旅总是以失败甚至退出而终止。更何况，Uber还有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滴滴，而神州专车和易道用车也在奋力追赶。

　　“我们知道中国的互联网版图有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但没有多少外国公司。我到中国来，别人都说我疯了，也许我们的确是疯了。”TK深知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因此，中国成为他出差最多的国家之一。2015年，他有75天在中国度过。“我们是在进行一种探险，尽*的努力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他一点点的证明了自己”

　　优步中国区战略负责人柳甄还记得，那天员工们都注意到了张严琪走进北京办公室的样子，“头抬得高高的”，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因为我们之前不让他在北京，他是自己打回来的，他一点点的证明了自己。”柳甄笑着说。

　　2015年9月，Uber中国战略调整。因为成绩突出，优步成都总经理张严琪被调回北京，担任优步中国北区和西区总经理。此时，1986年出生的他，还不满30岁。

　　张负责的成都市场，在很长时间内都位居Uber全球的*名，是Uber在全球推广时的一张必用名片。上线一周年就有350多万乘客使用过Uber，注册司机有77万，拼车业务上线3个月，每天使用人次达到3.5万。

　　2014年6月，张严琪偶然参加了Uber深圳的一个分享会，觉得Uber做的事很酷。他回到北京后，尝试申请Uber北京经理的职位。

　　当时Uber在中国只有7、8名员工，开拓了三个城市，上海、广州和深圳。新加坡Uber的一名HR，专门飞到北京面试了他，从面试到笔试，一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想成为Uber的城市经理，要做三项能力测试：分析性，创造性，和策略性，其中包括了一份城市开发规划。面试官认为张严琪的创造能力强于管理能力，建议他从市场拓展做起。

　　在深圳和北京做了一段市场拓展后，2014年8月，张严琪回到家乡成都，成为一名Launcher（开拓者）。

　　Uber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城市开发流程。每个城市一开始都是3人团队：一个Launcher，作为城市总经理负责全局，2个被叫作“Striker”的助手，分别负责运营和市场。3个人一起负责Uber业务在当地从0做到1的突破。

　　每进入一个城市，Uber都选择一个零号乘客，邀请他作为体验Uber在当地服务的*人。当然，一般都是在某些领域有特殊贡献的名人，比如成都是体操冠军冯哲，杭州是游泳冠军吴鹏，贵阳则是拳击手邹市明。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城市代言人。

　　每个城市也会有一些不同，主要是通信网络的信号和交通特色。张严琪比较了电信公司的网络后，选择跟联通合作。因为移动是单信道的，上网就打不了电话，而联通是双信道。联通为Uber提供了4G的优惠套餐，并在营业厅设立了Uber司机申请点。

　　2014年8月27日，Uber在成都开始测试，10月20日正式上线。此时，成都三人组还只有张严琪和运营经理欧竟两个人。两个月后，市场经理龚姿予才到位。而2015年5月，成都月订单总量在Uber全球的所有城市中*时，成都也还只有5位员工。

　　欧竟对接供给端的车辆管理与司机，龚姿予对接需求端的营销与乘客。张就给这个小团体起了个名字叫WolfPack（狼群），代表了协作、信任。

　　业务要扩张，三个人远远不够。他们一边扩张业务，一边招聘员工，在58赶集上发布司机招聘信息，跟大学的MBA合作招聘员工，也去大型企业里挖人。

　　“压力不见得是来自竞争对手，是怎么从5个用户到20个用户，从一辆车子到5辆车子到10辆车子。”姜智亚也曾是一名Launcher。姜此前在美国从事投资工作，无意间搭乘过Uber，被这种出行方式吸引，2013年初，加入Uber，被派往中国上海，成为Uber在中国的第2个员工。最初，姜智亚尝试去人流集中的大街上拦住行人介绍UBer，但经常被人当作骗子。后来，他发现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各种会议合作，在会议上发放优惠券。

　　很长一段时间，欧竟都在司机培训，这个清华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做过6年的投资与销售后，每天的工作是守着一个座机不停拨打电话给司机。而且由于司机很多白天都有工作，电话只能在下班后打。张严琪和欧竟经常加班到很晚，他们内心认为，成都就是他们的城市。

