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本市场杂志社主办的“资本市场圆桌对话”2011冬季主题会，将于2011年11月12日在资本市场杂志社经纬堂举办，本次圆桌对话主题为“上市公司危机中如何重拾投资者信任”。
以下为现场实录：
上市公司危机中如何重拾投资者信任
时间：2011年11月12日上午
地点：新裕商务楼四层会议室
娄晓琪：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大家能到资本市场杂志，共同探讨投资者关系管理，本次圆桌对话主题为上市公司危机中如何重拾投资者信任，同时感谢赞助机构神州数码，感谢学术支持机构，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南开大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金融工程中心，还有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下面由编辑部主任徐楠介绍一下嘉宾。
徐楠：我们首先有请：
赵立新主任，他是证监会上市公司副主任赵立新主任
梅君老师是人大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刘丽娜博士，银监会政策研究局，
萨奇副总经理，是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部
马连福老师，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感谢您三次对我们会议进行支持，今天又从天津过来。
黄清黄总是神华能源董事会秘书
张志前先生是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崔巍老师是北大民营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孙兆东孙总是建设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也是我们的专题演讲嘉宾
基本上主题演讲的嘉宾和专题演讲的嘉宾
接下来有请鲁桐老师，鲁桐老师是我们特邀的主持人，接下来把话筒交给鲁桐老师。
主持人鲁桐：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与大家聚在一块儿来探讨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安排的嘉宾讲演比较丰富，所以我们长话短说，首先我们非常荣幸地能够邀请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的领导赵立新主任，首先有请他从监管者证监会的角度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赵立新：根据我国国情和资本市场的情况，监管部门一直在以市场化为导向，逐步探索上市公司监管体系、监管政策、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目的是使监管更符合上市公司规范发展、做优做强的需要，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应有功能。
一、监管的核心思路是“加强监管、放松管制、风险分担、归位尽责”。
（一）加强监管是创业板健康发展的现实选择。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市场自身约束能力不够，中介机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有针对性的加强监管是保证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现实选择。
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方面是要根据创业板公司的特点，不断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上市公司透明度。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公司的最重要途径。持续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一直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监管的核心环节。
增加和细化了体现投资者关心的内容，同时充分揭示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以便使投资者能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价值驱动因素。同时，在披露内容和披露形式上，降低披露成本，减轻公司负担。
（二）风险分担、归位尽责是创业板稳定运行的机制保障。
监管部门是促进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监管工作不应当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包打天下。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相关各方也都是相关主体。要分清哪些是监管机构的职能，哪些是中介机构的职责，哪些是上市公司的义务，哪些是投资者的责任。各方要认清各自的定位，承担自身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和风险。通过公司的治理和内控约束、中介机构的专业约束和市场的外部约束、监管部门的监管和执法，各方形成合力，多层次促进公司规范运行，共同推进市场健康发展。
一是要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推进公司自治规范。要不断推进公司的各项制度和机制建设，探索推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内生机制，使规范运作成为股东和公司共同的内在需求。这不仅表现公司在建章立制等形式上的变化，更要体现在公司理念的更新、行动的落实和股权文化的培育上，最终形成企业规范、诚信、透明化运作的局面。
二是要促进中介机构归位尽责。水平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多，单纯依靠监管部门的监管力量和监管手段必然不能完全满足规范的需要。要推进保荐机构、财务顾问机构、审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当中介机构或中介机构的相关人员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职责时，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监管部门通过加强对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后续监管，从“明责、尽责、问责、免责”加以引导，细化监管要求，明确督导责任。同时，也将考虑保工作和责任的成本和可行性。
三是要推动投资者充分认识上市公司风险特征，理性投资。监管部门采取了多种手段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比如促进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价值相关性，通过投资者教育的各种渠道向投资者提示风险、推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同时，监管部门也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加强与中小投资者的互动沟通。
（四）放松管制是创业板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本市场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监管要以企业的规范发展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创业板监管制度上，要从务实的角度，总结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的监管体系、方法、手段；要适度增加弹性，为企业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
应该说，不断放松管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监管是上市公司的必然方向。但放松管制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前提是监管得以加强和完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相关各方风险、责任分担，监管部门无需包揽或代替其他主体应承担的职责、责任和风险。在上市公司规范运行的内外部约束机制不够健全，上市公司发展的有关各方还不能实现风险、责任的合理分担的情形下，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监管部门有较多行政管制是现阶段的策略性安排。
从发展的眼光看，放松监管的程度取决于公司治理的规范程度、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的程度以及市场的成熟度以及监管的有效性等多种因素。监管部门要在不断摸索和掌握市场发展规定，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促进市场参与各方归位尽责的基础上，适时适度放松管制，既要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又要控制市场风险，力图实现规范与发展的统一，服务企业与呵护市场的统一。
二、增强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下一步，将继续研究和完善符合上市公司特点的信息披露制度安排。
一是在评判企业的潜在价值和风险方面，非财务信息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将推进公司核心竞争力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充分合理、多元化的决策参考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要相互有机结合。讨论与分析不能只重复财务报告的内容，而应充分解释财务数据的变动原因及其可能反应的重大趋势。对公司的核心优势、研发投入、风险因素等进行讨论时，可提供必要的财务数据予以细化说明。披露内容应具有充分的相关性。分析与讨论公司的外部环境、市场格局、风险因素等内容时，应充分结合公司所处的行业和所从事的业务，讨论分析公司的特有情形和状况；
二是探索披露方式创新，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增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同时降低披露成本；
三是在符合法披露标准的前提下，鼓励上市公司进行个性化的披露。
谢谢大家！
主持人鲁桐：刚才赵主任其实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当然说起来非常轻松，但是如果我不是孤陋寡闻的话，我还是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从证监会的官员在谈他们自己定位的时候，这么清楚，我倒不是说否认历届证监会领导等，我个人的体会来说，非常高兴证监会领导对自己的定位有这么清晰的表述，而且为我们后面的讨论开辟了好的角度，无论从研究者角度、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还是咨询机构的角度，包括个人投资者的角度，都对证监会的角色问题有一个自己的期待和理解的，我们把这个话题压在后面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下面我们请第二位讲演嘉宾的讲演，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梅君副所长来发言。
梅君：谢谢！今天也是很高兴参加这么一个小范围的圆桌会议，这也是第三届了，刚才赵主任也说的非常好，我们今天可能比较少地探讨事（音）的层面，更多的是谈道的层面，我们可能沿着这个思路不谋而合谈信仰这个层面。
就论坛主题来讲，我认为是个专业的论坛，应该在危机中，理论方面的专家提出讨论更有助于开拓思维和操作性。我是进入资本市场早期的参与者、亲历者、观察者和评论者，我们有时候也写些文章，对一些事件进行评论，有时候也是受害者。举个例子，2004年4月14日，有三只股票同时突然跳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德隆事件，这是个危机，无疑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个上市公司的危机，但这个危机突然搞到我们头上，我们成了受害者，新浪网、搜狐网挂出一个“人大金融证券研究所卷入德隆漩涡，我们成了受害者”。
