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技术与创新药研发

2023年8月18日，由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投融资服务专委会指导，约印医疗基金、投资界、药渡经纬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清科创业承办的“第三届约印医疗创新产业大会”在北京举办。

大会以“聚力创新，远见未来”为主题，力邀行业专家、领军企业、高成长企业以及投资者相聚北京，共同探讨医疗创新产业的热点话题，为深化融合数字经济与医疗创新产业、推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场《前沿技术与创新药研发》的圆桌对话由元禾原点合伙人 赵群主持，对话嘉宾为（圆桌对话嘉宾以姓名音序排序）：

刘 通 中国生物制药高级投资总监

罗 顺 澳斯康生物/健顺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魏紫萍 百力司康共同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许 谦 丹麓资本管理合伙人、北京总经理

以下为演讲实录，

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

赵群：非常高兴今天跟新老朋友做交流，主办方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选的嘉宾非常好，在各个领域，在前沿科学的投资，在产业CDMO，还有大的上市公司，都参与了我们的讨论。

先请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自我介绍。

曹洋：非常高兴今天有幸来参加这次圆桌会谈，我是来自四川大学的曹洋，我主要从事有关药物分子设计和蛋白药物设计的算法和应用，我们实验室开发过一些有关抗体的分析设计软件，如AbRSA, AbAlign，小分子设计的CB-Dock系列，这些软件在工业界和学术界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我也做有关应用方面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开发过跟肿瘤靶标结合的人工蛋白，我们做过疫苗载体蛋白的设计，我们也做过很多抗体改造设计。通过这些改造工作，我们深切的感受到随着计算生物学、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药物的计算设计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我们觉得这个领域的工作，有点像纸上谈兵，但是这几年感到它越来越可以变成生产力，今天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方面的体会。谢谢！

刘通：我是中国生物制药的刘通，主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投资和BD。中国生物制药是2000年在香港上市的生物医药龙头企业，我们主要聚焦的几个领域，现在以抗肿瘤，外科，肝病和呼吸为主，希望今天这个专场能够跟各位专家在一起交流和共同探讨。

罗顺：我是澳斯康生物的罗顺，非常荣幸和赵总一起，跟各位新老朋友一起探讨中国生物制药这个行业的一些挑战、问题、未来的希望。

澳斯康生物主要是做生物制药的产业化，很早期中国生物产业化比较薄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这个行业的基础设施，所以澳斯康专注这一块儿。新药创制也是有很多的挑战，过去十来年，特别是2015年医疗政策改革以来，中国创新药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需求，在座的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和老同事魏总，是做创新药的开发。中国生物制药我们也和他们有一些合作，基础原材料的供应也是我们主要在合作的，也希望听到新老朋友一些好的意见。

魏紫萍：我来自百力司康，我们公司是在杭州医药港，成立了五年多，专注于ADC创新药的开发，现在有三个产品获批中 美IND，在做临床研究，公司也有100多人。我们和刘总算是创业的公司，跟罗总的类型不太一样，我们专注于创新药的早期研发，然后推进临床研究和产品产业化。

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谢谢！

许谦：我是来自丹麓资本的许谦，丹麓资本是2018年创办的一家聚焦医疗创新赛道早期阶段的VC投资机构，主要投到Medtech和Biotech领域，Biotech主要投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有特色的大分子药等领域。我本人有超过20年的投资行业经验，近十多年聚焦到医疗健康领域，包括创新药、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还有数字化和医疗结合领域，都有过投资。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做更多的探讨和合作。

赵群：感谢各位的介绍，罗总我们认识最久，我印象当中差不多认识了20年。您怎么看过去十年创新药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走向了牛市，如何遇到了一些挑战？这里面什么是重大的影响因素？另外，我知道您也是这个行业的老法师，一直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下一步如何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做出您的贡献，您分享一下。

罗顺：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大批像魏总这样的人从美国回来，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刚刚兴起，生物制药是中国医药发展的新希望。在2010-2015年这个阶段，因为社会、教育、人才多方面原因，发展得比较缓慢，一直到2015年，医药政策的改革，真正促进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蓬勃发展。

