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十年”，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发明的词语，用来形容日本在1991-2000年间的社会萧条。但不知不觉间，“失落的十年”的说法已经延长为“失落的三十年”。今年5月以来，日本宏观经济数据向好，股市持续反弹，东证指数刷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日本似乎已经步入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期。
然而，无论这股经济增长的势头是否能够持续，是经济复苏的先声，抑或只是一时的虚假繁荣，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日元升值、资产负债恶化、老龄化及少子化等问题，在失落的三十年间，日本已经向单身社会、底层低欲望社会、老龄化社会、虚拟社会转变。从这些具体面向出发，日本社会消费研究学者三浦展将当下的日本社会定义为“孤独社会”。
何为“孤独社会”？在三浦展看来，当下日本消费社会的核心概念是“孤独”，主要以孤独为消费动机的社会即为“孤独社会”。孤独消费会催生出体量庞大的“单身经济”或者“陪伴经济”，从单人公寓、婚恋市场、一人食餐厅、自习室，到迷你家电、自嗨锅之类的快捷食物。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但日本人似乎要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孤独”那么一点儿。日本孤独经济的形式颇具特色，而且有向外输出的趋势。本文试图考察当今日本“孤独社会”的经济趋势，并以此勾勒日本当下年轻人的肖像。
01、孤独社会的世相：共享与欲望并行的消费趋势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3年对25个成员国开展的“15岁青少年的意识调查”显示，日本有30%的青少年表示会“感到孤独”，这一数字约为第二名冰岛的3倍。失落的三十年间，御宅族、啃老族、家里蹲（躺平人）、孤独死、高自杀率、社恐大国等词，逐渐成为与日本密切关联的刻板标签，而这些标签恰恰反映出日本年轻人对与社会产生连接的恐惧。
孤独消费的本质是通过消费来建立社交体验和社会联系。于是，我们便能在被三浦展定义为的“孤独社会”中看到两种并行的经济趋势：个人欲望的满足与对社群活动的渴求互为表里。
换言之，消费者的活动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欲望导向，这往往依托网络为载体，比如偶像产业、恋人租赁、二次元周边消费等；另一方面，以共享、共生为关键词的社群式活动亦大行其道，而且在实践中演化出共享住宅、共生社区等新颖的形式。
由孤独消费而促进的共享经济的思想，以及重新呼吁人们对社群生活的关注，也许是近时日本民间经济的一次宝贵尝试。举实例而言，近年来，东京等地流行起一种名为“共享住宅”的新型租房形式。不同于普通的合租，也不同于国内常见的带有公共活动空间的青年公寓，共享住宅一般是由公司运营的独栋房屋，两到三层，每层入住八到十人，每层配备有厨房、浴室、洗手间等公共设施，住户有属于自己的私人寝室，但其余空间都需要共享。
共享住宅好比是大型合租，经常需要通过定制共同生活守则来维持住户的小社群，但一些有想法的经营者会在社区运营中尝试加入自己的理念，让社区焕发出新的可能性。例如，埼玉市浦和区10町目的“常磐社区”，经营者船本义之希望创造一个健全人与残障人士能够共同生活的社区，为此，他把住宅一楼腾出来当作店铺，邀请当地支援残障人士的非盈利组织运营的糕点店入驻。在疫情期间，东京的许多共享住宅间互相交换医疗物资的消息也时常可见。
不得不提的是，共享住宅成为潮流的一个背景是近年来日本层出不穷的“孤独死”事件。严重的少子高龄化导致日本产生了大量的独居老人。他们与社会生活基本切断联系，因此，时常有老人独自在家中去世，数日后才因为异臭被邻居发现。三浦展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共享住宅的社区化经验，也是开启针对老幼的共享照料市场的契机。
如果说共享住宅代表着孤独消费群体对社区的向心力，那么，作为另一极的个人欲望消费的表现形式就是日本的异性交际产业。国内前几年出现过的“租赁女友”回家过年的服务，很可能就是来自日本的输出。日本的“租赁恋人”产业非常成熟，比如某个出租男友的网站，打开页面，赫然写着用户数达60000人。租赁男友/女友的主要业务是陪人约会，线上聊天，配合更新SNS信息，把恋爱的戏码演到*。
处于“孤独消费”两极的，一者是新型社区的组建，一者是异性交际服务的盛行，但其实两者反映了同一种思想变化的倾向。三浦展观察到，自从3·11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年轻人群体中的“去私有”的共享倾向逐渐增强。共享住宅的本质是个人让渡隐私以形成对公共空间的代偿，情感交际则是回避亲密关系的形成。年轻人因为孤独而想要通过消费制造社会体验，然而，比起购置房产，他们倾向于入住不需礼金、定金的共享住宅；比起恋爱成婚，他们倾向于付费体验具有时效性、却不会亲密的恋爱关系。
02、孤独社会的三种结构：下流社会、单身社会、虚拟社会
在目前阶段，“孤独社会”呈现出的转型趋势及相关消费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下流社会”、“单身社会”和“虚拟社会”三个面向。
“下流社会”是三浦展在同名著作中提出的概念，旨在说明日本中产意识的消亡以及向下流动的新阶级的出现与扩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生活、工作、学习、消费乃至人生都热情低下，既不想升职加薪，也不愿结婚生子，自愿从中产阶级跌入底层。近年来，“做二休五”的想法在年轻人群体中广受追捧，指每周只做两天的临时工，剩下五天安排自己的生活，被形容为献给20岁年轻人的隐居建议。