直到前一年我们到上海一个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做节目，同行的一个嘉宾也是一个专家说，你是人大金融所的，我知道，炒股票亏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然后搜狐网、新浪网这么一个大的标题，下面还放了一张照片，有些媒体就跟着这些错误的报道进行错误的评论，评论说经济学家的良心何在，说原来他们怎么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原来他们自己炒股亏了。于是，我们只好跟新浪联系，新浪说，好啊，我们把你这个撤下可以，但是你要接受我们的独家采访。我说独家采访没有，我后来起草了一个严正声明，在我们人民大学的网站上，同时在新浪、搜狐也挂上来了，这是整个事件的处理。还有某媒体关于评济学家评论良心的时候，我说你跟着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判断，怎么办？他说我们在同样的版面同样发表一篇文章，这样就过去了。
同样的事情在法院一中院这条线，有些事件你看，起来不相关，实际上我们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当然有时候也成为受益者，非常偶然的时候，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股票突然停牌了，经历了一个冬天，再过一个春节不复牌，再过一个冬天，再过一个春天不复牌了，于是我们卖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复牌大涨。有的人有内幕信息，我们没有内幕信息，就买了一点。从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一些经历，结合我们主题当中的一些关键词，我们围绕着这么信息、信心和信仰来抛砖引玉，坐而论道。
第一是关于危机和信息。
资本市场首先要你说真话，就是真的要准时、及时、完整，不误导投资者，不要有重大的信息遗漏，这是负责任。但是从不同的信仰出发，如果你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儿，不在某种程度上包装一下就很难上市，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有一些上市公司可能从一开始说的就不是真话。这样就很难办。
现在我们知道两个交易所的，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每天早上9点钟之前就在看报纸、网站，甚至是股吧，看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关于上市公司的信息，也是停牌。这某种意义上讲危机就是信息的危机，因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我们现在说危机的时候用一些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这个上市公司处在危机的状况。当然证监会和监管部门要求重大的信息你都要披露，但这些重大信息有些是正面的信息，有些是中性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农行、建行董事长换了，你不能说它是好信息，也不能说它是坏信息，对市场是中性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信息对股价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它会不会就构成危机呢？
其实也不见得，有时候出来一个负面的信息被认为是“利空出尽”，股票上涨了，我们套用一句话，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所以危机这种信息的监管有没有什么可以套用的指标。另外还有个比较明确的解释就是ST停牌，说到底，信息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这些信息可能影响投资者对这家公司的估值，对它价值的判断的信息。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停牌，停牌之后不交易了，等投资者都想清楚了，等它的影响基本上都被消化了。但这也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停牌时间过长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些股票停牌以年为单位来计算，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的监管，你动不动就把那些股票停牌了，这肯定也值得讨论吧。
这个信息还有很多，我们说有些事儿是直接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有些是间接的，比如动车事件会间接地影响到很多上市公司，这时候它是不是应该怎么披露。比如说汶川地震，比如说有一个水厂突然停产了，像这样一些信息，我就想到危机和信息，危机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信息的管理。
第二，信心、信任。
在危机当中如何获得投资者的信任，投资者这个群体是很复杂的，大家来投资，都想赚钱，但很多时候，每次交易都可以说有买就有卖，有投资者在高位套牢就有投资者逃顶，逃顶的当然欢欣鼓舞，套牢的就苦不堪言。怎么样在危机处理当中获得整个市场上投资者的信任，还是某一部分投资者的信任。
这个话怎么说呢？打一个比方，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评论，有一家上市公司600898郑博文（音），当时上市没有几年，从1996年上市，到2000年亏损了18个亿，每股资产是负6.88元，这样一家公司它要并购重组了，它当时是和建行以及四川长虹，郑博文和这三家结了铁三角的关系，建行给郑博文开银行承兑汇票，然后到长虹拿家电，然后郑博文拿到之后打价格战，这样就肯定不能持久，这样就造成了亏损。然后建行就把不良债券转让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2000年3月3日就对这个公司提起破产的诉讼。郑州法院也受理了，这是中国上市公司第一起破产诉讼。当时很多媒体也约请我们也文章，说这是不是第一起破产、退市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是过了没多久就出了这么一个关于并购重组的公告，当时争论很激烈，据说（未经证实）中央说郑博文这样的公司都不重组还有什么样的公司能够重组，连郑博文这样的公司都不退市还有什么公司能够退市？最后它重组成功了，重组之后也是难以为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美集团在实际控制它。这里面牵涉到什么问题呢？重组并购本身涉及到很多问题，前提是要把股东一半股票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给重组方三联集团。
第二，在开股东大会的时候，不同意的要明示，同意的可以不吭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当时也有一些法律专家提出意见，说郑博文这个重组没有损害任何其它人的利益，对郑博文这个公司全体股东来讲是个好事情。但这里就形成一个事情。对证券市场来讲，对郑博文公司的投资者是好事情，但对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来讲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后来这个案例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我后来就说，如果你买了一个*ST上市公司，而且又有人对这个上市公司向法院提出破产的申请的话，那么我要恭喜你，你发财了。不信吗？在2006年—2007年这一轮最大的牛市当中，能够涨几十倍股票的是谁？*ST吉林纸业，现在变成苏宁环球，原来最低只有几元钱都没有人，现在变成几十元，我们这样的信息，投资者在复杂的群体里国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反对的可能正是有人高兴的事情。你买中石油、中石化包括神华这样好公司的股票不一定能发大财，但买*ST股票很有可能会发财的，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怎么样让投资者信任呢？这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信仰。
最近哈佛大学的学生对他们的老师提出抗议了，你们教的主流经济学那一套必然会导致今天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以经济学只会自找麻烦，不会提出解决问题之道，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现在这种现状或欧洲这种现状。应该说2008年以后就业的，特别是美国、欧洲现在被称为“失落的一代”，2012年现在欧洲的经济增长肯定没戏了，叫“失落的一年”，未来经济要恢复的话比较乐观的估计也得五年以上，后来分析，像200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这样一些大学生注定会成为“失落的一代”，因为我们现在处在危机当中，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这边风景独好，中国没有危机，我同意一种说法，不要因为别人有病就证明自己健康，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们有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高利贷泡沫、地方债泡沫等很多泡沫。
现在传统的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希腊大学生百分之二十多的失业，意大利是百分之三十多，西班牙是百分之四十，美国是百分之二十九。法律层面上，美国的法律完善，欧洲的法律完善，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们开玩笑，看电视，看到希腊人民要过点紧日子，要上街游行，要反政府，把帕潘德里欧换成帕帕季莫斯，股票大涨了。这让我们想起十多年前，韩国人民都是有什么捐什么，捐首饰，捐钱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恐怕这就是个信仰问题了。但我们不能说希腊人民不爱国，人家只是不爱政府。他是那种生活理念。后来想一想，同样负债率很高，像日本都向国内人民借了债，从负债率这个角度来讲，东方一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信仰的力量。
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信息、信心到信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诚信体系很差的情况下，这里我要说一句公道话，我们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在全社会诚信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是诚信水平最高。证监会、我们很多中介机构，很多专家学者在促进我们信息的透明度提升方面应该说做了大量的，积极的有效，所以，整个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可能相当一部分人都想往这方面做，但有些时候可能也是我这里说实话，我们经历了资本市场这么多事儿，有很多时候凭良心做事就不错了，不把事情做得太坏，就是有点信仰的。
上市公司，我这么看，有些投资公司看大门、二门、守门人，看行业的地位和管理者、守门人，这个“守门人”有诚信，或者绝大多数说实话，迫不得已说点套话，或者有点时候说假话，这样难免，可能这样的上市公司就值得信任，虽然这样的上市公司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的。如果这样的上市公司更多一点儿的话，凭着良心办事而，凭着信仰办事可能就会更好。苹果为什么那么厉害？在香港买它的人排三天三夜的队。虽然乔布斯已经“牺牲”了，但还是信他。如果我们的公司能给人这样的信仰，就会有信心，就会对它披露的信息部那么怀疑了。现在甚至你披露一个信息人家反着想，你披露一个好信息人家说你利好出尽，你出一个坏信息人家是利空出尽。证监会出台一个信息，人家会按自己的想法解读，所以有信仰让人家有信心。你说真话，让人家对你产生一种信仰，最后人家就相信你了。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鲁桐：梅所长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了诚信对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后面我们还有两个重量级的发言，来自银行业的，首先有请中国银监会的刘丽娜博士。
刘丽娜：我今天其实很高兴与各位专家进行探讨，因为我个人在银监会看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我们这个主题可能有一些间接的联系，所以我也在思考来之前怎么样想这个事情。危机应对，在我过去三年，从2008年开始是我们工作的主线，但从银行监管者的角度，应对危机更多是刚才赵主任讲的，在系统性风险的防控，长效措施的建立，如果来了一些紧急的系统性重要事件的话，监管者要做一些处理。
