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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创业中的打工人

这是几个小兵的故事,从冲入战场到狼狈撤退,在乱战中,他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狂热信仰背后那冷冰冰的现实真相。

一则英雄帖,搅动了沉寂已久的互联网投资江湖,也唤醒了许多人心中压抑着的创业热情。王慧文振臂一呼,刚刚成立连产品都没有的光年之外就拿到数亿美元的投资,这是AI时代的传奇故事,也吸引着无数普通人入局。

在技术理想主义的驱使下,在错过风口的恐惧中,大模型的创业热潮激荡而起,没有人愿意在岸边做一个旁观者。但跑步进入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故事并不好讲,绝大多数公司,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充足的弹药。打一枪,甚至一枪都开不出来,就得缴枪认输。

这是几个小兵的故事,从冲入战场到狼狈撤退,在乱战中,他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狂热信仰背后那冷冰冰的现实真相。

你追我赶,迈入新风口

得了癌症后,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刘梓星,一度感觉非常疲惫。她像一个时刻运转的庞大机器上一颗渺小的螺丝钉,松了,就再紧一紧,日子一天天重复,很难抓住工作的意义。治愈后,她回归正常生活,就打算从大厂离职,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没想到,王慧文在即刻发的三条帖子,让刘梓星原本沉寂的心,再次澎湃起来。

那还是一年多以前,从美团退休两年的元老王慧文,高调宣布带资入局,成立“光年之外”,要争当中国的OpenAI。一封仅仅百余字的英雄帖,洋溢着对人工智能的狂热信仰,和要改变世界的昂扬斗志。

去年2月13日,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发布AI英雄帖。图源网络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慧文又连发数帖,招贤纳士。在刘梓星生日那天,她看到一条新帖,光年之外正式启动A轮融资,并诚邀“想用AI改变世界的产品经理”,“共创AGI时代”,刘梓星立马下定决心,取消休息的计划,投身到这波AI浪潮中。

很快,一封与寻常简历不同的自荐信,出现在光年之外HR的邮箱里。在这封信里,刘梓星不仅介绍了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还讲述了自己患上癌症后如何治疗痊愈的过程。

在信的结尾,她写道:“在治疗期间我⻅证了太多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作为⼀名⼈⼯智能产品经理和⼀位已经治愈癌症的患者,我希望将提⾼国内患者的治愈率和医⽣的医疗⽔平作为⾃⼰毕⽣的使命。”

激动的不止刘梓星,在那几个月里,国内科技圈一片火热。前搜狗公司CEO王小川、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前字节跳动视觉技术负责人王长虎纷纷宣布下场创业,投身生成式人工智能热潮。抓紧入局的亢奋情绪在整个圈子里蔓延开来。

抢占位置、抢占人才、抢占资源,成了指令枪响时大佬们的首要任务。

王慧文在网上着急招人,光年之外的HR们也忙着面试。自荐信投出去一周后,刘梓星就收到了面试邀约。她以为,在王慧文的号召力下,光年之外的竞争会非常激烈,没抱多少希望,于是又把百川智能、零一万物等叫得出名字的大模型公司都投了一遍。

结果,每次投完简历一两天的时间里,刘梓星基本都能得到回复,大部分约的都是线下面试,她这才感受到,各个初创公司对于人才的渴求有多么强烈。

刘梓星还记得,她在北京的一家咖啡店,面试了一家视频生成模型的初创公司。她见了面试官才发现,对方不是HR,公司也没有其他人,连投资人找的CEO都没到岗,只能由投资人亲自出来面试。

在那一个小时的面试里,作为攒局者,那位投资人像是给刘梓星做了一场小型路演,刘梓星不需要推销自己,对方一直在主动介绍公司的愿景和目标,他们对AI行业的理解和期待,以及创业本身的风险性。他问刘梓星:“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只可惜,这家公司当时已经明确了文生视频的方向,而不管是光年之外还是百川智能,都没有给刘梓星一个明确的答复要做医疗,*一家含糊表示会进入医疗行业的大模型公司,成了刘梓星*的选择。

