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含义。
它的两面性显而易见：一面是野蛮，充满了原始的欲望；另一面是野性，拥有心灵的自由。但时常，这两者并没有*的分野，而是在不同阶段或分离，或交织。
现代人总是被诟病，原本应当“撒野”的年龄，无论是孩童还是青年，都多了沉静、少了野性，多了老成、少了意气，多了规训、少了野性。建筑也被诟病，凡尔赛宫看似是人类创造出的艺术精品，但怎么看都更像矫饰的工业文明，缺乏自然粗狂之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野性失语的时代。
究竟什么才是真的“野”？
“野”是一种未经驯化的，随时可以脱离“人生主线”的状态；“野”是一种本能，是追逐目标和冒险的饥渴；“野”是一种不需要任何人检验和批判的自主和自洽；“野”是无视强权的气质，是挨了揍还能梗着脖子不低下头的姿态，是被捏扁也能恢复原状并狠狠回头骂上一句的勇气。
假如我们的身体还没有作出改变，至少我们可以从思想上开始转变。我们总能改变些什么。
正如杰克·伦敦当年那样坚毅与勇敢——“我宁愿是燃烧过后的灰烬/也不愿做地上的尘土/我宁愿我的星火在耀目的火光中燃尽/也不愿任其干腐窒息/我宁愿做一闪而过的流星/每一个原子壮丽地发光/也不愿做永恒沉睡的行星/为人的使命是去活，而不是存在/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延长生命/我会用尽我的每一秒。”
《环球科学》杂志曾经刊登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总结了关于野生动物被驯化的过程与结论：1959年，苏联研究者将一些“相对接近野生状态”的狐狸带到了西伯利亚，他们将这其中的每一代里最听话的狐狸进行交配繁殖，渐渐地，这些狐狸的后代无论在样貌上还是行为上都更接近于人类的宠物。繁殖几代之后，这些狐狸的后代从样貌上看开始变得雌雄难辨。
研究者发现，不仅是狐狸，诸多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在驯化后都出现了相似的特征——脑容量变小，拥有更小的牙齿和更短的鼻子。这个实验解释了此前的一些谜团，比如，与石器时代的祖先相比——例如尼安德特人，我们的大脑更小，眉弓也不那么突出，这是对人类自我驯化过程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撑。而这个驯化过程中，作为现代人的我们，长相越发显得不那么“狂野”。
除去样貌，在人类文明肇始之后，由内而外的驯化才真正开始。作为“驯化综合征”的显性结果，当文明进步时，属于原始本能的野性就会越发退隐——
现代人总是被诟病，原本应当“撒野”的年龄，无论是孩童还是青年，都多了沉静、少了野性，多了老成、少了意气，多了规训、少了野性。建筑也被诟病，凡尔赛宫看似是人类创造出的艺术精品，但怎么看都更像矫饰的工业文明，缺乏自然粗狂之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野性失语的时代。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一切都*归咎于文明的驯化，而应在既成事实的文明世界里重新探究文明与野性的关系。
从“野”说起
野，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含义。它的两面性显而易见：一面是野蛮，充满了原始的欲望；另一面是野性，拥有心灵的自由。
但时常，这两者并没有*的分野，而是在不同阶段或分离，或交织。
这难免会让人想起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野性的呼唤》中引用的一段话：“往日流浪的渴望在跃动，对着习俗的锁链怒号；野性从冬日的睡眠里，再次发出醒来的欢叫。”
从这个意义上讲，“野性”是一个中性词，正像杰克·伦敦笔下的巴克，为了生存，撕下文明的外衣，既是血性觉醒，亦是你死我活；感受到桑顿的温情，文明规训再度归来，它穿越重重森林在山谷以悲鸣凭吊。
从巴克身上，我们看到了杰克·伦敦对于生存与野性的思辨，这是一种关于人性的隐喻。野性从来没有随着进化而消失殆尽，它可能只是藏在基因的最深处，只有在生活展现出原有的残酷时才会被激活。它呈现出来的形式，或是自由，或是力量。
1897年，美国西部掀起一股淘金热潮，那里聚集了一群最有野性的男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也正在此时，杰克·伦敦抛下一切，远赴寒地阿拉斯加。他见识到严酷的冻土、险峻的高山以及冷寂如世界尽头的重重森林，感受了孤身涉险的经历，这些都让他对自然之野与人性之野有了全新的认知。