上市公司更多的角度是从微观的角度，因为他面对的是广大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所以我想监管者和上市公司在危机处理方面是有不同的职责分工的，刚才我听赵主任的发言非常有感触，所以，我今天也是想从监管者的角度，也就是偏宏观的角度来讲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一点理解。我会讲比较多的是上市商业银行的事儿，在座还有很多行业上市公司老总，我想大家可以是互为借鉴的关系。
上市的商业银行，萨总这几位商业银行都在，上市商业银行有共性也有它的特点，共性我觉得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别的上市公司需要接受的监管和要做的一些信息披露和规范，商业银行都要遵守，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来做投资者的信任维护。
个性来讲，商业银行也有特殊性，第一它有很强的外部性，因为涉及到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在每个国家都有对银行的监管者，对法律维护监管，银监会就是通过监管银行业的信息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对商业银行比较特殊的是，他对宏观调控的敏感度特别强，因为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抓手，几个杠杆汇率、利率还处于市场化的进程过程中，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做一些信贷管理的调控和管理的调控，这些可能都会有变化，可能一变化，银行当年的经营业绩和估值马上就会相应地变化，所以他受到的影响会很大。
第三个特点是投资者的特征，现在我们是16家商业银行在A股上市，其中有8家在A+H市场上市，最近有一个数字，在亚洲整个银行业上市公司里，有50%左右的净资产其实是中国的上市公司，我们可能还和其它印度、印尼这些国家的银行业上市公司一起在香港上市或新加坡上市，但50%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这些投资者包括国内的散户和国际的，比如国际的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投资中国银行等一些主要投资者。对境外投资者来讲他资产选择会很多，可以买中国的股票，可以买印尼的股票，甚至可以买欧美的股票，这时候中国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可能和其它国家的银行有互为替代的关系，或者竞争的关系。
有这些特点以后，我觉得我们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维护有一些特点：
第一，它的专业性还是非常强的，银行本身的管理和标准就是非常专业的东西，我们上市公司银行除了要披露收入、成本、利润其它公司都要披露的信息以外还有大量的资本充足率、拨备、流动性不良等监管指标。这些监管指标我们在过去从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后，逐渐向Basel的国际监管标准靠拢，1988年的巴塞尔I，2004年巴塞尔新协议，以及危机之后我们叫巴III，国际监管标准也在变化。我们的上市银行如果要取得国际货投资者的信任，要取得正确信息之外还要披露一个透明的国际监管体系，这也是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东西。
第二，它很具有中国特色。现在银行商业模式里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净息差，所以国家的信贷增长和流动性管理有了调整之后，我们银行的估值会受到影响。同时像地方政府、国企他们的信贷需求有变化的时候，我们银行业会受到影响。像这样的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即使你跟中国的投资者解释的时候，我想也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是高度管制和政府干预色彩在里面。如果再把这些事情拿到国际市场上跟欧美投资者解释的时候难度就更大，因为本身大家的经济调控体系和体制上都有一些差异在里面。做投资者关系管理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要公正、无难度地跟投资者讲清楚也是有很大的挑战。
第三，监管者银监会有时候也会参与到与银行业投资者的沟通里来，因为一方面投资者希望跟上市的商业银行做沟通，同时他有大量的需求找监管部门的人来了解现在整个系统性风险的情况，监管指标的情况。作为银监会来讲它也有职责，因为它需要维护公众（还不只是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所以银监会也有义务做公共关系的维护。
我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银监会涉及到的工作框架，我认为这个工作框架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可以进行探讨。
监管应对投资者信任的冲击有三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微观不用说了，相应机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带来的投资者的质疑。中观层面有时候银行会有上市环境、监管标准、行业政策都会有影响。今年来讲，投资者很多质疑在投资平台、银行的风险贷款的影响，对银行的补充资本金，再融资的影响，未来更长远，也会有一些质疑。宏观最特殊的是，最近几年里，由于宏观经济金融的波动，也会对整个体系产生影响，典型的就是雷曼以后三家机构的倒闭引起的流动性风险和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现在欧债因为希腊的三家机构，也会影响到整个系统风险，事实证明像这种系统风险对整个投资者的信心和引起恐慌产生的杀伤力其实是最大的，所以对于监管机构来讲它的着眼点我想是在中观和宏观是监管机构最关心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应对来讲，银监会现有的是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个方面的框架。说白了，和投资者的信任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思路是未雨绸缪，一方面要加强日常的信息披露的审核以及规范，在经营上希望银行做到以增补欠，好的时候和差的年份有以增补欠的逆周期。第二是系统风险防范，对系统风险通过大的机构营造金融体系造成的金融环境赢得投资者的信任。监管部门应该关注的是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审慎经营框架的长期或根本性问题，但是对于短期或个体性的冲击，我想监管部门是不宜也不可能做过多的频繁地干预，而且这个干预的效果可能也不会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微观审慎还是通过建立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内控做指导性的规范，我们日常还会有大量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对银行各方的风险业务进行检查。加强信息披露，希望利用市场的力量对银行做出评估和奖惩。
这些内容在巴塞尔新协议里已经是非常制度化的，在全银行业里是制度化体系，我们叫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在银监会我们退到本土，按刘主席讲就是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管，管到能控制到这个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一些东西。银监会在危机以后推进的第二个部分是宏观审慎的监管。这个思路主要是两大块，一是做逆周期的监管，另外一块是做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第一，逆周期的监管是针对市场失灵，在经济上周期和下周期的时候对经济体系和银行体系做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对上行周期里对留存资本、拨备、贷款成数可以调整的东西延一些，做一些储备，下行期之后就把它逐步释放，这样防止商业化的公司因为追求短期利润引起的业绩大起大落，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一个保护的机制。
第二，是系统性重要性机构，这在巴塞尔III里是重要的东西，因为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的倒闭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特别大，所以我们对工农中建较以差异化的监管，以更严格的监管制度，这对投资者可能也是一个保护措施。
第三，是监管信息的沟通机制，这也非常新。我们也是在最近几年在探索，监管机构能怎么样和市场进行有效沟通，而不是媒体做任意化、很随意地解读。我们在探索每个季度在银监会有一个形势通报会，对银行是一个内部通报会，也对商业银行做一些风险的提示，这只是一个提示或者说预提示的作用。同时现在每年有年报、网站这些信息的沟通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最近也在参与一些和国内外媒体金融市场参与者信息沟通的渠道，做一些新的沟通。今年开始，国内外对国内长期增长，经济转型有一些质疑以后，国外不管是做唱空中国还是什么，我们通过和媒体的沟通希望它尽量消除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偏见，非市场的因素少一点，既不要把中国神化，也不要“妖魔化”中国，在更为坦诚沟通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公正的沟通。
银行会也希望参与到巴塞尔和金融稳定理事会这些国际监管标准制订中去，中国的银行和欧美银行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但我们还是要逐步参与到国际监管标准的制订，这样也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有一个公正的认识，这样也能够增进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了解。这是我们简单能够做的为银行业稳定和投资者信心有关的事情，但我们商业银行走向资本市场，包括走向国际资本市场都是很年轻的一段时间，也就近六七年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在探索和完善过程中，可以提升的空间我想还是很大的。一会儿我也想听听商业银行做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萨总的意见，他们是走在前沿的，对国内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鲁桐：刚才刘博士从银监会监管者的角度谈到了他们的想法、银监会监管的内容。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大潮中，还有更多的金融创新的复杂化，其实都给金融业的监管提出很多很多的挑战和新课题。这些新课题都是我们一时半点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还在探讨中。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来自银行业第一线的萨奇总经理从这方面给大家谈谈体会。
萨奇：刚才听梅所长说银监会“管德不管能”，我们觉得挺欣慰的，我们挺有“德”的，我们不管投资者关系管理，管公司治理，有目共睹的是，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在所有的类别中是第一位的，据说大家得分平均50多分，银行是70多分，当然这与刘领导有关。这是主观的，客观上说公司治理的成本是很高的，我们相当大规模做公司治理，我们做的公司治理不像麦肯锡说良好的公司治理能获得良好的公司溢价。我们有点像怨妇，感觉我们的业绩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能”还不错，我们的能在过去四年里，在二十年里，银行在西方一直被认为是最后的恐龙，后来发现不是，增长相当好，包括中国的银行。
中国的银行有两条，一是经济增长比较强劲，另外一条是中国的金融深化正在进行中。这点马主任心里有数。银行的增长速度会不低于大盘，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多数大银行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2恩%，中小银行增长幅度在300%—450%，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41.53%，这可能超过大家的想象力，比整个资本市场好很多。很多人说银行股之所以不好是因为盘子太大，其实我们有历史资料，今天我们没提供，在这上面可以看出来。在过去的十年里，2001年—2007年银行股一直不曾低于大盘，相当多的时段里比大盘好，只是在目前三年里出现了使我们非常“哀怨”的情况。