摆在刘梓星眼前的,是一片迷雾。产品的应用场景还不具体,直属的领导都没有到岗,但创始人的学术、大厂双重背景,站在背后的明星基金,以及潜在的业界资源,足以打动自己。在HR打来电话时,刘梓星当场便答应入职。

刚参加工作时,以商汤科技、旷视科技等公司为代表的AI 1.0时代已经进入尾声,刘梓星一直觉得自己没赶上好时候,直到ChatGPT的出现,让她觉得下一轮技术变革突然近在眼前,一定要抓住这个10年甚至20年一遇的机会。

这样一个性感的故事,中国投资行业和科技行业也等了太久,每一家大厂、所有头部的VC都害怕错过,所有人的想法,都如同刘梓星一位同事描述地那样:“不想在岸上看别人冲浪,自己先跳到海里再说。”

摸着石头过河

跑步时分泌的“兴奋多巴胺”,会让刚进入跑道的选手浑身充满力量,以为终点很容易就能到达。

本来在做创业项目的李响,去年加入一个大厂高管离职创业、头部VC机构参投的创业团队。恰逢团队刚刚拿到A轮融资,李响认为它有成为明星公司的势头,他想着或许自己可以在这里做出一个明星产品。

刚加入新公司时,李响每天都过得开心又充实。他经常和同事们聚在一起,讨论刚上线的新模型,一起试玩有趣的新应用,还会互相分享优秀论文,联系产品、算法的同事一起推敲。

虽然落地场景还不具体,但公司设定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做一个能够与网络世界交互的通用智能体(Agent)。以最普通的场景举例,这个智能体可以调用电脑端的所有文档以及软件,并且还能联网搜索,提高用户的办公效率。

加入公司的*个月,李响与团队成员共同筛选出10多个潜在的通用智能体应用场景,产品、研发等不同岗位的员工,要对这些场景逐一进行评估和打分。打分文档的首列详细列出了评估标准,涵盖了商业前景、市场规模、市场排他性、操作难度等诸多要素。

所有人给出的分数加起来,会得到一个总分,公司依据分数高低,来判断哪些方向要优先探索。最终,他们还是觉得金融、法律、新媒体这几个方向比较容易落地,可以尝试着去变现。

加入大模型公司后,早已厌倦大厂格子间生活的刘梓星,也治好了“周一焦虑症”。这是一家人数不多但野心勃勃的公司,公司员工数量加起来还不如园区的物业、保安和保洁阿姨多,但所有人都在快速奔跑。

刘梓星经常和同事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把大模型变成人人可用的虚拟医生,如何让AI做更多事情。除了医疗方向,公司还有人在探索电商场景,每当前路行不通时,刘梓星也会跟同事打气,暗自和电商小组较劲,要坚守自己做医疗的情怀。

虽然大模型创业公司的氛围都比较开放,给了大家时间和财力去探索,但业务方向并不好找。

在一起会议上,刘梓星拒绝了领导又一次提出的新想法。在看到其他产品拥有虚拟的数字人形象后,领导便提议:“加入换肤和声音克隆会显得产品厉害一点。”但在刘梓星看来,这与之前领导们选定公司大模型的应用场景一样,决策都是拍脑门的,没有经过市场调研。

这样的盲目,在大模型创业公司里普遍存在。在北京一家工业软件赛道的AI公司工作的谢雨婷,曾在GPT-4发布的2023年3月参与了一场产研全员大会,充满斗志的技术合伙人,在会上畅想AIGC带来的新机会。即便这家公司从AI 1.0时代走过来,已经在一个产品上做了五、六年时间,但老板们还是决定,暂停主营业务,ALL in 大模型。

“他说那是这么多年来,*次真正感受到,作为创业人去创造一些新的价值。”谢雨婷说。虽然有人怀疑公司转向是否明智,但在很多技术乐观派的眼中,这件事反而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大家都选择观望,也没有人因此离职。

这是一个新的故事,讲给员工,讲给投资人,也讲给自己。在此之前,谢雨婷的公司已经陷入融资困境,上一代产品不被资本市场看好,自身也无法实现盈亏平衡,在这样一个节点上转向,或许能获得喘息的机会。