　　“我经常说我们是联邦制，不是一个由上到下的公司。”柳甄说，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自己的战场，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小的创业公司。

　　2014年，罗岗一加入Uber担任深圳总经理，就遇上了7月19日Uber全球冰激凌日。为了保证当天9点准时让冰激凌车上街，三个人在凌晨4点就赶到办公室，装冰激凌。

　　“三人团队除了融资之外，什么都做。”萝岗说，直到2014年底，整个Uber中国只有30位全职员工，广州和深圳只有3个人。

　　极客主张

　　没有人不喜欢简单、方便、优质的服务，但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主张，Uber提倡通过技术手段和系统解决问题。

　　2015年做专车的选题时，跟周航吃过一次饭。他提到，Uber的产品*的体现了他们对打车业务的理解。“它是一个快捷工具，所有产品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你快速的找到车、快速的离开。所以它的设计是不选车、系统自动匹配，把这个做到*。而我们是另外一套主张。这里面没有*的对错之分。”

　　当时，也有传闻称，易到用车曾与Uber洽谈过收购。但因为当时的优步只有200人，而易到用车员工超过1000人，收购就意味着裁员，最终没能谈妥，。

　　“在印度和中国，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招聘了数以千计的人员，他们没有考虑5年或10年后的情况。”Uber的一位业务负责人称。如果试图打造一项可持续的业务，高标准的招聘才是*方式。现在，Uber在中国有400多名员工，竞争对手滴滴则超过了3000人。

　　“Uber独到之处，就在于可以使服务的执行和服务的交付变得高效。”2016年3月初，Uber CTO Thuan Pham来到中国，他透露了公司正在进行的无人驾驶计划，合作方是匹兹堡大学。

　　华能电厂退休的张江喜欢Uber不用抢单的模式，“只要听着就行了，不用一直盯着手机。”派单的模式，也是很多乘客选择使用Uber的原因。因为抢单模式下，司机会挑活拒单。

　　当然，也有一些司机抱怨Uber无法挑单。“夜里11点，我想回北五环的回龙观，他派我一个南五环的亦庄。”一位司机说。很多司机都喜欢在白天用Uber，夜晚回家的时候使用滴滴顺丰车。

　　Uber在设定叫车规则时，主要针对出租车的两个“痛点”：一是司机挑活，二是让司机更加卖命“跑起来”。采用就近派单制度，如果多次不接，就不能获得奖金。

　　“我们拥有一套极简主义的算法，永远给乘客距离最近的司机。”姜智亚说。Uber使用一套叫做travelling-salesmanproblem的算法，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无数个移动的点用最短的线串起来，用最少的车，最有效率地满足全城的需求

　　快的创始人吕传伟曾在一次分享会上说过：“在后台数据的利用和算法方面，我相信Uber是做得*的，也是走在最前列的。”周航也曾花了很长时间学习Uber做数据驱动，不过，后来他觉得，不应该让机器控制一切。

　　Uber使用了多种代表性的技术，包括动态定价和拼车。动态定价，可以调配需求和供给。“是很重要的技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想法。你可以高价用车，也可以等价格下降，我们把选择权交给用户，使大家按照自己*的动态经济性来叫车。”Thuan Pham说。

　　2014年，Uber在旧金山推出了拼车产品UberPOOL（在中国被称为“人民优步+”），经过一年的测试后推广到了全球。Uber还从竞争对手身上得到灵感，率先在中国测试了优步顺风车，并模仿并改进了竞争对手的另一个产品巴士，推出了更像是多人拼车的Uber HOP。

　　鉴于全球的乘客和司机使用服务的方式相差无几，Uber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底层系统，有4个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支持，其中两个在中国。而针对各国的特点，Uber又提供了不同的本地化服务。

　　在印度，由于只有3-4％的人持有信用卡，挣扎了一段时间后，Uber推出了现金支付的业务。“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把服务交给别人，而不是死抱着概念不放，这个概念就是看不见的支付。”Uber CPO杰夫·霍顿（Jeff Holden）说。而鉴于印度的治安情况还在APP中潜入了一键SOS呼救。在中国则用百度地图取代了谷歌地图，并整合了包括支付宝在内的多支付体系。

