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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卷」,还是河北

经营鱼竿厂快5年的李可,其实是个00后,虽然小学之后没再读书,这位年轻人在接手父辈工厂后,面临市场疲软、同业厂家陆续关门离去时,一边放低收入预期、以价换量,采取绕道发货的“商业策略”,以维持基本经营;一边探索细分赛道,瞄准利润较高的女性鱼竿小众市场,着手打造自主品牌,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深谙电商平台使用法则的消费者,在看中一款商品后,往往会截图、识别,同款产品的不同价格呈现眼前,几番对比后,为*价买单。

若再细心一点,观察这些*价产品的发货地,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河北。

不到50元的军大衣,十几块的鱼竿,个位数到手的T恤......“河北货”一次次刷新消费者物价认知,也让外省同行瑟瑟发抖,直呼“卷不过”,还有人“打不过就加入”,近年陆续有外地老板将工厂搬到河北。

但同时发生的是,低价对原材料和工艺造成限制,一些“河北货”价低质劣的言论也在散开;而低价对用工成本的*压缩,也引发业内对产业工人收入水平、生存境况的关注。

事实上,河北还是“内卷”的诞生地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通过满铁的记载,在华北地区三十多个村落进行走访,发现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地矛盾加剧,而有限的土地,在原有的土地耕作模式下,即便是每年多种一稻,边际效益会快速递减,在产量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当地人就会陷入自我纠缠。

因此,黄宗智用“内卷”来形容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加大竞争,掠夺资源造成的内耗,导致每个人都比之前努力,但收获不增反降。

河北作为首都经济圈的成员之一,经济发展有待提升,当地就业渠道和民众收入亟待提高。

发展消费品制造业和电商产业成为河北必须抓抢的一环,即使外省同行直呼“卷得活不下去”的时候,河北县乡地区的工厂、小作坊老板和一线工人的回应是,“挣几分也是挣”“比种地强”。

01 以价换量

钓鱼佬的圈子有众多公开的秘密,其中一点是鱼竿选品,据说钓鱼江湖有个认知:山东威海发出的是好货,河北沧州发出的就要小心了。

在这背后,威海和沧州是我国鱼竿的两大产地,前者大品牌鱼竿厂聚集,产出的鱼竿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后者则承包中低端产品,近年以低价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不过钓鱼佬们不知道的是,为了迎合这个圈子的“刻板印象”,不少沧州鱼竿厂家们,在威海、北京租个地方,将产自沧州的鱼竿,绕道威海、北京发往消费者手中。

“物流成本仅需在原基础上提高1-3元,发货地址即变更为威海、北京,销量、身价齐涨。”沧州一鱼竿厂老板李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钓鱼佬们没想到的是,在近年市场走低的背景下,威海的鱼竿厂家为了压缩成本,陆续迁至用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沧州,他们挑中的“威海货”,也许实为“沧州货”。

据李可介绍,沧州的工厂租金、用工成本普遍较低,这都是威海没办法实现的,“更何况,沧州不少鱼竿厂用的是自家的场地和房子,租金为0,如果是家庭小作坊,招工大都是同村家庭妇女或七大姑八大姨,农闲时侯过来挣外快,用人成本更低”。

以他的鱼竿厂为例,“作为源头厂家,地方是自己的,工人也是自己人,既为大牌做代工,也自产自销直接卖白牌,现在开始发展自主品牌了”。

这也是沧州鱼竿销售的主要方向,当地大部分鱼竿厂家和小作坊都是做代工,“也有加蹭大牌的商标,或者假货,少数为自主品牌,不过近年对三无产品的检查更严了,假货很少了”。

最近两年,在市场行情不好,业内总体以价换量的背景下,成本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可直言,近年国外汇率不稳,出口明显下降,当地早前干外贸的厂家大部分转内销,业内竞争更加激烈,“这两年沧州当地关门的鱼竿厂不在少数,我现在就是同类产品在业内打到*,(一套鱼竿)以前挣几块,现在挣几毛也是挣,够支付工人工资就行了,所以其他同类产品厂家很怕我”。

02 “电商卷王”

不止鱼竿。箱包、毛绒饰品、军大衣、羊绒衫......在电商平台上,一众消费品*价选项里,产地大都来自河北。

就连“电商之都”义乌也甘拜下风。有不少用户甚至评价:全国哪里的东西*,三年前是义乌,如今河北也有一席之地。

在这背后,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如火如荼,几乎县县有集群。公开资料显示,河北省年营收超过5亿元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达到333个,产业类型中,以箱包、童车、毛绒饰品等小商品制造产业占据大头,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