只是,在中国,To VC的故事,已经不像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么好讲了。

从百米冲刺变成马拉松

一盆凉水,很快浇灭了一些AI创业公司的热火。

创始人们*感知到气温的变化。过了最初那让人心情激荡的几个月,投资机构们突然变得手紧起来,除了光年之外、百川智能、月之暗面等少数几家公司,融到了比较多的钱,没挤进去的投资机构,普遍开始观望。

金沙江创投主管合伙人朱啸虎曾表示,在中国做AI创业,必须考虑在什么场景下可以实现落地,并且*天就要可以赚钱。被情绪裹挟的投资人们开始冷静下来,他们逐渐意识到,大模型不像早期的互联网项目,能够以小搏大,市场对于短期回报的预期可能过于乐观。除了自带光环的明星公司,投资人更多是在观望,愿意打开钱包的人是少数。

李响的公司,也没有出现在*波融资名单里。

在资本市场的寒风中,李响的老板开始感受到挣钱的急迫性。公司只有A轮的体量,投资人却提出了C轮公司的盈利要求。为了提高营收,公司原本规划的通用智能体,变成了“哪个客户出钱,就做哪个方向的应用”。

接下来的4个月,李响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厨师,他需要保证每道菜都快速出锅,还得让食客满意。如果项目没有客户购买,或者功能尚可但客户觉得性价比不高,那么这道菜将被快速舍弃。来不及复盘分析,李响就得投入下一个新的项目。

从智能客服到公司内部问答系统,再到招聘软件,李响已经记不清所有参与过的项目细节。他*确定的是,有的项目在短短两周内就被叫停,即便是持续时间较长的项目,也鲜有维持3到4个月的。

在工作任务繁重的金融项目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几名负责算法和工程的同事离职。这些项目要求算法和工程驻场到客户公司,进行数据整理、清洗和模型优化,因此需要在合同期限内完成工作。如果实际需要15天的工作量,合同期限设定了10天,那连轴转、周末无休便成为常态。

加班加点的工作成果,却无法复用到下一个项目,这次客户是金融机构,下一个客户就有可能是美妆公司。伴随着每周的例会,同样的场景反复上演:新方向被提出、旧计划被搁置,每一个方向都没有长久做下去。研究了一个月的产品方向,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

感受到挫败的不止李响,刘梓星和同事在9个月前设想的大模型产品,到现在都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专科医生。以肺结节为例,它在影像报告中并不罕见,医生需要综合考虑结节大小、形态及个人病史,来判断其性质,而模型的答复往往会被简化为:“肺结节是肺部组织的常见疾病,如果不确定,请及时就医。”这种回答虽然安全,却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

归根结底,刘梓星的公司缺乏对医疗行业长期、深度的积累。目前,他们更多依赖公开数据,比如学术期刊、指南和国内专家共识等,很少包含完整的临床细节。而这一赛道的其他头部企业,在医疗领域已深耕多年,早已建立起成规模的互联网医生团队,拥有庞大且专业的医学知识图谱。

另外,对于医疗机构的客户来说,辅助诊断也不是它们的重点需求,预算自然很有限。面对数百万的报价,还不包括硬件成本,客户听到后便开始会犹豫——“我们真的需要它吗?”

在核心业务难以推进的情况下,刘梓星每天70%的时间都在调研其他产品。为了凑满周报字数,看得新论文、竞品大模型的新进展,都被刘梓星当作工作内容写了进去。新入职的同事工作也并不饱和,刘梓星和同事还经常打趣说,客户还没有公司新开的办事处、子公司多。

刘梓星和同事提议同时做一些其他项目,都被老板否决。在这一年里,公司的业务方向换了3次,定好之后一次次推倒重来。*的变化是,公司的下班时间从最初的晚上9点,提前到了下午6点。

信仰充值,失效了

那次业务转向的全员会后,谢雨婷的公司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开发出一款新产品,但上线之后发现,被狂热信仰快速催熟的产物,并不如想象中受到市场的认可,也没能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随着负责融资的高管离开,公司人事开始动荡,几个重要角色的变动,让下面执行层的人变得无所事事,产品失去了方向,处在停滞的状态。紧接着,就是一轮裁员。到最后,员工数量从*时期的200人降至50人。