从十一五开始，生物医药就是我们国家在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的时候就更成为国家重点领域、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时国家的战略、地方政府、资本，包括很多政府背景的资本大力支持；从国外回来的大批人才；2015年以来医药政策的变化，MAH,跟国际接轨，我们借鉴国外，特别是欧美在生物医药这行业发展自然的规律；共同促进了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蓬勃发展。

但2015年后仅仅过了六年时间，2021年的下半年行业进入了寒冬，这是因为生物医药这个行业要投十亿，十年的时间，做出一个有产业化价值的药品，而资本投资的周期是5+2，或者是7+2，投资周期与生物药发展不吻合，我们走向了低谷，资金开始紧缩，政策也随之有一些紧缩趋向，这个造成了2021年以来的资本寒冬、产业低潮，这个是我看到的过去发生的现象。

不过长远来看，中国生物制药发展建立在14亿人口的健康基础之上，符合以人民健康、幸福生活为标准的大方向，所以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在世界拥有领先的地位，这是迟早的事。

就这个方向，我也分享一下澳斯康的定位，中国市场大，目前基础设施完备，创造力非常强，所以产业化方面是澳斯康的核心，从原材料，到细胞培养技术是生物制药重组DNA最关键的技术，最关键的基础，我们希望促进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最后真正能够满足病人的需求，能够符合医保承受的压力，在产业化这个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赵群：许总一直在看罗总，作为投资人你怎么看当前的情况，丹麓资本也是知名的投资机构，你作为管理合伙人有很多的看法，尤其在当前基金的投资策略，和基金以前一些投资的思路，有什么变化？

许谦：生物医药在二级资本市场是冬天，不知道有没有到寒冬，这也波及到了一级市场。今年投融资的速度应该比往常的年份放缓了。对投资的策略，可能也有些影响。从2015年创新药审评制度改革，逐步跟国际接轨，到2018年港股18A新政、2019年科创板推出，资本市场退出渠道打通，对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医疗器械的医疗健康行业发展是有非常大的推动或助力，所以前几年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二级市场还是一级市场，都非常的热。当然盛夏之后也会有严冬，包括产业的变化，包括资本市场的波动，我觉得也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投资放缓之后，也会让大家更理性、更冷静，对我们丹麓这种专门投资医疗健康赛道的基金来说也有些帮助。会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们还在投吗，我说还在投，我有项目正在走投资打款流程。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我们还是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节奏，这个可能跟我们作为一个早期阶段的VC基金有关，丹麓的基金周期会是7+2或者8+2，周期相对会比较长，所以后面资本市场的波动虽然对我们有影响，但是相对来说会小一些，不像对PE和Pre-IPO的投资机构影响那么大。

另外对我们投资策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没有本质的改变。丹麓资本一直关注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项目，例如创新药的领域，我们希望是first in class产品，不仅是看中国市场的价值，还要看未来的国际化能力，能否到海外市场去拓展，到更有支付能力的市场上去挣钱。所以对项目、对产品、对团队不只看研发产品的能力，还有产品商业化与出海的能力，团队是否有国际化的能力，这对项目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所以我们投资策略是小有变化，总体上应该还是沿着正常的路线和节奏发展。

赵群：感谢许总的回答，我感觉定义了当前是一个波动，意思就是能波过去，还能波回来，意思就是一个波动。

许谦：对资本市场上来讲是波动，对具体企业来说能不能波动回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赵群：对临床需求和对国际市场的考虑会多一些，包括对团队的考虑，也给了我们很多创业者的一些建议和提醒。

今天唯一一位女嘉宾魏总，也是一个生物技术平台进行创业的典范，我们一选就选到了ADC的赛道，可见其他的赛道完全不能跟ADC赛道做对比，中国前十的交易，ADC是大半壁江山，您也做了很多比较成功的交易。从您来看，对其他创业者或者自己创业成功的总结，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魏紫萍：首先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也不算是成功或者不成功，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

我在美国28年以后回国创业，在美国做了20多年的创新药，想回来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再研发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药，是抱着这样一个情怀回来的。

