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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8000,招不到人

许多承包区网点老板,为了保持微薄的利润,不得不兼任快递员的职责,甚至让自己的家人,在高峰期投入快递派送,以减轻快递公司的考核负担。

01 “实在干不动了”

3月1日,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根据新规,快递企业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规在刘升的脑袋里嗡嗡直响。他知道,新规是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倒逼行业健康发展。但是从前端发货主体到后端送货上门的快递网点,涉及许多环节,如果只是单方面对最末端的快递员提出要求,并不现实。

刘升不知道,这样下去,网点还能撑多久。

刘升在河北廊坊某县城经营着两家快递网点,配送区域涵盖20多个小区。其中一家网点每天有2000多件快递,4名快递员负责派送。另一家每天配送1000多件,网点只有他一个人维持运转。

对刘升来说,每增加一项工作,都可能是他超负荷工作量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节约成本,其中一个网点的1000多件快递,由他单独雇佣的司机直接运往各个驿站,他则负责走访20个小区处理两个网点的棘手问题件。

这是一项特别费时费力的工作。他必须赶在司机送货前,分拣完仓库里有特殊配送需求的快递和问题件,否则会影响一天的正常运转。随后,他奔走在各个小区处理滞留、破损、拒收的问题件,一天光是五花八门的问题件就有二三十个。有时遇到客户有情绪,消极解决问题,可能一个问题件就要跑上几回,大半天的时间就浪费了。最晚的一次,半夜12点他还在与客户沟通解决办法。而第二天凌晨4点还要起床,在他的手机上,记录着他已经累计早起超过1200天。

从凌晨5点到晚上9点,马不停蹄的14个小时,几乎是他一年的日常节奏。逢年货节、“双11”等电商物流高峰期,工作时长继续拉长,留给他的睡眠时间会压缩到只有两个小时。有时他索性连衣服都不脱,靠在沙发上就对付一晚。

新规实施后,他原本不堪重负的工作变得更为繁琐。要求送货上门的声音变多了,他每天要打四五十个电话确认客户需求,这可能要比原来多花一个小时的工夫,拖慢了他的派送效率。

但快递公司对派送终端效率的考核格外严格。刘升的公司,将派件的签收时间固定到三个时间段:上午收的件,中午12点签收率要到80%,下午3点到90%,晚上8点全部派件签收率达到98%。

现在他根本完不成每天的派件签收率了。焦虑形成一股心火,直窜至牙根,牙龈肿痛连带着大阳穴发紧,“一个人实在干不动了”,他一边说,一边却忍着疼,不敢停下。

近几日,杭州快递员周敦也陷入了类似的烦恼。

他所在的公司刚刚更新了APP,对所有快递员提出了一系列硬性规定。譬如要求10%的快递要提前用系统电联,300个快递至少要打30个电话,且需要录到对方的声音,通话时长不低于1分钟,如果没人接听,则要再打一次。打得多了,3月9日电话还被封号,过了一天才解封。

这不仅耽误时间,而且机械的规定给他的工作带来不少难题。如果电话无人接听,那么这一单快递既无法签收,又不允许变更为问题件。一旦快递员私下入库签收,就会遭到罚款。消费者一旦电话咨询快递单号,一律会被认定为投诉,随之而至的就是罚款100元。

周敦担心,新规捆绑在他身上的枷锁,可能会让收入大幅锐减。他的一单派费只有6毛左右,过去每个月各种名目的罚款可能就高达1000元,现在公司针对新规的举措,可能会让他每月的罚款额度翻倍。

更多的快递网点消极响应。网名“快递之眼”的王思强,在快递行业工作了14年,在成都地区运营一家快递网点。他觉得仅仅让末端网点做出改变不现实,“行业里早就知道新规即将实施,但是鲜少快递公司有任何预案动作,没有给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除了机械的电联要求,还有快递公司在新规后,只是在内部通知下发了回应媒体、客户的统一口径,按照口径内容,当有媒体询问为何没有送货上门,只能得到统一的答复:“对于您所反馈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请您留下相关信息,以便我们的品牌部门能够直接与您取得联系。”

王思强不认可这些态度,但也无可奈何。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中国每天超过3.6亿个包裹,基本九成都没有送货上门。一个快递员可能要送1000-1200票,新规后对电联和上门要求更严,行业的就业人数至少要增加一倍,才能够解决问题。

02 月薪八千,招不到

在快递行业快速的发展过程中,规模效应下派费降低,不断传导到末端,已经触及快递员的极限,在不断延长工作时长和不断降低的派费下,快递早已出现用工荒的现象。

这几年,刘升运行两个快递网点,并非没有尝试过招聘快递员,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