这个事儿，我们也是考虑再三了，我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有一个理性行为说，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现在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刚才大家都说道了，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刚才梅老师所说的若干泡沫，其中提到房地产泡沫，我们政府融资平台，这件事儿，我觉得有一点点夸张。就是刚才梅老实说的几件事儿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夸张。举两个例子说他夸张在那儿，因为做上市公司不容易，梅老师是专门做证券的，我们的市值占20%，我认为我们的价值回归以后应该占40%，这是跟中国目前的国情和金融业深化继续进行是相关的，不要认为银行都失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非常重要，所以市值占大一点儿，我不认为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大概是6倍左右的市盈率，如果恢复到10倍的水平，我们的应该会占30%—40%。当然，银监会不太喜欢这个情况。
为什么现在投资者对我们很担心呢？有几条理由，我觉得所有的理由都有一点点夸张，甚至都有一点点妖魔化。我很遗憾，其中很多“妖魔化”是针对我们现行政策的，试举一例，我有很多例子，但我从来不和我们的直接监管当局在公开场合讨论这种事情。所以我这人在银监会的口碑特别不好，他们提出任何措施我都会跟他们讨论，而且我会很矫情地跟他们讲一些道理。
我讲一个公正的事情，四万亿贷款刚发出来很多唱空的同学们都很担心，会不会四万亿就跟着七万亿、八万亿的贷款，银行将来两到三年以后贷款就大幅攀升。但它没有发生，发生的是对四万亿的担心转化为对政府平台的担忧。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银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最好的银行是国家开发银行，它的最高不良率没有超过10%，而我们当时达到30%、40%，还有的银行不堪的我们就不举例了。建设银行之所以好，我老跟他们讲你们不就是40%是政府融资平台，因为在中国的过程中，这么长时间最抗通胀和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就是基础设施，基本都是政府出面的，可以抗任何周期和通货膨胀。这时候政府融资平台出现是中央号召、银监会号召，给我们谈话，你们领导也找了很多银行谈话，他们开始放政府融资平台。当时出现一个特殊的情况，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比银行强，做长期贷款利率，少一个点利率。最近开始爆料了，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要3—8年，这时候就说某某政府融资平台不能还了，为什么？它还没有产生效益，国开行做3—5年都没有问题，现在你去查一下基本都解决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结合。因为西方的政府融资平台是不能随便搞的，为什么？它的地方政府可以破产，我的不能破产。我不是支持政府融资平台，我非常支持银监会的这个政策，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政府融资平台，从法律上讲，政府融资平台是可以破产的，因为它是一个平台，不是政府本身，但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敢去这样做，哪怕是县级政府平台，如果这样做一律被封杀，云南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书记、省长都过来说，然后说赶紧整改。银监会出现一个形成，如果一个政府融资平台短期违约了，我可以给他长期贷款，你没有本金我续约，你没有利息我加一笔贷款，这样无限循环下去，政府不破产，大家想象一下，美国地方政府可以宣布破产，它是永远存在的。企业不行，你说给企业不断续循环贷款，他最后会还上来，不会的，他积累到一定的债务时可以宣布破产，因为你在外面破产了，作为法人不能重新登记了，只能借助外面的力量借。刚才我们说未雨绸缪，银监会不是完全从政府融资平台信用风险管这个事儿，管了一部分财政问题，中国来说中央财政最终回为政府融资平台免单。
这个制度的缺陷是，我为什么支持银监会这边呢？现在美国的政府融资平台是把胡乱化，将来总有一天会不可收拾。你们想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想未来不会低于5%的经济增长，它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都不会出问题，很大可能政府融资平台只要允许它循环贷款就不会出问题，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必须从现在刹住车，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支持银监会严厉的措施，虽然它有一些技术手段，可能大家会挺奇怪的，如果没有现金流的话，我要你300%的拨备，这还没有现金流。你可以问他，衍生的200%哪里来的？现在我们政府融资平台不良率2%，拨备率4.5%，这点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十年、二十年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不顶用，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制止这种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确实误读了这个问题，误读了银监会的政策，把银监会的政策妖魔化了以后，就意味它没事儿杀人。其实它这个措施是对带有全局性的，财政等政策有帮助，有长远意义的一件事儿，但因此大家看到一些报道说云南省、湖南省有些违约了，因为他做了一条路，要修很多年，产生效益要很多年，但因为它议价能力强，所以做了短期一年的合同，用最低价进入，省了这两个点，现在银行会有个办法，不允许你借新还旧，因为它是长期建设，银行肯定不答应，所以会曝出一些料，市场误读，认为我们八万亿存款有问题。
其实它不是个信用风险，否则你误读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管再悲观的想法，谢国忠也得承认中国的经济未来可以保持到4%—5%，大家可以算一下这四万亿、八万亿要想消化没有问题，我们坚决支持银监会，大是必须得承认现在市场上对四万亿、八万亿的想法是一个误读。比如房地产泡沫，大家总觉得中央政府肯定要把房地产一棍子打死，我们是在银监会指导下按40%做，大家不相信。我们猜测目前房地产政策已经造成GDP一定的增长率下降。这是不是一个一棍子打死的政策，我认为有些人妖魔化中央的政策。中国的房价以后怎么走我不能预测，但中国的房价到底能走到哪里去这不是经济学的问题，因为经济学没有单独成功的产业政策，如果有的话，那么三十年改革开放不要做了，因为你可以推广到所有行业都可以调控。
现在房地产政策是什么？是说我要给经济学提供一个政治前提，现在大家不满，我们要把房价抑制住，给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论，是社会学、政治学的问题，但社会学的正常运转是假设社会不稳的，所以进行经济调控。国外有个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业，这个行业门槛比较高，我们严格要求按照刘领导的指示，按40%测算，我认为我们扛得住，市场投资者不这么认为。
另外，还有人说中国银监会要求我们2013年实现巴塞尔III，大家说国际上都是巴塞尔I、II，我们为什么是巴塞尔III呢？我们说我们趁着有钱的时候先拿到了，以前银监会提拨备率什么的，银行业觉得挺委屈的，100元的贷款为什么让我拨200%的贷款？现在看银监会的这些政策都取得了效果，1988年的这些都可以转为净资产，这挺好的，但市场比较难接受。我觉得银行股的估值主要出现在一些对银行不了解产生的误读，而且很多情况下阐释形成了对监管政策的误读。
刚才赵主任说“管德不管能”，同时赵主任说了要建立一些高效制度，我觉得我们现在价值传导不到价格上去，这可能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制度，尤其我们银行的情况，我们银行首先是受银监会的约束的，我不能单纯地讲利润最大化，我是在确保存款人，现在叫金融消费者，因为我现在买中间产品，出来以后不光叫存款人，还叫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安全前提下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听起来对我们不利，但我们有一个特许经营的优势，所以总体上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做的应该是不错的，整个银行业，大小银行做得都不错，但我们很哀怨，价格按BPG计算已经低于6416点的时候了，以前还有一些市净率，现在基本上跌破资产了。
我们相信市场中有两类投资者，一是价值投资者，是市场主体，二是技术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制造价格波动的时候也有发现价值的作用，我们觉得这两种投资者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价值投资者不存在了，除了“被动”价值投资者以外，其它新进入的和准备交易的投资者就很难作为价值投资者了。现在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制度，能够稳定地反映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价格波动有寻找价值的作用，但波动太大了会打击价值投资者的愿望。
最后一句话，希望两个监管当局多沟通。因为我们承担的是多目标，银监会来了，它很有理据的，他认为我是在保护存款人，你有一个亿的客户，你别管你那几百万的投资者了，但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职责，请赵主任跟你们谈，说大家各司其职。
赵立新：你们有多少投资者吗？
萨奇：我们不像建行那么多，我们投资者少。反正各司其职，不等于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希望监管当局多沟通一点，让分红、融资这些事情，让大家心态更平衡一点，对政策更了解一点儿，对政策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否则我们以前对银行业真是不怎么了解的话，希望大家说清楚，包括银监会你的政策动机是什么，你逆周期的依据是什么？是前瞻性的吗？是前置的还是后置的？你的逆周期标志是什么？大概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采取？希望监管当局把话说清楚，这个事儿我呼吁了两年了，一个月以后我在银行上市年会上还在呼吁，反正我们现在真是特别期望看到，我们真心实意的，是包揽所有重要的公司治理奖项，我觉得我们很有德。这个月我们把香港商会也拿回来了，但是我们的价格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但是我们也希望监管当局能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掌握分析师，分析师说你爹妈都不疼你，我们怎么劝投资者买你？我们监管当局互相沟通不够，没有把政策说清楚。
赵立新：别说爹妈了。
萨奇：是老师。
主持人鲁桐：其实萨总已经脱离了他原来想谈的主题，但他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都很有意思，都会引起很多人在这方面说两句的，一是在欧债危机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自然就想到中国的四万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起码从银行角度给我们一些信心，我们这个融资没问题，只要轮子在转，早晚能解决。
主持人鲁桐：我们按银监会的要求做了充分的拨备，现在在整改。
主持人鲁桐：这个拨备让我们觉得还有点靠谱，比较有意义。还有第二个，价值再大为什么传导不到价格，是市场的信号不灵，还是其它监管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更关心的一个问题。今天虽然时间比较紧，我想先休息五分钟，后半段我希望大家把几个发言，大家紧凑地一块儿发言，最后还是一定要留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我再引出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再讨论，这样我们可以交锋。先休息五分钟。
（休息）