我们对公司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要走国际化路线，所以我们从第一个产品开始，就是先报美国IND，再报中国IND，每个产品中 美临床获批都是相差两三个月，也是赶上了改革的好时候，中国和ICH接轨，我们也确实深切体会到了这样一个优势。原来IND要报上去，有的时候9个月，甚至18个月，都是很正常的，时间很长，所以说正好赶上了好的时候，有很好的政策支持。再加上资本的助力，同时政府也很支持，这几年我觉得做创新药还是不错的。

具体到ADC来说，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这个领域并不热，我们是2017年12月份成立，2017、2018年大部分的投资人都不看ADC。但是我们经过评估认为这是好药，有很好的成药性。我们是这么坚持的，就是无论市场是热，还是冷，还是要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能浮躁，不能哪里热就往哪里赶，2019年ADC赛道比较热，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公司叫百力司康，集百家之力，司大众之康，我们希望多方合作一起来推进创新药，这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每一款药都是有全球权益的，所以这也是跟各方面的布局分不开的。

赵群：我觉得您坐的位置比较好，左手投资人，右手CDMO，您的位置还是天助您。您是17年起步的，当时ADC并不像今天这么当红，那个时候并没有看到8201，8201是后来的数据才出来的。为什么那么早选择这个赛道，而且坚定的走出去，当时是怎么判断ADC，当时很多投资人不看ADC的。

魏紫萍：对，当时大部分投资人都不看ADC。我在美国做过单抗，双抗和ADC，当时我们选的是大分子，看中了ADC的成药性，毒素艾立布林本身是上市的小分子药，有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验证。当时免疫治疗非常热，有的人问我为什么不做这些？

赵群：现在想幸亏没有做。

魏紫萍：我们把第一个ADC推上去了，自然而然在ADC方面越做越多。当时2017年、2018年都不热，甚至2019年一开始都不热，2019年是一个转折点，大部分投资人开始看ADC，所以我觉得从创新方面，药企和投资人都有一个学习过程，不能跟风，创新药技术各方面要有自己的坚持。

赵群：我觉得投资界还得尊重创始人经验的判断，创始人比投资界更早判断出ADC的价值，当时大多数的投资人还处于没有学习到，落后了，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典型案例。

魏紫萍：至于投资，我觉得判断力确实很重要，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是成熟的HER2靶点，很热，，第二个ADC在这个靶点没有人做成过，别人失败了，那你为什么能做成？第三个是first in class的ADC，这个靶点上还没有ADC在临床，如果你没有判断力，你就很难投。

赵群：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给您三个问题，最后都不能回答这个事，如果没有信念和预见就做不了这个事，给投资人上的一个很好的课。

曹教授是在科研和产业相结合的事情，您作为科研院所如何和产业融合，和创业融合，您是什么经验和见解？

曹洋：学校里做科研，目标一般是发表论文，但是对于医药相关的研究，若单纯发表论文，不能够参与到产业化，那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学术界的研究其实是非常活跃的，技术进步也是非常快的，充分结合药物研发的需求，其实很有意义。这里讲一个我们有关靶向Her2的类抗体研究，跟大家分享。

类抗体是生物药研发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它是一种小蛋白，原本不是抗体，但通过技术改造产生类似抗体的亲和活性，这个领域涌现出了一批生物科技公司。有一家瑞典的公司，它从金黄色葡萄球菌Protein A蛋白中截取了一个三束螺旋结构域，大约60个氨基酸，其表面十多个氨基酸可以随意的改变，而不影响结构，但可形成蛋白-蛋白结合界面，使其能产生抗体效果，和很多不同的靶标结合。通过定向进化和大规模筛选，这其中筛选到结合部分乳腺癌细胞高表达Her2的小蛋白，具有有高亲和力，正作为伴随诊断的药物开发。17年我们采用了新兴的蛋白设计算法，以理性计算而非大规模实验筛选的方法设计类似功能的蛋白，这是学术界开发出来的蛋白质工程新模式，但还少有人尝试去重现甚至超越产业界里面的这些药物分子。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人工蛋白，然后希望它产生类似于结合Her2的功能，我们筛选了14个蛋白拿来做实验，五个蛋白的活性非常高，相比公司的药物蛋白，我们的人工蛋白有相当的亲和力，而且热稳定性、胶体稳定性等高很多，开发流程非常快速。此外还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它的肝脏吸收很少，这对于特定的伴随诊断药物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在产业的开发里面，把前沿的方法引进到药物开发的流程里面来，来可能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收效。像原先的定向进化的方法，去做大规模的筛选，很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效果，但是通过引入近年来突飞猛进的人工设计、人工智能算法，确确实实可以改善或者极大改变传统方法的不足，这是我的一些感受。

