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因其价格低廉和使用便捷，已经成为城市居民重要的交通工具。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千万人口城市中，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500万的城市共有7座，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苏州和杭州。
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的爆发式增长，造成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驶入机动车道、超速、自燃、逆行以及停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影响了公众的出行便利度和安全，另一方面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多个城市已出台管理政策，如限速规定、车辆登记、设立专用停车区等，部分城市甚至着手推进电动自行车立法管理。
6月1日，《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明确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及易引发的危害后果；9月27日，广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维修、登记、通行、停放、充电等管理作全面规定。
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涉及城市交通、居民出行权以及安全等多个层面，乱象频发背后的根本问题在于路权不清晰、执法力度对违规行为缺少震慑力，以及部分城市道路早期设计存在缺陷等。虽然各地逐步推出的管理规定和立法，展现了政府的积极态度，但要实现真正有效治理，还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
“性价比特别高”
“对于家离公司十公里的打工人来说，通勤挤地铁太累，公交车要等，打车太贵，日常出行早已离不开电动自行车。” 阿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宝妈丽丽虽然家里有车，但她更喜欢骑电动自行车。“这不仅避免了堵车的问题，而且性价比特别高。一辆3000多元的电动自行车，至少可以用四五年，平时一个月的充电费也就几十元。”
如今，电动自行车早已成为人们日常出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根据行业协会和公安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为3.5亿辆。
在这3.5亿辆中，大城市的占比尤为突出。
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4年4月底，常住人口逾2000万的上海，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为1200万辆，几乎成为家庭必备出行工具；常住人口约1882万的广州，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量超470万辆。两地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均在全国排名靠前。
“中国城市中的电动自行车使用率特别高，特别是在通勤方面，其占比达到20%，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城市特性，比如高人口密度，昂贵且不方便的停车场以及频繁的交通堵塞。”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表示。
此外，人均收入水平也是重要因素。“许多居民无法承担汽车购买和维护的成本，但是又需要一个便捷灵活的通行方式，因此电动自行车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聂日明说。
但这又引发了一个悖论：因为城市道路堵塞，电动车出行方便，原本有车的家庭，也会增购电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因此，城市道路中的电动自行车比例不断变高，进一步造成城市道路拥堵。
而这个结果，由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共同承担。
除了拥堵，电动自行车的快速增长还引发了诸多问题。
以造成的交通事故为例，据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到2017年间，中国约发生了56200起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导致8431人死亡，63400人受伤；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事故数量每年增加8.6%，死亡事故年增幅高达13.5%。这些事故的高发与电动自行车的速度、驾驶者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足以及相关制度的缺位密切相关。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电动自行车的购买和使用门槛较低有关。驾驶者不需要提供相关的驾驶资格，就能在线上以及实体店购买到任何型号的电动自行车，部分商家甚至提供车速解锁和简单的改装服务。
而同样是人口密度较高的日本，电动自行车一旦超速，便会被视为机动车，要求驾驶者取得驾照并购买保险，与我国对摩托车的管理类似。
但从当下道路环境和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来看，若严格按照以往对摩托车的管理，要求驾照、行驶证，统一保险等，势必会增加使用者的经济负担，进而又影响电动自行车的普及和灵活性。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城市采取限行、限速等措施，以期控制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和使用范围，但这些措施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管理延伸至生产端
近年来，为了有效缓解电动自行车数量激增带来的影响，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
北京和上海等城市采取了路段限行的措施，通过划定特定的区域和时段，限制电动自行车的通行，以减少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
南京、杭州等城市则实行了区域限行，而深圳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区域+路段+时段的限行政策。这些措施旨在平衡电动自行车带来的便利性和城市交通管理的复杂性。
但从效果上看，为了避开限行的时段和道路，反而导致了周边道路更加拥堵；而骑行者为了避免驶入限行区域，有些则会驶上人行道，挤压路人的行走空间。因此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除了限行之外，其他的管理方式。
广州市在电动自行车管理上也在积极探索。
2024年9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规定旨在通过立法手段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更严格的管理。该草案包括了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维修、登记、牌证管理、道路通行、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详细规定。
广州市还明确表示不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并提出了对电动自行车实行总量控制的可能性。
此外，广州还计划对电动自行车实行信用管理，将交通违法行为与个人信用挂钩，以此提高骑行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但要让政策发挥效果，与之相匹配的，便是执行力度。
比如在许多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的人员有限，无法及时发现并处理电动自行车的违章行为。再加上电动自行车涉及，包括交通管理、市场监督、城市规划，甚至不同区和街道的管辖权等，跨部门的协调难度大，导致管理措施的执行常常出现漏洞。
此外，现有法规的刚性也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使用需求。尤其是对于外卖、快递等行业而言，电动自行车是他们生存的工具，过于严格的规定可能直接影响这些行业的运作。因此，单一的管理方式难以满足复杂的现实需求。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发现，目前各大城市对于电动车更偏向于处罚和限行等针对使用者的管理，鲜有对道路规划以及生产和销售进行约束。
对此，聂日明建议，政府应深入了解不同群体对电动自行车的实际需求与使用情况，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例如，通过抽样调查收集电动自行车使用者的行为习惯、收入水平、保险意愿及对改装的需求，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针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需要全社会共同探索既能满足出行需求、又能有效管理的解决方案。例如，建立完善的保险制度，设立合理的交通处罚机制，参考机动车的驾驶执照对其进行积分管理、规划适宜的停放地点等，既能确保交通安全，也能维护车主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聂日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