杰克·伦敦的孤注一掷、毅然决然，怎么不算作一种野呢？或许我们一直曲解了野性，实际上，它有着更广阔的外延——勇敢、自由、真实——最终回归内心的稳定。看看他曾经写下的诗，或许是对“野”的一种自洽的释义。他写道：
“我宁愿是燃烧过后的灰烬/也不愿做地上的尘土/我宁愿我的星火在耀目的火光中燃尽/也不愿任其干腐窒息/我宁愿做一闪而过的流星/每一个原子壮丽地发光/也不愿做永恒沉睡的行星/为人的使命是去活，而不是存在/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延长生命/我会用尽我的每一秒。”
野性只是被压抑了，不是消失了
野性源自天性，而文明则来自后天的驯化。事实上，对于人类而言，文明，既是诱因也是结果。随着人类文明的蓬勃成长，我们习得了更多的礼义廉耻，一旦披上这层文明的外衣，就会越穿越多。
在任何一个走在文明前列的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野性的日渐式微都显而易见，人一生的时间线的各个节点上，关于“野”的关键字都异常模糊。
孩童时期，越是大城市中的孩子，越是朝着“乖”的方向一路成长。起初，这是家庭定下的规则，尤其在知识阶层较高的父母看来，谦卑有礼、冷静不动粗是评定好孩子的重要标准。即便在以野蛮开启文明的西方社会，人们依然更崇尚用文明控制行为的教育，并以培养绅士、淑女的贵族教育区分阶层。
比他们更晚一步发展的我们，也在这几十年里无可避免地步了后尘。
记得一位前辈讲述过自己的少年时期——日日斜挎着洗得发白的书包上下学，里面藏着被男孩们视若珍宝的弹弓。男孩的世界总是简单直接、血气方刚，经常一言不合就扭打在一起，几番较量后，又勾肩搭背起来，仿佛无事发生。少年的冲动也常常发生，好兄弟被欺负了，他们一哄而上，两方斗法。说起来，他曾感叹过，这或许是川人骨子里的野性。
而今天，我们看到过去游荡在乡野和巷陌之间的少年，从吹着口哨、爬树、奔跑、打闹，替换为现在规规矩矩地端坐着，阅读、刷手机或发呆，眼中的光以及对世界的好奇与渴望，都随之变得黯淡。
所有的驯化，似乎都是为了让人从小就学会在钢筋水泥构筑的文明都市里与生存规则和睦相处，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经历过一代代文明的洗礼后，不断进化出来的、明哲保身的经验。毕竟，在一条看似一览无余的直路上做着规定动作，看起来总比释放最真实的自己更安全。
待到少年成年，所谓的城市文明与工业文明带来了更沉重的枷锁——日趋精致化的人生、精细的筹谋和无法与之相匹配的心理破碎感。文明，让人们有机会被驱使、被奴役，追逐约定俗成的标准、统一的成功（无非是权力、金钱、名声、地位）。
最终，个体沦为工具人，身体被束缚的同时，灵魂也难逃一劫，升学、就业、升迁、婚恋……无一不成为心理焦虑的源头，越害怕无法成功就越焦虑，越焦虑就越如履薄冰。
人一旦活成了一种惯性，就意味着失去了一颗勇敢自由的心。
人们习惯了所谓的“正确性”，对打破惯性的做法会颇有微词。比如，早在几年前，媒体就铺天盖地地报道过姜文的育儿之道。拍完《让子弹飞》后，姜文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一年，后来才发现，他带着两个儿子去了新疆。事情的起因是，姜文发现两个儿子在家生龙活虎，但一出门就变得怯生生的，这让这位父亲开始反思平日里的家庭教育。到了新疆之后，姜文带着儿子每天晨跑，即便乱逛也像拉练一样，不累到大汗淋漓不准停下。
在新疆待了大半年后，姜文邀请亲友在向导的带领下，带着孩子穿越阿尔金山无人区。据当年的媒体报道，姜文的两个儿子在穿越之旅中，能熟练地用弯弓射野兔，对过滤后仍旧难以下咽的山泉水也能一饮而尽。
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受到野性的存在，那么除了节假日的徒步、登山、越野、露营、桨板、赛车，可能就要感谢竞技体育了，比如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
换种说法吧，即便文明对人们进行了千百次的驯化，但野性这样的集体潜意识只是在大多时候被压抑了，而不是消失了。人们在文明与野性的极限拉扯中，用自己的方式反向探索文明、反省自身。与我们的祖先直接生猛、野蛮大于野性的方式不同，现代人拟定规则、圈定场地，也可以在文明的界定下做一回“野人”。
自然主义与野性思维
关于野性这件事，不单单是对人性的探讨，也不单单局限于旷野的层面。事实上，在西方社会，人们早就已经开始了对文明的反思。
也许我们无法精准地追溯究竟是谁*个站出来对文明进行反省，但在18世纪的法国，卢梭是很早就开始站在其他启蒙学者的对立面，对人类文明进行独立思考的人。