主持人鲁桐：后面三个议题是连接的，我建议先几位准备发言的发言一并让他们谈完，谈完以后对前面四位的主旨发言和后面几位的发言，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共同话题来进行讨论，我刚才不想限制发言者的时间，因为每位发言实在太精彩，而且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首先有请第一位发言者，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马连福教授发言。
马连福：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议，距离上我是最远，时间上不见得，我三届都参与了，当时娄主编邀请，我想就作为学术支持，于是我在这里露个脸，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研究中心是个重点研究基地，成立十几年了，也希望跟各方面有学术合作。第二，我觉得参加这个会议专业性非常强，和其它几百人的会议来说，研究问题比较深，比较透，这比较吸引我们。对我自己受益比较大，对公司治理，我自己做课程，做一些商业咨询，连MBA的我们都开始设MBA管理课，昨天我们对MBA课进行公司治理专项班研究，其中重要的是投资者关系管理，这是我这么远来参加的一个动议。
今天的议题是“上市公司危机中如何重拾投资者信任”，刚开始赵主任说上市公司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是不是有关系的，我这里是说个案。
上市公司危机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更多的来源于产品市场危机，比如双汇，双汇并不是从资本市场危机开始的，而是从产品市场过来（危机）的，还有之前讲的已经破产的，现在存在更多的这类倒置过来的。我们怎么样从产品市场危机到市场危机削弱掉，这对资本市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在资本市场之外我们产品市场做的很多，但在产品市场危机向资本市场过渡过程中我们没有“防火墙”，或防火墙很弱。
第二，信息披露危机演化为信任危机。信息披露危机怎么让能让它不违规，按证监会的要求去做。这是上市公司，你上市了就要有个底线，破了底线，那么信任危机就出现的，所以我们出现了上市公司造假监管，一上市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这不是它产品市场有危机，而是上市过程中违背了信息披露要求，这在上市公司中出现了很多，当然证监会审的时候比较严格，有些已经被挡住。
第三是管理场危机演化为治理危机。有些公司产品不合理，但为了套现而上市，这是治理危机，也是目前比较多的，尤其对上市公司创业板、中小企业板。
第四是个人危机演化为公司危机。像国美黄光裕，后来我们说陈晓和黄光裕之争，那是黄光裕个人危机演变出来的公司危机，假如他没有进监狱呢？可能这个问题他已经化解了。在我看来成功的乔布斯，苹果公司没了，大家很担心苹果公司是否还会存在，事实上苹果公司还会存在，因为乔布斯的个人危机已经解决了，不会变成公司的危机。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思考。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解决第一类，刚才大家谈到第二类、第三类比较多一点。
产品市场的危机。
以前我们讲到产品市场，特别是讲营销的时候，怎么样化解危机有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公共关系，现在在很多没有上市公司、企业当中都有公共关系职能或部门，等到公司上市了演化为投资者关系。在上市公司当中公共关系和投资者关系在实践当中怎么处理？实际上现在很多部门的公共关系和投资者关系已经分开了，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分开了，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现实当中如何针对产品市场引发出来的问题，公共关系和投资者关系应该怎么去及时协商或尽量预防。这是我们认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当然，产品市场的危机和资本市场的危机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到了资本市场危机，它放大的风险更大。
我们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说，在产品市场的危机怎么样来处理？这两个例子我们回顾一下，是双汇和味千，是同行业的，这两个企业都是由产品市场研发资本市场危机，导火索还是产品市场，他们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最后影响到它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价，消费者对它的信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看更多的材料或看我们《资本市场》一共两期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对双汇和味千危机做一个梳理，爆发前它是怎么做的？真做了还是表现的形式，这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突然出现了产品进入资本市场危机的，它又在过程是怎么做？最后有些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看它的股价走势。从平台到股价的影响，这与它处理危机的管理手段，甚至时间水平都有关系。因此，我们提出来实质的问题，从产品市场危机到资本市场危机实际上就是个信任危机，一个顾客要吃双汇火腿肠，他不见得是投资者，为什么投资者把这种问题变换为一种信任，变成消费者不买就可以了而到资本市场就变成危机。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刚才梅教授了一个信息危机，其实资本市场上就是个信息，如何把握信息，这是个过程。下一步是到信任，刚才梅教授说信仰，这是个极高的目标。我经常想这个问题，大家去西藏漫道很多老太太跪拜，一走走三四个月，她从来不偷懒，不会看旁边有没有人看她，看不看无所谓，她就是一种信仰。如果我们上市公司到这种程度，我不知道证监会干什么，事实上这是我们一种极高的目标，但还是不多，还是要走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到信息这块，我们要有强制性，他没有这个“德”，我们必须给它设最低的门槛。有些公司没有出现资本市场危机他是不是就个良民呢？不见得。它不是获得大家的信心和信任呢？也不见得，这样就引出一个投资者关系管理，因为这个水平越高，大家对信心和信任也越好。萨总说中国银行做得这么好，年年获奖，为什么在股价上没有体现？一定要坚持，也许坚持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肯定有希望。
主持人鲁桐：一万年太久。
马连福：我这儿有个表就是治理和投资者的关系，原来我们都是违规的，证监会的一个底线是你不能违规，但我们企业要在战略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进行沟通。在资本市场上，做好信息的披露，一定不要违规，然后是怎么做好信心，让大家对你有希望，有期待，如果有这样的过程，我们在投资者关系管理，强化手段，真像营销那样，把投资者作为上帝这样一个位置去处理，肯定那些投资者认为，你就是他要坚守的那块股票，肯定是吸引人的，当然这是漫长的工作，而不是说出了事儿要解决，不出事儿更要考验你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谢谢！
主持人鲁桐：谢谢马主任，他是从商学院研究的角度对于重拾信息的理解，下面有请鹿苑天闻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施光耀董事长。
刘冬：施董事长出差，我代表他发个言。刚才大家说了比较理论层面的东西，我们更主要做的是实务型投资者关系管理，我也是从媒体出身，想就投资者关系管理话题，公司危机和投资者信任谈一点看法。资本市场应该是个信息充分披露的市场，媒体关系在这个市场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正确地来理解媒体在民间和社会方面的监督作用。
从2000年左右，有很多市场化独立的媒体出现了，像《财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这些市场化的媒体对原来媒体环境起到了非常大的补充作用，除了传统的信息披露媒体在整个市场话语权现在会越来越大，因为这些媒体独立的新闻理念，会在政策监管的监督上，尤其是上市公司合规性监督上会有比较大的作为。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财经》杂志是往下的报道，还有“基金黑幕”这样比较经典的报道。实际上他们对于上市公司的规范性，以及整个市场的规范性实际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市场应该对于目前媒体运营的现状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既然是媒体是个独立性的市场化状况，媒体对上市公司会有很大的影响。传播学角度来说，有一句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媒体尤其是市场化的媒体希望用超出我们日常、传统思维报道形式，我们称之为负面报道，可能这样的媒体报道会对报纸的影响会有更大的提升。现在新媒体的传播发展对于信息的密谋传播和“病毒式”的扩散也有新的影响。特别是像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出现之后，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这对于上市公司的危机管控来说可能要面对更复杂的媒体环境。如果是这样的媒体环境，我们就说信息应该是有管理的，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信息的管理模式，能够寻求从信息层面化解上市公司危机的状况。
举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例深宝安，从今年3月份开始，深宝安生产石墨烯的产品，这个产品用于锂电池，实际上是能提升能源效率，这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技术，这个从研发到最终产品市场化还有一段距离。3月份左右深宝安下面的子公司在他的网站上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后来这不断地被证券分析师做跟踪，后来深宝安说我们这个产品时机还没有量产，不能实现市场化，但这已经造成了股价的波动。后来深交所对深宝安是有惩治措施的。这个事件慢慢平息以后，7号深宝安又发了一个公告，他的中式产品已经能够实现每天一公斤左右的产量，第二天媒体就出现质疑的声音，说他们所谓的石墨烯不叫石墨烯，叫纳米石墨，纳米石墨可能在五点几到十，而石墨烯在二点几的指标上，第二天深宝安的股价就大幅波动。
媒体怎么样来报到这个事情，实际上他是采访了一个曾经向深宝安购买产品的经销商，按照传统媒体理论来说，一个事件起码要有三方求证才能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但这家媒体只采访了一个信息源就判定深宝安是虚假信息，造成第二天的股价大幅波动。深宝安这个媒体危机出现以后，他就立刻要对市场有反应，要做澄清公告，但他们的动作又比较迟缓，对于市场这种风险没有预控，所以当他们给深交所递交报告的时候，说监管的人员已经下班了，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所以到第二天他们的澄清公告才出现，这个时候市场又按原来的节奏运行。
公司的治理和管控是有管理的，有预防和沟通渠道，有快速个的反应机制，应该是个整体性的管理动作。现在很多公司尤其是一些新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在整个公司运作上还有很大的欠缺。刚才萨总也说为什么公司治理里没有再产生溢价。我觉得从传播上，我们应该是有多种渠道的声音，各样声音能在市场中有不同的声音平衡，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某一种声音。
我们还有一个研究机构叫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我们也希望通过前期的价值创造到后面的价值经营和价值实现，通过对于它整个企业战略的梳理，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及后端媒介的关系管理能够揭示企业的价值，真正能够实现它在市场体现它的价值。
主持人鲁桐：您从媒体角度告诉我们大家，从新媒体环境告诉上市公司如何管理信息，如何处理信息。下面我想请建设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孙兆东先生！