赵群：感谢曹教授的介绍，今天曹教授坐的位置离徐总投资人最远，未来还得多跟他们沟通，才能拿到钱转化产品。

最后一位嘉宾是中国的制药公司的代表，中国生物集团在中国的药品市场地位是比较领先的，我相信刘总作为高管，对整个赛道和生态是有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让CDMO、创业者和投资人先说，包括科学家先说，他们相对来讲波动比较大。你们一年有这么大的产量，相信有自己稳定的战略。

各位嘉宾所提的时候，刘总怎么看当前生态的机会和未来，和你们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想法？

刘通：我觉得在整个小的生态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就是基金，基金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把早期很多前沿的科技，转化成一些可以实际落地的项目，是这个产业生态的非常好的帮手。就是它帮这些早期的科研团队变成了成熟的产业团队，做成产品，最终走向上市。

在创新研发环境下，我们积极向前端拥抱，多跟头部医药基金的交流合作。比如全球最新研发方向其中比较适合国内的技术。另外我们做好中后端的开发，生产和科学推广的一些工作，来体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新的环境下，我们公司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跟一些早期基金的合作，包括跟biotech联合研发的合作，这是我们拥抱新的技术常用的一些方式。

在符合中国医药的大环境下，我们也做了很多商业化端的一些BD交易，来去更好支持公司的发展。

赵群：刚才各位嘉宾都回答了一个问题，也给大家一定的展示，礼节性请大家回答比较舒服的问题。今天请我来，要问大家一些有挑战性的问题。

纳斯达克市场是一个并购市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流通性市场，很多公司最终被美国公司并购掉了，有不少百亿美元级别的并购。其实美国更多是一个财务杠杆的方式，可以看到杠杆放得很大，我不认为效率比中国企业这么高，确实用了财务杠杆变成了整体效率高的情况，利用自己的长处，药政和销售、还有品牌、某些领域的影响力，还有财务的优势等，最后并购，使得美国的VC、创业者和创新者发展到一定数据验证的情况下，很快将资产变成商业化的东西，变成有销售财报的东西。这其实在中国一直没有走通，这是我们生态上的一个非常尴尬的环节，甚至跟美国不同的故事。我们很多创始人都是科研背景的，甚至还有教授创业，最终让他去卖药，这复杂得很，从模式上似乎不成立。

但是事实上我们国内企业这些又没有太多太大的出手，实际上规模和影响力也没有达到美国对于生命创新生态的福祉。这个问题既然我能看到，我相信你们也知道，你们是圈子里面的大佬，我经常听到你们公司的一些演讲，也是很先进的概念。为什么在中国就没实现呢？这个挑战在哪？我们说得都好像这个问题，一说都是摆在面前的问题，这好像是一个生态问题，我们到底现在难在哪？

刘通：赵总的观察非常敏锐，其实国外公司真的有点像PE，现在很多的研发投入其实都是在去做一些并购。可能就在目前这个时点上，国内产业的支付环境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时点，说我去并购一个即将上市的产品，或者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产品，未来能立刻取得巨大的商业回报。

杨主任讲的现在医保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从策略上来讲，我们是做一些非医保限价的产品，类似于这样的产品在国内的非医保的自费市场，应该也会有很大的机会，它不会经历多轮的医保谈判，产品空间的限制。

另外一条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出海，许总谈到了出海是机会。目前这个产业趋势再持续下去，估计可能会有一些并购的机会，但是现在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达到MNC依赖并购的美国的生态。