卢梭从来不对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盲目乐观，也并不认为人类社会由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就一定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卢梭的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也将他的观点进行了辩证解构。一方面，他认为伴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会逐渐失去自由；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人类再也回不去自然状态，并且也不想回去。
这似乎可以用新闻学中一个对从业者的形象比喻来解释文明与野性的关系——人类都是“戴着镣铐跳舞”。
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就总想要在文明的“镣铐”下寻求自由的空间，只不过我们要做的是遵循自然，找回某些野性。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艺术、宗教都不过是自然的附属物。”也因此，文学、哲学等领域*表现出对自然主义的赞美，并且这种趋势从未停歇过。
提到自然主义，就不得不提到美国作家梭罗。
他将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实践写下来，对自然的拥抱不遗余力，正如书中所写：“……让我们首先像自然那样简朴而健康，驱散笼罩在我们额头上的愁云，给我们身上来一点活力吧。”
他想唤醒当时的美国民众，从旧的生活方式向一种崭新的生活过渡。当时，随着全球工业化大生产而来的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们进入了摩登时代。
与此同时，人类也成为了机器的奴隶，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中被规训为文明社会中的“文明人”，而与自然大大割裂了。梭罗热烈赞美自然主义，想将人们从文明社会中唤醒，给身心松绑，实现精神上的富有与自由。
在生活实践中，梭罗重新发现了荒野的价值。除了超前的生态保护意识，他洞见了一种新的生活——野性意味着活力，意味着真善美，而人们的生活也本该如此。于是，他在《散步》中写道：“我们走向东方去理解历史，研究文学艺术，追溯人类的足迹；我们走向西部，则是充满进取和冒险精神，走进未来。……对于我来说，希望与未来不在草坪和耕地中，也不在城镇中，而在那不受人类影响的、颤动着的沼泽里。”
“给我大海，给我沙漠，给我荒野吧！……我愿意让每个人都像野生的羚羊一样，都像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这是梭罗一生中对荒野、对野性最执着的追求。
除去对自然主义的向往与赞美，野性的魅力还在于它对人类思维的塑造。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如此定义这种思维模式：野性的思维指的并非野蛮人的思维，也并非未开化的或原始人的思维。这不同于为了提高效率而被精练或驯化过的思维，而是一种还没被驯化过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举出一个形象地解释野性思维的例子：费迪南德·薛瓦勒（Ferdinand Cheval）已经从事邮差工作四五十年了，与其他规规矩矩完成工作任务的邮差不同，他会在送信途中收集各种有趣的石头，并用它们打造了独特的梦幻建筑，将其命名为“理想宫”（Le Palais idéal）。
这座坐落在法国东南部的建筑可能并没有巴黎的卢浮宫那么声名显赫，它的地位充其量是奥特里韦的观光景点，在建筑价值上更难以与卢浮宫这座艺术宫殿相媲美。但偏偏，这座“理想宫”融欧洲中世纪城堡、瑞士山庄、寺院等诸多风格为一体，给许多超现实主义者带来了灵感。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便是其中之一，他专门为“理想宫”写了一首诗歌。
这似乎也与梭罗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了。梭罗从来不认为文明与野性是天然对立的，相反，他认为，人类文明“都是从充满野性的源头获取养分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