孙兆东：谢谢主持人，刚才萨总讲得非常好，但我的工作性质和萨总不太一样，因此我后面的话得先来个免责声明，因为在座的有监管部门的领导。我个人认为，重拾投资者的信任首先要对上市公司的危机有个正确的认识，中国的“危机”由两个词组成，第一个词是“危机”，“危”字是通向成功，危险变成机会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危机的“机会”没有抓住，因此危机就会变得更糟，甚至危机没有提前发现，它就是个失败的危机。是这两个层次的意思。
刚才监管部门的刘博士讲上市公司的危机不外乎缘自三大方面：宏观、微观和中观。
首先宏观方面，现在我们面临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这样我们就会产生全球经济体现开放传导的，短周期、快节奏和波动的特点，在这样的特点下，我们加入WTO之后听到美国的次贷危机，越南货币危机、冰岛、迪拜、希腊国际债务危机、美国债务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等等，这些都会产生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这从宏观来讲就会导致A股在内的资本市场的波动。
其次上市公司面对中观的危机往往是行业性的。90年代显象管电视以及松下等上市企业，当时他们的利润都非常好，但他们面对一个危机，就是技术的替代等离子液晶电视出现了，这样的上市公司到了今天，很多由于技术创新淘汰的上市企业。
第三微观层面，我把它概括为几个方面。马主任提到产品危机，比如火灾危机佛塑科技子公司发生的火灾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质量危机，比如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东阿阿胶危机；还有减持危机，比如蒙牛在香港公告大股东管理层减持当天股价就跌了5.4%。无论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危机，我们面对不同的危机要有不同的处理方面才能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信心比黄金重要，投资者信心更为重要。危机上市公司信心存在辩证关系；危机时上市公司信心缺失的原因，上市公司的信心缺失必将导致上市公司危机。
第一，上市公司高管层要建立科学地应对危机的处理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刚刚翻译了美国花旗银行的董事长，他在美国花旗工作了53年，退休之后写了一本书《走向世界的银行家》，他写到作为国际银行家再处理上市公司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过程中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谈到，上市公司面对危机是非常好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呢？是行动的口令，他呼吁把自己当做局外人而袖手旁观，而且不知道没有任何情况下比危机更能促进生机的上市公司高管们应该积极面对危机行动。我个人也在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工作18年，我个人认为一家上市公司首先应有远见，应该尽早预见问题，开始行动，防止问题的发生，及早地发现，可靠的预警，及早建立窗口预警。
第二，上市公司应对危机应建立长效机制。
1、我个人认为长效机制的建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视会、高管层应该高度重视危机管理，建立专门的危机应对部门，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2、建立真正应对危机有效的应对预案。一家百年上市公司应该建立自己的预警机制，包括危机公关预案，危机应对评估预案，当危机来临时要按照预警正确地应急，及时处理，发现暴露尽早化解危机。
3、建立上市公司内控制度，上市公司要根据监管部门的法规要求，规范经营，增加透明，有效地遏制危机隐患的发生。谢谢！
主持人鲁桐：下面有请中国神华的黄总，他是危机管理的很好的实践者，下面有请他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黄清：我这边发言的题目是大道不能倒，企业使命最重要，因为我对危机的理解和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有时候大家把事故当危机，事件也是危机，刚才有人讲媒体事件，产品事故，我认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的基本规则是优胜劣汰。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产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离不开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只有打造优秀的上市公司才能培育理性的资本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上市公司危机的最佳方法是退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陈代谢才能生生不息。例如，中国创业板市场当务之急是出台退市制度，不要等到创业板公司出现大面积危机时才研究救市措施。正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文·乔布斯所说：“没人想死，即使想去天堂的人，也希望能活着进去。死亡是每个人的人生终点，没人能够例外，生命就是如此。死亡很可能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现在你们还是新生代，但不久的将来你们也将逐渐老去，被送出人生的舞台。”
对于少数系统重要性上市公司，情况可能复杂一些。这些公司，一旦退市，可能引起资本市场动荡，带来系统性风险，需要进行危机管理。方法如下：
一、反躬自问，问心无愧。危机出现时，首先辨识危机的来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外部危机，设法远离，有时甚至壮士断腕。内部危机，无心之失，手术吃药；有意为之，大义灭亲。
二、行胜于言，沉默是金。支持社会，特别是媒体监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控制事态，防止恶化，不是敷衍塞责。
四、经营业绩，社会责任。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模范履行社会责任，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努力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为中国崛起，为民族复兴。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鲁桐：黄总既谈到了危机处理“道”大的方面，又谈到了“术”的具体的体会。我想每个人都会受到其中的启发，下面有请北京大学民营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崔巍教授发言！
崔巍：各位专家，在资本市场中间我可能是门外汉，但我一直是长期研究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管理的，因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员在1995年被厉以宁教授倡议的，北京大学和全国工商联一起成立的，立足于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和企业管理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也接触中国非常多的企业家，现在北京大学推出了一个后EMBA的项目，就是针对中国的EMBA教育在创富的教育，往后延长就是人文教育，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其实相关的，如何建立在道德根基上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我担任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的主任，长期关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使命。其实很多公司发生这样的危机尤其上市公司发生很多的危机，今年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上半年又出来一个著名牛奶乳业公司出现的毒牛奶的事情，当然这个公司用危机公关的方式快速把危机处理了，现在很多公司非常熟练地把危机公关，通过媒体、政府和快速应对来解决了，这成为他危机有效的解决手段，却忽略了企业真正存在的意义，它的使命，刚才黄清黄总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企业真正存在的用意，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对消费者、投资者是极负责任，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现在是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社会极度地浮躁，我接触一些企业家，他们给我一种感觉，一个企业如果三五年时间不能做到过亿，甚至不能做到五百强甚至区域的五百强他感觉是挺没有面子的事情。所以说，在中国很多的企业为了上规模，往往通过政府关系，拉动项目投资，通过广告和营销手段上规模，往往通过先进的技术设备，增加技术的含量，他往往认为这些东西就能有效地，可以避免这种危机，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认为重建道德根基上的投资者关系。很多企业快速增长的秘笈是加大广告投资，依赖政府上项目，依靠设备控制质量，大量加大广告投入，营销策划，是直接的销售量增长，这是很多行业尤其是现在大量的民营企业超规模上升的秘密。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和行业，重视消费者，重视投资者，企业的道德才是真正企业的立身之本，很多企业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出现价格战和广告战，没有真正的危机事件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企业的根本。有的企业核心的能力是营销的能力，他们制造的营销事件的能力可能在行业中间无出奇有，他们认为能搞定消费者和投资者，但其实消费者和投资者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我们为建立在道德根基上的投资者关系才是更有次序的投资者关系，而不是短期有效的危机处理。
重建投资者关系不要忘记了企业本身的价值和使命，无论什么时候做正确的事永远比正确地做实更重要，从管理层对待危机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企业的价值观，未来的行为方式有所了解，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任何企业依靠的是消费者长久的信赖，企业的价值观正大光明地挂在那里却不受制于高官的决策。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每年要接触几百名企业，每年要面试从几个亿企业和上千亿的企业，我们一直在说企业做大了，企业不是属于你的，是社会的，是社会的，你就要承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来，企业家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不要在“刀刃上跳舞”，这种代价太大了，但很多人真正做不到。
企业中遇到危机，国外一些重要的公司，像GE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判断的核心是什么？有一次GE的一款产品出现问题，如果回收会造成6亿美元的损失，当时的事业部副主任伊美尔特，当时维尔奇非常重视股东的回报，韦尔奇最终做出的决定是支持回收。他说通用公司存在的底线是什么？我们公司的使命是什么？这句话是真还是假？我们的冰箱不能给老百姓生活提供保证而且造成损害，“明知有害而作恶”，你认为这个事情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就去做。作为企业公民尤其是上市公司，如果企业不能没有底线，不能贡献就不能作恶，你不能做出贡献的话，最少你不要作恶。往往一个企业的危机会成为一个行业的危机，投资者、消费者没有充分地解读就会误读一个行业，对行业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有怀疑的角度，行业、投资者也可以以怀疑的角度看待超速成长的企业，很多媒体报道跳跃式发展、火箭式发展，有些速度是违背企业客观发展规律的，我们不能依靠企业单单依靠道德去约束，行业本身的自律就不是单靠企业本身，而是靠很多监管的部门，给予企业以约束，对行业监督、企业监督更多的介入，企业应该披露公共信息，建立预防机制，也能够让企业转危为安。