疫情期间,他一家网点的两名外地快递员没有回来上班,于是他在网上挂出招聘信息。虽然应聘的人不少,像走马灯一样,每天都有新人试用,但多数人干一天就跑了。一个应聘者曾经在物业干过保安经理,年轻能干,体格又好,却也没两天就干不下去了。

快递员辞职时,只是称家里有事,但刘升知道,虽然这份工作能拿到6-8千元的工资,在当地水平并不差,但起早贪黑的长时间忙碌,以及要压一个月工资的规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有些网点还需要快递员交上千元的押金,更提高了招聘门槛。

慢慢地,刘升也放弃了招人,他明白,未接触过快递行业的人很难适应这种工作强度。他只托同行帮他留意着,有合适的人推荐过来。

这已经形成用工困境,几乎每次公司派费降低,都会流失一拨人。

王思强记得,在2015年的一次降派费过程中,他网点1/5的快递员离职了。

为了招人,网点一百多个三轮车贴着招聘广告,穿梭在一千万左右人口的城市。但应聘者寥寥,每隔两三天才会有人应聘,面试十人可能只有一人留下。为了用工更稳定,每招进一个新人,他就强制要求对方交更多押金,来垒高对方违约成本。原本几千元的押金数额,当时上涨到几万元,但很少有人愿意先投入这么多钱。

据《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数据,2005年到2016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增长近24倍,但从业人员仅增长近13倍。而近几年,快递员更是常常稳居人社部公布的“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榜前十。

新规实施后,多家快递公司开始尝试网络直播招人,然而效果甚微,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多地被曝快递员离职潮,有些人甚至直接转行,涌入其他零工经济大军,譬如外卖行业。

如今,周敦所在的网点20多名快递员时常抱怨越来越忙,他听过不少人有离职想法,觉得也能理解,新规后的各式罚款导致收入降低,而收入多寡决定很多人的去留。

03 电商夺食终端业务

快递网点长期的人手短缺,实际上是资本快速渗透后,追求利润形成的困局。驿站的出现,加剧了快递人员结构变化。

王思强最初接手快递网点时,是2010年左右,电商快递刚刚兴起不久,他的网点每天只有100多票快件。那时候,他的网点只有7名快递员。随着电商的发展,快递量指数级增长。到2013年左右,王思强所在的成都某区域网络就有每天7500票左右的快递量需要派送了。

曾亲手创造了“双11”狂欢的马云,此时看见了暴增的末端派送需求,决心布局自己的物流末端网络。2013年,阿里巴巴联合顺丰、三通一达等共同成立菜鸟网络,其中,天猫投资21.5亿,占股43%,各大快递公司占股仅有1%。两年后,菜鸟驿站悄然在居民社区和校园推行开来。到2019年,驿站基本完成线下布局。

这大大提高了网点的派送效率。王思强的网点快递员人数在2017年达到高峰300人,此后便开始锐减。当时,快递公司把给网点的派费降到了1.13元,大量快递直接放到驿站后,网点仅需给驿站支付0.35元的派费,大大节省了快递员的人力成本。如今,他的网点仅剩100人左右,负责每天派送4万票快递。

网名“快递江湖”的网点老板邱定康,早已意识到,整个行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快递员了。

邱定康于2011年起在哈尔滨某承包区经营网点,如今已经拆分为4家网点。他记得,以前货量少,一辆面包车一天能送200票,现在一天几个网点加起来得有26000票左右。

早期,他的网点有十四五人,有了驿站以后,所有快递直接送到几十个驿站,有时则是驿站来网点提货。当时,快递公司分给网点的派费还比较高,有1.6元左右,放进驿站要交7-8毛钱。快递员人手减少后,一天放驿站几千件,网点还能赚几千元。邱定康一算,这是笔划算的交易。随后慢慢减少快递用工人数,到现在,这些网点只剩下了2名快递员。

人手缩减几年后,邱定康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了反噬。

尽管一些快递驿站会约定代替快递员进行终端送货上门,但驿站并不受快递公司的直接管理,即便罚款也很难约束。“快递驿站最初是电商平台为了降低配送成本而推出的。当时是为了方便家里没人时代收。”邱定康说,后来,快递公司却像是变成了驿站的附庸。

快递网点和驿站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没有了快递员的网点,对驿站形成了被动的依赖。一旦驿站停止收货,网点就会立刻陷入瘫痪。这也让邱定康觉得自己的网点被架空了,完全失去了话语权。

