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于2015年11月17日-19日在北京举行。《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出席并主持。以下为全体大会二：国内经济解“困”与增长应对，演讲实录：
“分析长期趋势的框架，应该是从供给侧出发。之所以经济下行，原因是供给侧发生了问题，包括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11月18日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作出表示。
吴敬琏认为，从需求侧也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去解释和预测将要发生的情况，认为增长或产出是由需求总量决定的，这种需求总量的变动往往是短期的，或者说是周期性的。而从供给侧、从增长的动力包括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和效率去分析，则可以看出一个长期的趋势。
“要使得明年的经济情况获得改善，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特别是通过创新提高我们经济活动的效率。”吴敬琏称，提高效率已经提了整整二十年，至今没有取得突出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答案就是要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部分改革逐项落实。吴敬琏指出，有些方面进展不错，比如金融方面的一些核心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超出了原来的预计。但他同时强调：“金融领域其他的改革进展并不好，比如监管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滞后，造成了最近股市的大灾难。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够配合进行其他经济方面的改革和法治体系的建立，金融改革的单项突进是不能持续的。”
“前一段时间，针对争议，我们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伪问题，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给中国搞的什么概念陷阱。”11月18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贾康进一步指出，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已经累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央所说到的这些隐患和矛盾叠加在一起，怎么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有优化供给环境，优化供给措施的重大的科学决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怎么弥合二元经济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严峻的挑战。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已经有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能不能把它保持在各个方面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关的供给环境，机制优化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贾康说道。
以下为贾康发言实录：
大家好。结合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扼要的谈谈自己的看法。说到新常态，我认为可以讲新意明朗，但常未实现。常是在我们这个经济合乎逻辑的，从高速向中高速下台阶之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稳，对接一个尽可能时间长久的发展升级版，要常在这种状态上，我们既要承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可能再是高速了，要进入中高速。另外一方面，根据现在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感受到的种种困难，谨防因为我们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带来一滑再滑的状态。如果简单的让经济继续下行，而没有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我们是不是至少居安思危的要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是不是要把我们拖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前，当然要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所有的潜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的龙头激发出来，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一方面需要适当扩张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性供给的问题。现在从决策层到学界都特别注重怎么消除供给抑制，我们认为，中国制度供给这个龙头怎么样能够带出来新的发展理念下的各种动力因素合在一起的混合转型。从这个视角上，我们特别强调，针对当前大家感受到的，中国经济下行中间最主要的矛盾方面，已经是人们在谈论的通过紧缩压力，必须要有适当宽松的总量政策的同时，怎么样掌握好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通过在优化结构方面把文章做足来增强我们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真正把新引到常的状态上。
我们有一个认识框架，问题导向，我们勾画了必须重视的三大国情约束条件，要缓解这些约束之下的矛盾凸现，必须在供给端找到可行的对策。首先看看这些问题，第一、中国是一个非常之局，实际生活中间，我们的资源环境，能耗，环境压力等等，和经济发展的粗放特征，以及在我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决定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的格局，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特别的高压力区间和高压力阶段中间，由于种种因素形成的异乎寻常的怎么样能够实现绿色发展的挑战。现在的雾霾，一定要回到一个客观的格局里理解，中央建议里提到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当然包括这样一个现实问题，非常之局怎么样以非常之策破解，我们认为，一定要在供给端有一个成体系化的，问题导向之下的，有高水平的对策设计。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到来了。中国如何避免许多经济体遭遇的这个问题，来争取顺利的摆脱陷阱潜在威胁。前一段时间，针对争议，我们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伪问题，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给中国搞的什么概念陷阱。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矛盾的累积，中央所说到的这些隐患和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问题到导向下，比较结果怎么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有优化供给环境，优化供给措施的重大的科学决策。
第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要弥合二元经济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导向已经形成严峻的挑战。邓小平晚年最关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怎么样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全局皆输。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已经有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能不能把它保持在各个方面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关的供给环境，机制优化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必须在已有的供给方面考虑到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动力，形成可支撑升级版的混合动力。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生动力是需求，人们必须满足自己的生存以及发展和享受的需要。但是，回应这个需求原生动力的后面的供给，却决定了我们不同时代的特征和不同阶段上，有没有可能通过创新一个一个的上台阶。供给方面大概有五项：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体制安排。前面三项在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之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过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更多需要强调的是后面两项，科技创新和制度的创新。中国现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是制度的供给。