为了应对加剧的财务压力,裁员的同时,公司还给员工降薪10%。考虑到团队情绪,公司与员工签订了一份合同,其中包含了一个激励条款:若公司能在今年2月前成功获得融资,员工薪资将上调30%。

但直到现在,融资款都没有到账,谢雨婷依旧拿着打折的工资。员工们不再对涨薪和期权这些诱人的承诺抱有幻想,老板的“画饼”大会却愈发频繁。

业务失速,融资不畅,老板们似乎就剩下“信仰充值”这一种方法来稳住军心了。

李响的老板习惯在每次全员午餐会上向员工兜售期权与梦想,两个小时的会,老板可以不停歇地讲一个半小时AI的未来,他神情激昂,甚至过程中都不喝水。李响有时觉得,老板这套东西还可以给客户和投资人讲,先在员工这里打磨一下,看看大家的反馈,再修改到PPT里去。

老板讲的每一个目标,听起来都充满意义感,但这些令人激动的演讲,李响重复听了半年,越听困惑越大。

“公司战略一直在变,之后的重点是什么?”“项目投入了很多人力,最后只赚那么点钱,你是怎么考虑的?”“产品现在分为三个方向,到底想做什么?”在一次周会的最后,李响与同事们抓紧最后的15分钟,向老板提出一连串抱怨已久的问题。

所有人都渴望得到清晰的回答,但他们收到的却是含糊其辞的回应,“小的战术方向是抖动的,但战略方向从未更改,我们公司的目标一直是硅基未来,只是在追击未来的过程中要继续探索不同的方向,这些都是正常的”。

巨大的落差让李响对当下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他习惯用0到100的分数量化自己的生活质量,依据心情和目标达成情况来打分。在他的日记本上,分数已经从刚入职公司时候的满分,下降到60分,这是他彻底失望的临界点。

伴随着一次次脱离实际的周会,那些最初吸引他加入公司的愿景和标签,逐渐被现实所侵蚀,变成了一场场毫无实质内容的讨论。即便是出身大厂技术管理层的创始人,似乎也对产品的底层逻辑和开发进度失去了兴趣。李响的分数本上,数字开始不可阻挡地下滑。

谢雨婷也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她的同事离职后,普遍会进入一段漫长的休整期,再开始下一份工作。一位同事原本满怀期待加入公司,希望参与工程软件的研发,进来后发现,所谓的"前沿"大多只是研究课题或者论文,并未实际落地到行业。另一位抱有类似想法的同事,最终选择离开这个行业,转而投身于游戏领域。

参与者心态的变化也折射出行业的冷暖。从目前来看,这轮大模型创业潮的回落点或许比想象中更快,大模型赛道在年末开始降温,进入了一种更为审慎的阶段。

拿不到融资款、没有钱烧的公司,开始被挤出牌桌。去年年初,声称专注于大模型的创业公司多达200余家,但到了年末,市场上只剩下20余家公司活跃着。

“即刻”App上有则帖子,总结了一些AIGC行业To VC初创公司的特点:创始团队人均名校博士和大厂背景、频繁演示PPT和未完成的产品demo、沉迷于在国内跑分刷榜、做To B产品盲目追逐高客单价不怕被定制化拖死。

帖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线员工所见证的AI光环背后的故事,也为外界揭开了那些人工智能热潮中可能被忽视的真相。

国盛证券的分析指出,要想开发出对标ChatGPT的大模型,至少需要10亿元的资金作为起点。面对高额的前期投入,企业自然寄希望于通过商业化途径来缓解财务压力,但从目前来看,能够在这个大模型的"黄金时代"中实现盈利的并不多见。

这也意味着,绝大部分投身AIGC热潮的公司,会在漫长冰冷的寒冬中死去。

刘梓星放弃了她的志向,她意识到,国内的医疗环境是单靠技术是无法改变的,现阶段医院的数字化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大模型的落地。在猎头那里,自己公司的推荐理由已经从“管理层由大厂出身的技术高管组成”变成了“工作与生活平衡,6点就能下班”,但这种迷茫、没事情做的状态,不是刘梓星想要的。

这场AIGC的梦,醒得太快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董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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