　　霍顿于2014年加入Uber，担任首席产品官。他履历丰富，做过投资人，创建了信息分享网站Pelago，Groupon收购Pelago后，进入Groupon工作。这之前，他还在亚马逊工作了9年，帮助亚马逊建立了全球的供应链。

　　2016年3月底，霍顿第二次来到中国。他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的开发者介绍Uber的新产品—— API接口工具：Ride Request Widget （“优步叫车插件”）。通过这个插件，可以把Uber的叫车程序嵌入到APP中去。也就是说，任何开发者都可以让自己的软件拥有叫车功能。

　　霍顿还提到，在国外，Uber还推出了UberEATS （Uber外卖，食物事先做好装在车上）和UberRUSH（Uber快递），但鉴于中国快递和外卖市场竞争激烈，这两项服务还没有进入中国的计划。

　　救火队长

　　“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救火。”2015年4月30日，柳甄加入Uber第三天，广州的办公室被检查。一周后，她又被成都政府约谈。由于压力，她每夜只能睡4个小时，天天和TK通话，询问他如何度过困难时期。

　　查封办公室的风波之后，柳甄开始筹备建立各地分公司。由于担心法律风险，没有人愿意做法定代表人，她把自己的名字放了进去。当时，在中国只有50余人，包括一位公关负责人，一个曾任职于商务部的政府关系专员。柳甄用超过1/3的面试，逐渐搭起政府事务、法律与公关的配套团队。

　　柳甄曾问做天使投资的丈夫，到Uber之后，工作的时间是不是太多了。“没有。”丈夫告诉她，这和他接触的创业者相比根本不算什么，那些创业者经常加着班天就亮了，开车会在路上睡着。“所以，我想我带着一个创业的心态，没有任何的期望，也没有给自己任何定位，一切都从0开始的。”柳甄说。

　　摆在眼前的，是许多未解难题。首当其冲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Uber在多个国家都遭遇了政策问题，即使在其大本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以及纽约、西雅图、华盛顿特区等地也都曾遭遇过集体抗议。2015年4月在美国，我在纽约出差，那位来自华盛顿的导游特地提到了Uber。他说，Uber每单会收取20%的佣金，除了维持公司的运营外，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支付给了说客，进行院外游说。

　　在中国，抓黑车、钓鱼执法仍时有发生，司机和执法人员之间也会爆发冲突。2015年5月4日下午，一位成都的福克斯车主因为使用Uber软件载客，被两名交警拦下并扣留了该车。因为担心使用Uber软件的风险，闻讯赶来的司机把Uber成都办公室楼下围得水泄不通，

　　张严琪站在人群里，耐心规劝Uber司机离开。随后，司机用户陆续收到了“优步拼车”的短信息：Uber会继续积极地跟政府相关部门沟通，目前Uber成都的运营一切正常，并提醒用户保持冷静，友好沟通，对优步*的支持方式就是继续上线为方便成都人民出行贡献力量。

　　“我们从不敢煽动司机闹事，怕被扣上美国公司煽动群众对抗政府的帽子。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只能在的滴滴后面。”中国优步的一位市场公关部员工陈墨（化名）说。

　　2016年元旦，陈墨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应急小组的微信群，暗暗祈求千万不要发生突发事件。陈墨此前在多家已经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加入Uber不久，他就发现，在这里他最常打交道的是公司的法务部，做任何一个活动，都需要先询问法务部门活动是否合乎规范。在国内的其他公司则很少需要这么做。

　　另一位市场的员工强调，一些事他们坚持不做：不会要求租车公司签署排他协议，不会调用水军、动员自媒体发黑稿，不会“购买”咨询公司对市场份额的排名。

　　自从加入了Uber，陈墨的工作节奏明显快了起来。经常一边吃饭，一边接电话。“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凡事都要追求速度和效率。”他也很少开车了，公司每个月都会给员工发打车补贴，并且鼓励员工使用竞争对手的平台。“很多司机都是双平台，这些你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柳甄说。

　　一些城市的交通委员会和公安局陆续发布关于严厉打击汽车非法运营行动的公告，禁止利用私家车和社会车辆等非营运车辆从事客运出租车业务。Uber的模式主要是以私家车主为核心的有偿拼车，处在法规的灰色地带。