其实中国的危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很多投资者是健旺的，同时也给了企业足够的空间，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一般行业几年时间企业就能重新恢复形象，建立投资者关系，核心还是建立投资者关系，这对认真做企业的企业是个机会，危机的发生也会促使整个行业进行反思，同时对领先的企业也是一种警醒，这对行业自律是有意义的，同时有些上市公司是行业的领导者，对国家负责任，对客户负责任，对投资者负责任，对消费者、客户和员工负责任的公司，这是我对危机中间如何重拾投资者信任关系的一种理解。不到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教，谢谢！
主持人鲁桐：谢谢崔教授刚刚提出了以道德为根基的投资者关系，这个点其实和刚才黄总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最后一个安排发言的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张志前先生，有请！
张志前：非常高兴能参加《资本市场》举办的圆桌会。刚才各位专家、领导都谈得很好，给我安排的题目当时是从行业和道德的角度看怎么样重树投资者信任的问题，我来自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公司是建行上市以后存续的公司，当时我们是建行第二股东，公司做证券方面比较多，最早我们有七家证券公司，四家控股的，包括中金公司、中投证券、宏源证券、西南证券，现在是一参一股，宏源证券和西南证券是参股的。现在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投资的项目。我是兼中投证券的监事，还有两家我们投资企业的董事。上市公司危机如果从道德谈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是诚信的问题，道德问题上升到诚信角度，我想更是一种社会的问题，刚才我来这儿天天能收到这样的短信，就是卖假发票、办证，这个诚信问题实际在中国这个社会上已经非常普遍，这样的短信我不能说天天收到，每周肯定都有，说明这个东西很小有市场。中国的诚信问题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市场经济，必须要有诚信，如果没有诚信的话，这个市场经济是没办法存在的。
谈到企业，如果你这个企业没有诚信，可能能一时发展或得逞，但长期来讲，你要做百年老店，要成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诚信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自古，古代的时候就特别做生意讲究诚信，办企业也要讲究诚信，做仁人志士也要讲究诚信，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社会存在着很严重的诚信问题。作为企业的角度来讲，信任度越低，企业发展的持续力和长久性就越差，越诚信，你可能发展得慢一点儿，但是你长远的角度来讲，发展力越来越强。
从重拾企业诚信的角度，给我提的课题，论坛的内容是怎么样从道德和行业的角度重塑信任。从我理解的角度来看企业最主要的还是看诚信，从监管的角度相关的制度要约束，对不讲诚信的必须要严惩。前段时间很多事情，包括双汇火腿肠，很多老百姓都讲这样的公司还天天做广告，继续卖产品，我们说危机公关，还让它公关，刚才黄总讲得很好，必须让他倾家荡产，必须退出，不讲诚信的企业不能通过危机公关使它存活下来。
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就是对政府监管的补充，是在政府引导、指导下做的一种自我的管理和约束。行业自律是需要成本的，但是行业自律也是对整个行业有收入的，有成效的，这里边怎么平衡行业自律的成本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达到一个最佳点，所以从中国的角度讲，行业自律目前还是做得不够，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讲，虽然说整个社会诚信是有问题的，但从企业的角度，尤其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诚信标准应该高一点儿，整体来讲上市公司标准诚信水平应该比一般的企业要高，所以你应该更加严格地倡导企业，建立诚信的企业文化。尤其出现危机之后，我觉得在危机公关或危机处理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要讲究诚信，信任是通过沟通产生的，但是如果你沟通得不当，那么这个信任就会丧失。如果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角度来讲，我觉得主要的核心是沟通，沟通最主要的态度是诚信。
谢谢！
主持人鲁桐：我觉得张总表达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不诚信的成本太低，不利于一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无限地讨论下去。
我首先作为主持人感谢以上十位女士和先生们的精彩发言！给大家以不同的侧面以启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有半小时的讨论，听下来这十位发言人围绕诚信、监管定位进行讨论，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对刚才的议题进行不同的讨论，作为今天的主题重拾投资者信心，我们谈到了更多道和术的问题，大家更多谈到了大道的问题，术和道比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于道和术的问题我们进一步牵扯到，比如今天证监会和银监会的相关领导也在场。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刚才赵主任谈到证监会十六字监管方针有一条“归位尽责”，就是证监会的责任除了要保证透明的市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保持一个高效率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中国的大话题，因为一个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融资平台，更多的是实现资源最优的配置，给投资者带来投资价值，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重拾投资者信心是直接相关的。
我认为，每个人对于如何建立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会有自己的体会，包括刚才萨总提到的监管的理念、目标和手段可能会有一些矛盾。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何建立高效率的资本市场这个话题，特别是今天还没有发言的人的理解？你们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弥补的措施和手段，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在大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还是有一些怀疑的，这也是刚才梅君教授他们做证券研究更多的证券交易的感受，包括萨奇萨总经理谈到的，我们是非常诚信的，从各方面非常规范，既是道德模范也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完全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好孩子”，对于这样的“好孩子”，为什么投资不买账呢？我买你们的股票至少五年被套在里面，是赚不到钱的，我希望有价值投资，我也希望有投资回报，当然你们的分红还是不错，我不能否认，不过我没买你们的股票。我认为这是特别有代表性的，特别令人尴尬的，我们学者也非常尴尬，公司治理能带来好的价值，但好的公司治理为什么在市场上往往表现不好，而一些差孩子在市场上龙飞凤舞的，往往让你觉得无可奈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我想把这个抛出来给大家作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当然发过言的人也有权利再发言。
刘擎：我是国投信托的，我的业务当中碰到了一个案例，这个公司叫600146大元股份，大元股份在过去一两年内，股民们称它为“妖股”，后来要融30亿的钱来收金矿。它经历了很大的上涨以后，装入的金矿它迟迟没有落定，它要装的珠拉金矿30亿也没有这个钱，又跑来信托找我们想发信托融钱，收这个矿。很多机构通过项目考察不愿意给它做，然后它就撒谎，它在公告上说国投信托要给它们发，我在6月11日发了一个微博，截至目前我所在的信托是没有意向给它信托融这30亿的，我觉得这种虚假的公告，证件监管部门如何有效监管这个事情？
5月份财经有篇文章大元掘金真相，发布以后，被资本市场上强烈质疑，包括对它操纵帐户，拉升股价有一些质疑。后来记者找到我，被稽察局查到要立案调查，这个事情我没有发表在媒体上，因为怕影响到公司的股价，我知道就知道了。稽察局对某一个公司立案调查，我认为对于中小投资者是应该披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监管部门到哪一步应当披露，到哪一步可以不披露，到哪一步可披露可不披露。
9月30日大元股份必须付30亿装这个金矿，显然9月30日他还没有筹到这个钱，现在都快11月、12月了，这个钱不管发心态还是发债还是贷款都没有拿到钱，长达两年装入金矿概念的炒矿概念来享受股价的拉升，但是显然是对市场投资者存在着很多的欺骗。而且如果媒体说已经调查了，作为监管者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对投资者说，我们还从6月30日拖到9月30日，它从6月份拖到9月30日，延期，我还是不知道大元是怎么回事。这个微博发布之后它两天跌停，两天停牌。很多记者找我，我不堪其扰。刚才监管机构的市场效率问题，我认为监管机构应该尽可能向投资者披露你的进度，监管处罚的信息。记者采访的是稽察局，并不是赵主任的这个部门，我想问一个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种公司已经立案调查了，但市场的传闻和猜测已经很多，应该把它就关进去了呢？还是明确说它已经被立案了，它涉嫌什么。我认为这是个监管问题。
赵立新：我首先说这个事儿是高度股价敏感的信息，因为这是需要上市公司披露来解决的问题。我谈一般的问题，不针对这个企业，一个公司被立案侦察，这本身就是被股价敏感的信息，这不应该是证监会披露，而是上市公司应该披露，因为证监会会给它一个正式的立案通知书，他应该作为重大信息来披露。这涉及监管效率和市场透明度影响到定价能力，我们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监管透明，我们对企业做了什么？审批在某一个过程中对会对股价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有些事件批了，这个好事儿就能做了，股价就会有提升，这个过程中由于不透明，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或不同的交易行为，我们也是致力于提高我们所有的监管措施的透明度，我们也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很多情况下是左右为难的情况，为什么很多公司停牌很长时间，一两年的时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非常影响市场的效率，一是投资者没有机会交易，二是企业对市场没有定价功能，因为它停牌，一直没有价格出来。这是不利的方面。
为什么要停那么长时间牌？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确认这些信息是充分、真实、有效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市场对这个企业定价那是很危险的，投资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去做他的交易行为。那么这个定价有可能是扭曲的，虚假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会影响市场的效率，这个市场效率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交易本身的机会，二是交易本身对定价有效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你要做权衡，是不是等信息完全充分、透明、公开以后再进行交易，还是我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恢复交易，让消息或信息在市场上进一步消化和完善。这两个选择有的时候是需要权衡的，掌握一个度，停多长时间的牌是合适的，这些信息是适合于市场进一步交易的，我认为下一步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国家市场上有很多特殊的情况。