“本身有产业基础,再加上2018年前后,市场就显露下行趋势,陆陆续续有河北老乡从外面的工厂回到老家,开小商品加工作坊,当地很多县城制造业规模近年明显变大。”

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现从事采购业务奔走于全国各地,在他看来,相较长三角和珠三角,河北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上更具优势,尤其在近年欧美关税提高、内需疲软等背景下,企业成本缩减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不止河北老乡,不少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老板都陆续搬到河北、山东等地。

以人力成本来看。于先生举例,保定白沟箱包产业由来已久,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在全国名气和市场占有率颇大,近年量价承压的背景下,“老板会把订单分发到省内其他人工成本更便宜的农村,低的一天只需要十块二十块工资,这在江浙和广东工厂是不可能实现的”。

“像我们平时用的这种双肩包,一个熟练工,一个月撑死不会超过1000块钱。”于先生说。

王琦家在石家庄下属的一个村子,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约在2018年前后,村里陆续开起编织品加工作坊,编好后卖给厂家,“男人们大都去外地了,一般是村里家庭妇女和中老年人在农闲时期过去打零工,挣到一点是一点,也算是多一种收入来源”。

这一现象印证了黄宗智关于农业“临时工”的一项调查,意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群体,在正常的情况下全年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假设是100多天,但因为这些时间是分散的,因此在剩余的200多天里,这些农耕家庭仍旧无法长时间离开耕地,因此会主动接纳一些基础的手工工作,以维持日常开支。

与此同时,为了打出更低价抢占市场,工厂老板们不仅在用人、用地上尽可能缩减支出,也大幅削减自己的到手利润。

“我们当地一半的人都在做包卖包,有个开厂的朋友,一个包就挣几毛钱,不过可以从早到晚发货;还有的走更大量的,一个包就挣几分钱。”白沟当地人安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网上说河北人赔钱卖货,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挣得少,不过挣1毛钱、几分钱,也是挣。”于先生说,河北电商起步晚,很多老板就用低价抢占市场,只能砸钱换流水,还有的为了电商平台曝光率,前期赔本卖货。

△ 社交媒体上,点开箱包直播,IP地址多为河北 图源:社媒截图

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为什么发生在河北?或者说,为什么河北成为”电商卷王“,而不是土地和人力成本同样较低的中西部?

地理交通或是主因。于先生认为,河北地处华北平原,交通优于大部分中西部省份,村庄与村庄之间密集度较高,且当地人也不太喜欢出门打工,劳动力集中度也较高,“山东也类似,所以电商平台上能打出一些消费品类*价的,往往是这两个地方”。

河北、山东、河南正是黄宗智当初调查那三十多个村落所在的省份。

03 低价之争

不过,价格战发展至今,从宏观层面而言,对产业发展是一种伤害。

短期来看,厂家打价格战,似乎利好消费者。但是长期来看,不健康的低价竞争模式,对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的剥削,可能导致消费疲软、产业升级滞缓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等结果,于各方不利。

经济观察报近期发文指出,通观近年来的价格战,主流的驱动力并不是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而是野心、贪婪和恐惧,价格战发起者和降价令下达者是野心和贪婪,不得不卷入其中的同行或供应商是恐惧。

“电商卷王”河北,也在遭受反噬。

社交媒体上,一部分网友将“河北货”视为价低质劣的代名词,于河北当地追求质量和品牌化的商家而言,面临的挑战也随之增加,类似沧州鱼竿绕道威海、北京的应对之策,长期来看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资源浪费。

李可多次提到,鱼竿加工制造,技术和工艺门槛并不高,不论威海或沧州,只要在选材、制作工艺方面要求一致,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无区别。

“我们厂里也给威海的大牌鱼竿做代工,但是一模一样的产品,不挂牌子,自己从沧州卖出去,就算价格更低,销量同样上不来。”

于先生一边吐槽河北老乡喜欢较劲、就是要用低价卷走同行,也同时深刻地知道,在当前市场背景下,电商起步慢于长三角、珠三角的河北,当地企业老板要么卷、要么关门,没有中间路线;而对于河北农村广大的闲散劳动力,低到让其他地区乍舌的工资,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农忙之外难以拒绝的增收选择。

不过也有一些新鲜的血液。

经营鱼竿厂快5年的李可,其实是个00后,虽然小学之后没再读书,这位年轻人在接手父辈工厂后,面临市场疲软、同业厂家陆续关门离去时,一边放低收入预期、以价换量,采取绕道发货的“商业策略”,以维持基本经营;一边探索细分赛道,瞄准利润较高的女性鱼竿小众市场,着手打造自主品牌,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红海里找蓝海,蓝海里找垂直,总有合适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李可、安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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