　　2016年春节月之后，北京的交警执法黑车的活动又多了起来。“前两天抓了两个优步的司机，但是乘客都很给力不配合交警，没办法都放了。”在一次乘车时候，司机杨宇叮嘱说，如果碰到交警什么都不说直接下车走人，“你们得学会保护我们司机，要不你们还得回到出租车的时代。”

　　专车政策还没有出台，形势仍不明朗。而补贴是另一个难题，也是所有O2O平台共同的难题。

　　许多O2O创业者自嘲，“在中国，没有5块钱买不走的用户忠诚度。”一家平台的价格优势只要在5块钱以上，人们就会趋之若鹜。

　　TK说，*的一天，就是每小时载客次数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同时价格毫无飙升迹象。自2009年成立以来，Uber的业务已经覆盖了6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城市，司机数以万计地增长。加盟的车辆越多，意味着打车速度越块，用户另觅他处的几率也就更低。

　　但TK也承认，自己时刻都在担心因为减少补贴而失去用户。但补贴过多，会导致亏损，尤其是刷单现象的存在，会加大亏损。

　　“我们消息不灵通啊，要是一开始就知道专车就好了。” 司机李博在2015年12月才通过租赁公司加入优步。他说，一个朋友在2015初一个人注册了5个号，各平台一起刷单，一周就刷了10万元。

　　有数据显示，2015年的几周时间里，中国优步每天亏损达到数百万美元。竞争对手滴滴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2015年前5个月，滴滴亏损接近6亿美元。

　　“前两天，我们刚把几个刷单人的告了。”柳甄表示，打击刷单的最有效的办法肯定不是诉诸法律，但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在这之前，一些人理直气壮，因为刷单被封号冲撞过Uber杭州的办公室，整块的玻璃都被他们给敲碎了。

　　孵化器Y-Combinator创始人杰西卡·利文斯顿在其著作《创业者：全球最成功的技术公司初创的故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Palpay的成功可以归因于其能够应对欺诈，而其竞争对手却不能。Palpay创始人马克思·来文奇恩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发反欺诈软件。

　　少数派报告

　　解决欺诈的关键还是要通过技术。“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反欺诈工程师团队，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技巧，包括机器学习去观察作弊的趋势是什么。”Uber CTO Thuan Pham说。

　　Thuan Pham于2013年4月份加入Uber，他曾在多家硅谷科技公司工作过。在 VMWare的 8年期间，Thuan Pham担任技术副总裁，将公司云管理平台工程团队从 40 人扩大到 800 多人。他说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就是《少数派报告》。

　　在《少数派报告》中，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能侦查出人的犯罪企图，从而在罪犯犯罪之前，就被犯罪预防组织的警察逮捕并获刑的故事。

　　Uber的反欺诈小组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包括大数据、机器学习、各种公式和运算抓取欺诈的模式，并训练机器学习和公式，让他们的反应速度更加快，更快地捕捉到欺诈行为的产生。“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当用户把自己的信用卡信息登记到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他是否会作弊，以及作弊方式。我们不会立刻把这个人屏蔽出去，但是会给他评一个很高的欺诈分，我们的系统就会挑战这个人，来减少单个人欺诈的可能性。”Thuan Pham说。

　　但刷单作弊手段也越来越多，一些人通过注册多个帐户刷单，还有一些做出了形成模拟器，甚至有人成立了刷单的公司。“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过程。”柳甄说。

　　反刷单技术有时候会误封司机或者乘客账户。当我的同事提到，因为用两个手机号绑定了同一个支付宝账户而被封号。柳甄思考了一下说，“要看比例，如果十个人中只有一个是误杀，我想私底下道个歉就算了。毕竟这是一个生意，生意就是一个比例问题。”

　　TrueVentures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兼早期投资者、硅谷数字出版社Gigaom的创办者欧姆·马利克（Om Malik）在他专栏里，把Uber看成是一个重塑城市交通面貌的6岁毛头小子。认为，今天的Uber很像当年的谷歌。