如果提出对策，显然就是针对这五大要素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比如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本培育发展战略方面，必须应对现实的问题，现在终于看到五中全会放开两孩，后面还有动态的优化我们的整个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二要把这五大要素里面可能的有效供给提升上来，还必须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考虑。这里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面的建议，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已经在努力的实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逐步实行的改革措施，它的绩效真正能体现出来，必须结合体制框架。比如大部制、扁平化。整个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基本构架能不能如愿改造，大部制讨论了很多年，没有什么进展，扁平化在逻辑上早就在探讨，也没有什么进展。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只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运行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激发我们的潜力和活力。
“明年一定需要推进供给侧的调整和供给侧的改革，特别是要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利润下降也最明显。如果扣除这六项，其他行业的利润变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块要进行比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要跟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还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11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2010年二季度以后，季度增长率已连续22个季度在波动中下行。王一鸣表示，除了有周期性因素，最根本的还是结构性因素。供给结构已经不适应需求结构发生的变化。
王一鸣举例说，2000年到2013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差不多24%，但今年1—10月份下降到2%，过去10年汽车产量增长率是17.9%，今年前三季度是0.9%，市场需求已经发生变化。
不过，王一鸣认为，未来传统产业依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它的体量很大，对经济支撑的作用也很强，市场需求也很大，依然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未来一方面要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使它恢复青春，继续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要培育新兴力量，逐步替代传统产业的衰减。
王一鸣总结到，只有提高生产效率，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供给结构的变化。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的调整，我们对明年经济的增长，应该也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五年里，每年倒闭的中小银行高达200多家，台湾利率市场化时期，全行业亏损，中国当前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来说，同样是非常痛苦的一关。”11月18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马蔚华：今天的主题是国内经济解困与增长应对，毫无疑问和金融关联度很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金融业，应该也在一个新常态过程中。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国的金融业，也正经历一个痛苦艰难的转型升级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无论对金融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体经济转型发展，都有深刻意义。金融业转型有五个方面：第一、整体增速回归正常。第二、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第三、金融市场规则变化凸现。第四、信息科技在重构金融业态。第五、客户需求的改变使金融的产品正在更新换代。
简述一下，整体增速回归，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已经减到12.48%，过去三十年，经济年增速是10%左右，信贷增速平均20%以上，这个回归是正常的。假如我们的经济增速降到6%到7%，信贷还过高增长，只有两个解释，要么是脱实就虚，要么是自娱自乐。利润的增长今年引人注目，今年几大银行的增长都在1左右，这是有特定阶段性原因的，过去基数较大，市场化导致成本增加，结构调整导致一些不良资产显现，这些都会蚕食银行利润。
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也很明显。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几乎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十年前，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结构里占比高达95%，这十年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有两个方面：直接融资工具迅速发展，包括股票，今年1—9月份，股票融资超过8000亿，债券已仅次于银行贷款。直接融资市场的多元化，除了银行以外，有越来越多机构，包括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各种基金、包括互联网金融，在过去银行利润还管制的时候，外面有一个自由的市场，导致了资本性脱媒和直接资本市场的发展。
金融游戏规则的变化，这个规则变化有两点，其中核心一点是市场化。金融改革比较快的是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发展的国际化。市场化到今年，银行长期以来开始的利率市场化终于完全结束，银行的价格符合市场的规则。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是非常痛苦的一关，在国际上，也面临一个比较突出的风险考验。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五年里，每年倒闭的中小银行高达200多家，台湾利率市场化的时候，全行业亏损，我们的商业银行正在勇敢的面对这个过程。
规则变化第二点就是规范化，当市场失灵的时候，规则要起作用，包括现在对股票市场的规范，也包括对影子银行的规范，也包括对互联网金融P2P的规范，这种规范最终目的还是让它健康发展。
信息科技在重构金融业态，过去银行靠信息不对称赚钱，在信息充分发达时，银行也面临一个新考验，重构金融业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金融机构的资产属性，过去银行资产的重要性很高，现在银行越来越感到数据的重要性不亚于资产的重要性，将来可能数据的交易也不亚于资产的交易，这应该是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里银行的一个机会。第二、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银行带来很多触动和挑战，最关键是怎么样进一步以客户为中心。第三、大数据时代变革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过去银行比较偏重于风险越低越好，今天这个时代，银行应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应该是一定风险容忍度下的收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大数据很重要。第四、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需求的各种各样变化，而需求的变化对银行提出很多新要求。
所以，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一定要更新换代。比如，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成长性企业，需求越来越旺，包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银行如何支持成长性中小企业，或者如何支持越来越大的普惠金融市场，银行要考虑。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他们对财富管理的需求越来越旺，银行如何提供财富管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满足他们新的需求。现在城镇化需求，养老金融需求，还有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出去最制约的是金融供给，中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创新产品，如何使我们的金融机构更好走出去，这也是银行应考虑的一个课题。
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能够在这几个方面做好，就能够给我们的经济提供很大的支持。
“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11月18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他指出，在供需关系方面，现在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对此他提出了三个需要关注的地方：一是简政放权；二是国企改革；三是降低劳动力成本。
而要降低劳动力成本，降低社保缴费率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白重恩指出。
此外，他还表示，目前劳动力的结构在产生变化，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减慢，大学毕业生变得越来越多。但目前很多经济刺激的计划创造的是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对大学生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以下为白重恩发言：