比如上市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包括银行高度管制的项目和交易是政府审批的，所以上市公司不是信息决定的那一方，而由政府很多方面决定这个信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种状况下很难做到上市公司披露信息了，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这就是一个确定的事件，往往还需要很多后续的审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能需要停牌来等这个确定性出现。但有些是很无奈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就是这种管理体制，这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某些做法。
主持人鲁桐：今天还有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张九辉先生从资本市场角度谈投资者、监管者各自对上市公司的责任谈谈您的理解。
张九辉今天作为我们中介机构或投资者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一个投资人，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和西方的资本市场去比，举个例子，我也不理解，创业板号称准备了十年，从1999年到最后推出准备了十年，居然没有大家都很关心的退市，这不可理解，为什么经过十年的讨论最后还是推出来，目的就是赵主任讲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家还是有游戏规则，在游戏规则下参与市场，而不要过多地怪政府，怪监管部门，怪上市公司，我认为这首先作为投资者应该去看的。
刚才两位也谈到了危机公关，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是个网络时代，是个互联网时代，我想到今年是“冬天不冷，股票不热”，但有一个热的东西是什么？微博。微博很热，刚才这位女士也讲到微博，郭美美把红会炒成危机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和过去都不一样了，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互联网公寓，对于监管者和上市公司，作为投资者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问题。媒体实际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原来我们说欧美金融危机，它的股价波动非常厉害，主要是杠杆引起的，中国的股票波动不管怎么样是非常小的，很难见到一个股票有比较大的跌幅，因为有涨跌停板的限制，是因为我们没有杠杆或杠杆非常小，所以金融市场整体还是有效的，在资源配置、融资、投资方面。
大家可能想的多的是对投资者的回报还是欠缺所以提出了回报的问题。我从网络时代的危机公关和上市公司管理三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媒体，大家都要重视它；上市公司；投资人。刚才我们讲到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有人说美国是地球的脉搏，它是随时随地，过去的监管要看到第二天的报纸才看到监管政策，黄总来开会的话，每天三次都要上网搜索一下我们神华是不是有关于上市公司的信息。这对上市公司、监管部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媒体在所谓的事件中起的作用目的是不一样的，很多媒体是有良知的媒体，但也有一些小报或者比较开放的网站，他们更多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通过媒体无限放大。今年6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情，美国有家公司叫浑水公司，这家公司猎杀中国概念股，这家公司很有意思，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不太一样，他对五家公司提出了卖空的报告，佳汉林业（音）公司在八天时间损失上千亿，股价下跌了70%、80%，公司在这里面实际是有利益的，媒体在里面有没有利益？我觉得是有。现在的网络时代，有媒体找到上市公司，说给我多少钱我就不给你登了，所以有些公司确实心里比较有鬼，包括国家的一些公司不怕媒体发这些消息，他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却是有些公司有种种的缺陷，才会出现浑水公司抓住这些去做空你。
网上天天有这些消息，有些记者很有意思，从股吧里谁写了一个东西粘出来，有些股吧我从来不去看，比如东方财富网上的股吧，记者摘出去放到网上，马上通过网络传播速度和微博，非常非常快，有些记者还添油加醋去合乎编，去制造。互联网时代，这样对上市公司是特别大的考验。但非常讲诚信的公司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有些公司存在这些缺陷和问题，所以对上市构思来讲，你出了事情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阳光原则”，把事情说清楚，第一时间该道歉就道歉，第二与机构投资者沟通是最重要的，因为机构投资者是你主要的股价支持者。
从投资者的角度怎么看呢？从我们和客户接触的角度，很多时候说上市公司出了什么坏消息，有的时候出了突发的事件，没有预期的事件，刚才这位女士讲的大元这件事儿，其实明白人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但有时候是突发事件，从投资者角度来讲，为了保护他投资的安全角度肯定先是用脚投票卖出这个股票，因为这对投资人是理性的选择，没有办法的事情。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50层的楼着火了，说有火情，大家想的事情都是第一时间从楼梯跑下来。但你想几千们都在50层里都走这个楼梯就会出现踩踏事件，所以每个人的决策是理性的，但结果是非理性的，络绎股票市场所谓的暴涨暴跌到追涨杀跌的情况都是因为“羊群效应”造成的，不能说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但结果是非理性的。中国市场有它自己的特色，投资人对于上市公司的了解和我们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是一样的，这个公司在它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肯定是先要回避，等这个事情比较冷淡了或者大家了解清楚了再重新注视和衡量这个公司的价值，所以中国市场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这里我也想到，萨总讲到的银行股，其实无论从各方面角度讲，银行都是最有价值的，保险公司、基金都去买它的股，机构投资者也会买。这里有个弊病，价值投资者不参与银行股有两点，一是长期投资者的缺失，中国没有长期投资者，二是机构投资者的同化，从机构到保险，到基金实际上他们都是机构投资者，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要获利，没有像美国养老基金长期获利的，只买不卖的，这次证监会提出中国要做401K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负责有这个制度出来，那我觉得银行股是第一选择。
大家为什么喜欢炒ST呢？因为中国这个市场进入博弈时代，投资者很聪明，银行股每年有5%的股息收益率，对机构投资者来讲是不错的，但整体市场收益率可能就低了，因为ST有一夜暴富的机会，而且ST股有底线，它不退市，所以5元以下就买ST股，一出坏消息又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后面等着它的就是重组，“乌鸡变凤凰”，所以在博弈时代，中国的投资者太聪明了，太注重短线了，不像港股、美国市场它还是有波动的，我们这个市场变成了刚才我说的缺乏长期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同质化，如果要涨就单边上涨，如果要跌就是单边下跌。所以真正能够穿越牛熊的只有消费的股票而不是银行。消费类的就是茅台、中药和服装，这些但消费股。这些大消费股在高位会不跌的，而且它有很高的估值。
这个市场你想给它达到大家期待的美国市场那样的效率应该说是不现实的。美国也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在中国市场，作为上市公司、媒体、投资者大家应该首先了解这个规则，遵守这个规则，根据你的风险回报的衡量，去选择投资，所以无论你是作为价值投资还是趋势投资，还是捕捉消息，其实都是市场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期待证监会主席换了未来市场就会有大的变化。但经过这样的阶段肯定会有价值投资理念的扭转，最终还是价值投资者获胜，这是可以看到的。
主持人鲁桐：张总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理念，虽然资本市场不是很完善，很成熟，虽然我们面临的环境还是有很多复杂性存在，但仍然有一些人坚持自己的理念，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感谢以上11位发言者对这次圆桌对话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和努力，也使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非常得精彩，只是每次遗憾之处是时间特别短，话刚开头就不得不转一个。最后请论坛的主办方资本市场杂志社娄晓琪主编给大家做最后的总结发言。大家欢迎！娄晓琪：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而且感谢演讲嘉宾，参与嘉宾特别是感谢鲁桐老师的精彩主持，从去年开始我们开辟探讨对话平台“资本市场圆桌对话”经过一年的尝试，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反馈，也和大家的交流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今年我们这个论坛基本上要结束，实际上是为开启明年论坛的设计和规划，而且更希望大家参与论坛和没有参与论坛但对我们论坛感兴趣的可以参与论坛，提出方案设计，能成为资本市场圆桌对话论坛的参与者，因为我们这是个专业论坛，希望大家就专业文问展开深入的交流。明年我们准备以两种形式，一种是对向媒体开放的，第二种是对业内、监管和涉及机构小范围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
明年除此之外年初还有一个设计，这是我们动态的交流。中国经济发展大家都是亲历者，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的推动者实际反映在资本市场领域，反映在上市公司，但这一领域人的贡献其实改变了中国，甚至改变了世界。我们有一个想法，现在有三个架构，资本市场杂志社、文明杂志社和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推出一个公益项目，主要是记录和展示中国力量，记录改变中国的推动者，我们想以一千家上市公司为基础，把这些公司和机构的领航人作为历史记录下来，希望有更多人和公司参与，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对公司或者对从事商业人的记录，因为他认为他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我们是重文，重政治，但在历史上能记录这些人在发展和历史拐点的贡献不多，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不太在意，再过三十年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我们就想把这些领航人用影像的方式。
我们要给这些人拍照，组织国内最优秀的摄影家，把这些照片给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两千所大学永久留存，让历史记住这些人，这些人从公司以外还牵涉到监管部门和研究部门这两个层次，这是个公益项目。我们分三个层次，照片是相对容易操作的；我们还要组织一批油画家，给这些人在更有限的范围内作画，但作画也不作为商业，而是作为历史留存机构留存下来；再有为这些人塑像，有些人做的贡献很大，自己不好塑，这是这个时代大家共同要看到的，要让历史记录他。
我们从明年开始，因为今年经过一年的论证，方方面面，因为历史的见证了这一代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事情记录下来之后，这个人未来会更丰富，范围会更大。虽然我们的力量有限，但这个事情是公益的，也涉及到与各个方面的参与，我们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想法，也希望大家不断参与完善这个事情。谢谢！如果大家有什么好想法可以预我们一起交流，更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参与，明年的资本市场圆桌对话，也希望大家不仅仅是个演讲者，希望能成为策划者和组织者，为这个领域更多的思想交流，更多的经验分享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