　　谷歌解决了搜索低效的问题，使网络搜索变得简易明了。随着宽带开始普及，谷歌得以将速度作为战略武器，整合利用搜索方式与搜索内容的数据，进一步突破了预测用户需求的能力。与谷歌类似，Uber也将一个极其混乱的交通领域整治出了良好秩序。

　　马利克问TK是否赞同他的说法。TK停顿片刻，然后指出，Uber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它必须“把虚拟的数据位元转换成真实存在的原子”。

　　TK身上的创业者气质明显，“实干、谦虚、乐观，你看他经历了很多的创业的磨难，还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张严琪说，TK有一种能力，在一起沟通的时候，房间里面人都会毫无压力地去表达自己。“我之前在国企工作，行长在的时候，我是不敢说话的，我认为跟TK开玩笑，没有什么压力的。”

　　“他（TK）是我接触到的最有张力和韧劲的创业者，这次PPT是他自己做的，一直修改到下午，非常的勤奋。”极客公园的张鹏评说，很难想象作为一家估值600亿美元的公司CEO，TK会亲自做演讲的PPT，并且一直修改到下午。“他对挑战的坦然甚至是兴奋，实在少有。”

　　洋码头CEO曾碧波说，有次在互联网大会上，他和柳甄的演讲紧挨着。听完柳甄的演讲，他特别的感慨，“就像《三体》里说的，我们在低维世界里讲模式创始，但他们已经在高维世界里谈论如何用技术改变人类了。”

　　对手成立了反优步联盟

　　打车市场的竞争，已经不是“激烈”就能形容的了。

　　有一次，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在机场遇见河狸家创始人雕爷。他对雕爷感慨道：“几年前你我创业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你做美甲，我做打车，都是竞争激烈的行业。但几年下来，至少你把对手都打没了，我这个行业没人退场啊，对手越打越多越强大。”

　　继乐视入股易到用车后，神州优车（神州专车主体）也已经递交了新三板挂牌说明，估值300亿元。

　　但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滴滴出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滴滴正计划向投资者筹资约10亿美元，估值将达200亿美元以上。此前，滴滴创始人兼CEO程维公开表示滴滴已经融资超过30亿美元。滴滴背后，还站着中国互联网*的两家巨头，阿里和腾讯。

　　滴滴还与Lyft、GrabTaxi、Ola四家公司成立了“全球反Uber同盟”。计划打通产品，为中国、美国、东南亚和印度的国际旅客群体提供出行服务，对抗Uber。Lyft是美国市场的第二大打车软件，而Ola和GrabTaxi分别都是印度和东南亚市场的龙头老大。这个联盟号称拥有70亿美元的资金储备。

　　反Uber同盟中的四家公司都有一批相同的投资人，比如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和日本软银（SoftBank）等。新闻网站BuzzFeed称，正是软银促成了这一结盟。

　　有趣的是，Uber新一轮融资的领投方也有老虎环球基金，其对Uber的投资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家专车公司的投资。

　　中国优步却迟迟没有公布投资方。是否在担心因为中国商业世界的分裂？“我在想有几个（与滴滴投资方重合）。我得这么说，我要是一个投资者，也应该会把市场上有胜算的参与者都投一遍，这是大部分投资者的心理。”柳甄说。

　　同时投资行业*名和第二名的例子并不少见。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最理想的布局是能够同时投到2到3家公司，这种方式被称为赛道式投资。做得好，可以分别上市，做不好还可以促进合并。红杉正是以这种投资的方式，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同时投资滴滴和Uber，风险投资公司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对冲风险。在专车领域可能会出现多个赢家，尤其是现在，平台间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了。滴滴在出租车的基础上衍生除了司机车、巴士、代驾等业务，Uber的策略是用私家车做更多的事，比如外卖、快递。

　　尽管Uber在中国面临监管和本土竞争的双重挑战，仍获得了不俗的成绩。Uber全球*的十大市场有5个都在中国。

　　“我们有精确的算法，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擅长的是技术，但我们最擅长的是运营，是打硬仗。”柳甄说，“技术优势能够让我们打持久仗，资金优势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拿上*进的武器。”