最为惨痛的一次教训是在2020年3月。当时,邱定康的快递公司准备下调派费,为了控制成本,邱定康与多家快递网点商量,想同步将给驿站的派费从8毛降到5毛。但内部讨论泄漏了风声,十几家驿站一下子炸了,联合起来把邱定康网点的货全部停掉,不给他存放。

不出所料,邱定康的网点立刻瘫痪了,快件堆积如山。邱定康则联合其他快递网点的老板,抵制带头的两家驿站。

双方僵持了一周左右,最终两败俱伤。带头的两家驿站,一家撑不下去,选择了跑路。另一家则选择了妥协,双方恢复了合作。

而邱定康降派费的目的也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一次为了解决驿站的围剿,他重新租货架、招临时工、招人代派件,派费远高于正常的快递员,每票高达3-5元。最终,他花了20万才把网点勉强挽救起来。然而,上端降派费,终端无法降,网点的利润空间再次受到挤压,经营艰难。

除了派件业务,快递网点最重要的收入还有收件。然而,由于驿站的阻隔,网点不再直接接触消费者,而电商平台推出的退换货服务又垄断了大部分收件业务,导致快递网点收件大幅缩水。

这部分收入甚至超过派费收入。因为对网点而言,一单派费可能赚不到1元,而一单收件则赚五、六元。这相当于很大一部分收入被电商抢走了。“原本两条腿走路,忽然断了一条腿。”邱定康有点懊悔,电商口中夺食,导致他一个月大约要损失2万元。

快递公司这才逐渐意识到被电商扼住了“喉咙”。为了稳固自己的末端网络、降低成本,2017年之后,圆通、申通等快递公司纷纷布局了妈妈驿站、喵站等终端站点,争夺“最后一公里”,快递大战也如火如荼。

04 十年博弈

网点动荡背后,实际上也是快递公司和电商之间的资本博弈。

马云盯上电商物流布局的初衷,正是为了降低物流成本,发展电商。十年前,他一家家找到快递公司谈判,用海量的快件量压低价格。而最早入局与其联姻的,正是圆通,其价格从20元一路降到12元。效果也十分显著,2015年,圆通的快递业务量达30.3亿件,居行业首位,占中国快递业务量的15%。

随后,百世、中通、申通等头部快递公司在竞争压力和技术需求下,也纷纷选择站队。对于急着抢占市场份额的通达系(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来说,以价换量的诱惑是巨大的,快递公司打响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在此期间,大量中小企业被逼出赛道。

在千亿业务量的规模效应下,快递运输成本大幅降低。2010-2021年,我国快递行业平均单价从24.57元/件下降至10.21元/件。

多家快递公司虽然业务量不断刷新高,但却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怪圈。2019年,申通营收超过230亿,同比增长35.7%,但净利润却仅有14亿,同比下滑30.8%。此后的2020、2021年,净利润更是分别下滑96.6%和1959.5%。去年第三季度,申通净利润下滑92%。同样,圆通也分别在2019年和去年三季度出现增收不增利,净利润分别下滑13%和20%。

快递公司利润摊薄,纷纷通过优化网络、采用信息化工具、提升车量装载率等方式压缩成本,而这远远不够,对加盟网点的降派费和以罚代管成为愈发频繁的降本捷径,将价格压力层层传导到末端快递员身上。

降派费也导致快递网点处于动荡状态,各家快递公司不时会被曝出网点停工事件。

王思强曾经历过多次停工事件,快递员联合起来反对降派费,但最终,总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平息事端、惩罚带头网点。小小加盟商拗不过资本巨头,有的网点反抗不成,反而要交几十万的罚款,有的被迫退出市场。

经过了各地停工的周折和动荡,各大快递公司调派费节奏也都更为平缓,可能一次只降5分钱,给市场足够的反应时间。2021年后,降派费的方法也变得更聪明了。有的采用“增量部分降派费”。比如某地每天派件500万票,则规定在超过500万票的增量部分下调0.15元派费。还有的网络管理者进行区域化调整,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先后下调派费,这打散了可能的网点利益联盟。

新规实施后,快递行业固有的矛盾更鲜明地凸显出来。最近,王思强常常看到一些快递同行的直播,以前只有十几人的直播间,现在常常聚集了上千人,讨论如何应对新规。他既看到了焦虑,又仿佛看到了希望,“这么大的影响,希望这一次新规能够真正推动利益重新分配。”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升、周敦、邱定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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