白重恩：谢谢主持人，前面几位讲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我的体会是，尽管我们现在在有些行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这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在这个调整期间，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权衡，我们有一些行业确实产能不足，另一部分是供给不足。在我们调整的过程中，是不是要为这些产能不足的行业进一步保证它的需求，使得它不会受太大的损失，同时也希望新的供给能够成长起来，我讲一下我的体会。
我们考虑这样的权衡的时候，一定特别关心挤出效应。我们观察到，在经济中，现在有几个现象，我觉得都是跟挤出效应有关的。第一，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但是就业至少现在没有显性的失业的问题。第二，工资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要快，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要快。第三，从09年底到现在实际利率在不断地上升。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不是总需求不足，还说明我们对于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扶持或者保护，造成了挤压的效应。当我们把过多的资源用来保证这个产能过剩的行业还能有一定需求，我们用刺激性的投资来为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创造需求的时候，这样的投资会挤占资源，使得我们的市场上有活力的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在上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我们要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就必须要重视这样的问题的挤出效应。
怎么来保障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也是比较平缓的一个过渡？
一方面我们要特别关心这个挤出效应，在考虑财政刺激的时候，一定要适度，如果过度的话，挤出效应对新的供给的形成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新的供给产生成本的降低。
一个是简政放权，希望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能够降低。另外，盘活现有的资产，现在很多资产利用的效率非常低，如果让这些资产效率提升，就可以腾出资源支持新的供给的形成，一个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资产的市场的形成。二是对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担心未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什么都不敢做，盘活资产也就无从实现。
另外，降低劳动力的成本，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非常快，工资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要快，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的速度减慢，蔡昉院长讲了这方面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变化造成的，我刚才说的挤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进行过多的刺激性的投资，就会挤占很多劳动力的资源。过去建筑业扩张的非常快，建筑业的就业和工资都增加的很快，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个体现。所以，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要减少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比较快做的事，是降低社保的负担。
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了要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率，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降低社保缴费率和降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同时把资产划拨到社保，在存量上做调整，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有，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也是对结构调整产生影响的。比如汇率过高的估值，对可贸易部门是非常不利的，而我们的可贸易部门，又是在经济中效益比较高的部门，可以说过高的效率估值对结构优化是不利的。
我们劳动力的结构在产生变化，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减慢，大学毕业生变得越来越多，劳动力的需求也应该反映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我们很多经济刺激的计划创造的是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对大学生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怎么来增加对大学毕业生，对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比如制造业的信息化，好像还面临很多障碍，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制造业的信息化，互联网+有没有+到制造业，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样的障碍造成了制造业信息化速度不尽人意。针对这些障碍，找出解决之道。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结构供给的变化能够相吻合。
“2015大局已定，只剩下一个多月不会有太多变化，全面估计中国经济增速在7%左右，至于左还是右，我估计左的概率更高一点。至于2016年，我的基本结论是底线可守常态难寻，2016年的中国经济，还是在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上实现增长，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更不会出现经济的崩盘，以及所谓的硬着陆。” 11月18日，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对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邱晓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一，从政策面上，中国在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到产业政策，到国家的投资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有很大的调节的余地。因此，实施一个更积极的政策来守住底线，维持底线。应该说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有风险的。
第二，从基本面来看，中国目前经济的基本面，就是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目前所改变的只是基本面成长的速度，但是，基本面发展的趋势还没有改变。可以想象，随着这四个方面的趋势进一步往前走，有一定的惯性，能够继续给经济带来必要的增长率。
第三，从具体的实践上看，供给面，农业相对稳定，制造业相对平稳，服务业相对活跃。这样一个发展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太戏剧性的变化。预计农业明年会有4%左右的增长，制造业将保持6%到7%的增长，服务业保持7%到8%的增长。明年中国经济的底线是完全可以守得住的。
第四，从需求面上讲，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确实在发生新的变化，突出的是投资需求，相比过去已经明显回落。从明年的情况来看，投资保持10%左右的增长需求，还是有可能做到的。消费保持10%以上的增长，也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出口，出口能不能改变目前的零增长，负增长。明年出口是否能实现一定的正增长，这是需要继续观察的。但从内需的角度来看，投资和消费两大需求都能够维持10%的增长来看，经济的底线也是可以守住的。这个底线是多少？6.5%以上。
邱晓华还分析称，中国经济问题之所以常态难寻就是因为经济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阶段，大环境在发生变化：第一，发展阶段变了，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阶段，因此，它要求我们的生产体系必须做相应的改变。
第二，市场变了。现在我们是生产相对过剩，过去是相对的短缺，这种由短缺到过剩的变化，就意味着我们的政策体系需要改变，我们要由解决生产为主的政策体系转到解决开拓市场。 此外，不能不提到的是政策的变化，这些年，我们从严治党，党加强了对官员的整治，中国特色的公款消费开始急剧降温，公款消费在中国的总消费中间至少占1/4，这块明显降温，当然会放大目前的市场的问题。
第三，外部环境变了。经济全球化趋势被区域化趋势代替，很多外部环境都发生里变化。这使得中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的竞争压力。因此，我们的对外经济体系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而这种调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
第四，游戏规则改变了。中国现在追求的是有质量的增长，有效率的增长，而不仅仅是数量的扩张。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同样需要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常态还是很难短期内就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