　　除了数额庞大的融资，Uber在美国市场已经实现了盈利，也可以为中国市场输血。目前，Uber在全球的100多个城市实现了盈利，其中前30个城市的盈利就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这些利润很大部分都会用于中国。2015年10月底，Uber在武汉宣布，投资6300万元，建立全球*的*运营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这是Uber首次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的，也是全球面积*、投入最高的*运营中心。

　　中国的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为了节省租金，往往在新办公室还没装修完就急着搬进去。Uber在望京的中国区办公室装修好了3个月后，员工才搬进来。“这正好说明我们资金充足。”中国优步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10%胜率与40倍努力

　　直到今天，仍不断有人提醒TK，外国互联网公司无法在中国取得胜利。“每天有一百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加起来7000多遍了。人们觉得不可能，但是我做到了，我就会觉得非常兴奋，这就是乐趣所在。”

　　国际化品牌为Uber带来了一些优势。至少在2014底、2015年初，人们认为开Uber是一种很酷的生活方式。大批的互联网创业者和高管当起了Uber的司机。杭州多聚App创始人毛靖翔每周有一天会在滨江科技园开着玛莎拉蒂接送园区附近的人们上下班，希望能借此招聘到合适的员工。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创业者在夜晚开着Uber徘徊在中关村和望京，希望自己能够遇见“慧眼识珠”的投资人。

　　2015年底，海航总裁谭向东带领公司的一个业务创新团队到Uber旧金山总部参观，在办公室吃了一顿午饭。“终身难忘的午饭，改变了我们很多的思维方式，也加强了我们再投资的信心。”他认为TK就是一个断崖式创新的代表，代表了未来科技的变化。“如果抓住了他，就等于抓住了变革的机会。”

　　2016年1月11日，海航与Uber达成战略合作，公开承认了对Uber中国的投资。“为什么不跟神州、滴滴合作呢？他们也很好。但Uber有效率，是全球品牌。“谭向东说，海航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合作伙伴，因为中国广大市场上的人将来都是要走出去，国际出行将越来越普遍。

　　柳甄说，一个朋友总担心的问她，Uber到底能不能成功。毕竟，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是我加入Uber后被问到次数的最多的问题。”

　　加入Uber前，柳甄在硅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10年律师。该事务所主要从事高科技企业融资、并购、上市、中外合资业务，代理过Facebook 的IPO，也做过早期的Google，包括Google退出中国的案子，Uber是她的客户。

　　柳甄坦言，自己也不清楚，外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一直不能成功的原因。但她认为，此前并没有任何一家外国公司的运营是像Uber一样，是与用户和乘客紧密相联的。不论是Google、雅虎，还是Facebook，跟用户的紧密程度都远不及Uber。

　　“我们跟传统的纯线上公司是有很大区别的。facebook和Google的后台其实差不多的，他们到每个城市中，不需要去做特别的适应，不会像我们这样去特别的调整自己。我们是一个一个城市争取过来的。” 柳甄分析眼下在国际上取得认可的中国公司，包括华为、猎豹，认为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创始人具有独特的个性，在移动互联网的情境下，可以突破市场、语境和文化的限制。而这两点优步都具备。

　　加入Uber前，柳甄曾问做天使投资的丈夫，优步有多少胜率。丈夫说10%。

　　Uber董事会成员比尔·古尔利（Bill Gurley）认为，在短期内，Uber可以冒损失5%至10%市值的风险去挑战中国市场。在最近一轮风投融资中，Uber的除现金外估值已达到500亿美元。他曾询问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如果可以重来一遍，那么会如何处理中国业务。贝佐斯表示：“我会努力20到40倍。”换句话说，中国市场值得更大的投资。

　　“不去尝试是胆小鬼的做法。” 古尔利表示：只有等到所有公司都实现盈利，无法再获得资本注入时，才可以判断Uber是否打破了外国互联网在中国失败的魔咒。

　　“一年之前，滴滴快的还是最主要的市场份额的占据者，我们只有1%-2%，今天我们市场份额已经超过30%。”TK说。3月19日下午，TK再次出现在北京首都机场。一下飞机他就匆匆赶赴位于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场。要想在中国做生意，他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呆在中国。

　　TK回忆说，3月21日下午，他参加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堂的集体会见时，李克强一眼就认出了他。握手时，李克强对他说了一个英文词：“pioneer!”（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