赵群：这也是向刘总学习了，您说的您的想法，ADC是一个特殊，美国独立上市的ADC公司也有好几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赛道。美国大量的品种公司被上市公司收购了，您作为创业者，您认为这是创业者的目标吗，还是您的想法创业者就应该奔着上市，我们就去做销售，甚至充实产品线，从您的角度，作为创业者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魏紫萍：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可能每个人设的目标都不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药做成了，至于公司是IPO了，或者最后被并购了，这都是很好的退出方式。在美国，其实Biotech更多是被并购了，你只要把药做成了，无论是上市还是并购，都是一个成功的退出。我觉得做好药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也没有一定要去卖药，我也没有纠结这些方面。我们的阶段现在还是在研发，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定位。要发挥自己的强项，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强项是什么？是能够推出药来，然后做好抗体和ADC的生产，全球供药，还可以推进临床。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可以找大药企合作来推进全球的权益。我们的强项是能够研发出梯度的产品管线。

我们公司像其它公司一样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和CDMO合作。逐渐我们自己建立了自己的厂房，能够自己做生产，所以我觉得公司的发展也都是一步一步的，顺理成章，但是我们没有纠结所有的药一定要自己推上市，一定要自己卖，我觉得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赵群：问一下投资人许总，他们俩在聊的时候，罗总一个劲点头，他是支持搞并购的，一个产品好不容易做到二期，罗总那边还没有放量，肯定罗总肯定全力支持这个生态的建立。我们作为投资人怎么看？刘总还要等一等，还要等他看重的资产的价格进一步回落，您作为投资人现在中国的生态，就是大公司的这种态度，Biotech这种态度，我们继续支持Biotech往前走，在某个点上融合，还是您有什么高见？

许谦：高见谈不上，个人观点谨供参考。我认为未来并购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趋势，但距离纳斯达克的并购数量和规模还远。因为国内的环境和国外的情况可以说完全不同的。首先，刚才举了一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它的体量跟MNC，或者跨国头部公司体量上至少是十倍的差距，这个对进行并购肯定会有影响，因为上市公司去并购，会对本身的市值有冲击。

所以市值本身是一个直观的影响因素，但是还有更关键的因素，就是资本市场方面和产业环境方面的。从资本市场方面来说，国内A股的并购如果不是现金并购，而是股权并购，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都是要报监管部门审批的。审批时间可能也许一年，也许两年，有不确定性，所以最后这个周期就会比较长。这和欧美资本市场有很大不同。这是一个很关键、很重大的一个区别。从产业环境来说，国内医疗支付方主要是医保，大家都知道卡得还是比较紧的，市场空间其实没有国外的大。如果说中国市场大，从单一国家的市场人数上，肯定是最大的；但是从支付总额来说，肯定不是最大的。大家对市场空间的考虑肯定会影响并购的估值。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文化方面和法律制度方面。中国的文化，有一句古话宁做鸡头不为凤尾，有部分创始人愿意被并购，愿意考虑合作，但其实更多人是在这一方面有顾虑的，如果自己能坚持下去，还是要坚持继续推进。当然不只是文化方面，还有法律层面的问题，中国是大陆法系，对小股东的保护实际上相对是比较弱的，不像海洋法系，对小股东的保护是更强一些。从全球来看，国际金融中心无一例外都是属于海洋法系的法律环境，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未来Biotech的并购会越来越多，但是像国外百亿美元量级的并购，中国离得可能很还远，因为中国还有很多的限制因素。

赵群：我觉得现在的生态很难向美国的创新生态靠拢，这也不仅仅是创新药的问题，中国的创新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刚才提到了A股本身的条件，包括创业者的文化等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国创新药也还任重道远，当然走出海外是我们希望非常的事情，今天嘉宾中有很多政府部门的领导，还有各个方面的协会，我还是倡导要给中国创新药做一些松绑，刚才提到了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远远高于纳斯达克和香港的标准，最终还是要保护股民，如何保护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最终是一个市场。纳斯达克的市场，很多上市公司最终也没有成功，也会出流动性的问题。我们不可否认纳斯达克是一个很成功的市场，我们现在对香港18A，对科创板有这么多的保护，希望是一个健康的市场，但是对于创新我们也在思考它的特点，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制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谈的生态，从科学家到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要面临的，包括上市公司也需要生态，我们投资人和创业者都是这样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今天也只是开一个头，也许五年后我们才对这个问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

时间到了，感谢各位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