然而，根据日本专门介绍临时工的求职网站sftworks在2023年6月公布的数据统计结果，即便是在东京，临时工的平均时薪也仅仅为1285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想要凭借这微薄的收入在城市生活，或许不得不处于一种自我限制的低欲望状态。就连“做二休五”的首倡者、畅销书《在东京年薪90万日元的快乐生活》的作者大原扁理同样说道：“关键在于与大都市的诱惑有意识地保持距离，却也不是完全舍弃。”“单身社会”则是从社会基础单位构成角度进行的描述。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日本15岁以上人群中，男性未婚率为34.6％，女性则为24.8％。更具冲击力的数字来自日本内阁府2022年发表的《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据推算到2040年时，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将升至29.5%，女性则为18.7%。如果将未婚、丧偶、已婚分居、单身赴任（因为工作，较长时间与家人分离）、离异等因素统计在内，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单身家庭（指一个人独自生活的家庭构造）已经成为家庭类型中数量最多的类型。“单身”是当下日本社会不同群体中广泛存在的新生活模式，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的情况是相似的。日渐增长的单身人群带动了规模巨大的单身经济：外卖、单人公寓、一人份预制食品、电商平台面向单身人士的购物庆典……不同之处在于，考虑到日本社会的严重老龄化，日本学者对单身社会的思考还会侧重于“老人介护”问题及其市场开拓可能性。由于家庭构造的单身化，以前多由家庭主妇（尽管双职工家庭在日本越来越多，但女性婚后辞职做全职主妇的传统仍旧顽固）承担的照料职责不得不向社会福利及市场转移，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向了共享经济的领域。
还有一个面向是虚拟社会。根据SONY生命保险公司2021年面向日本中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男子初中生、男子高中生将来最想从事的职业均为“YouTuber或视频投稿者”，而这一选项在女子初中生中排第2位、女子高中生中排第9位。网络共同体和线上社区交际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虚拟社会”的概念随着前两年元宇宙的热度进一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由实转虚的过渡早在2000年代就打响了先声。比如，Crypton Future Media在2007年推出了*个破圈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而真正从技术导向实现落地，需等到2010年代后半段，YouTube及国内视频平台bilibili动画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虚拟主播”。一个有趣的案例是在bilibili直播的日本籍虚拟女主播、已达成130万粉丝的“眞白花音_Official”，让她流量暴涨的直播场次是陪中国观众一起看央视版《三国演义》《水浒传》。观众在玩梗、吐槽、逗趣的氛围中不再是独自面对手机屏幕傻笑的孤身一人，而是融入到虚拟的网络共同体之中。
这也只是当代社会虚拟化进程中的一个横截面。目前，元宇宙仍在整合技术的发展初期，人们都在期望元宇宙的多场景应用前景，只是，等到那一天来临时，是否真会如三浦展在谈及虚拟社会与孤独问题时所说：“在元宇宙中有某种程度上实现共享与照料的可能，而且也许这种方式会更好，可以让更多人不再感到孤独。”
03、日本年轻人的肖像：从“昭和男儿”到“平成废物”
2021年，日本政府内阁官房设立了“孤独与孤立问题应对办公室”，旨在统计遭受孤独问题困扰者的人数，并统筹制定解决方案。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日本社会的“孤独、差距、断裂被进一步强化”。
2020年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3密”的防疫标语，呼吁民众避开“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和“密接场面”。这对日本的餐饮、酒店、娱乐等服务行业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些行业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雇佣员工（派遣社员）、契约社员、兼职工作者以及临时工。以临时工为例，常见的工种包括便利店收银员、连锁书店店员、咖啡馆服务员……在日本，这些按时计薪的工作不仅仅是高中生、大学生勤工俭学的选择，也是家庭主妇、陷入贫困的中老年人、“躺平”的待业青年经常考虑的生路，换言之，往往是社会交际成本投入较低、社会联系不足的群体的收入可选项。
2021年的日本《自杀对策白皮书》显示，2020年日本全国自杀人数为21081人，同比增长4.5%。这是日本自杀率继2009年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的首次上升，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自杀者中女性和年轻人占比的上升。女性自杀的动机占比最多的是“工作因素”，白皮书指出，女性自杀者的增加或与疫情后工作环境的变化有关。
新冠疫情只是放大镜，问题本质在于日本存在大量非正式雇佣员工、打小时工的家庭主妇以及数量庞大的“家里蹲”、啃老族群体，他们是三浦展所谓“孤独社会”的典型成员。很多人拒绝像父辈一样挤破脑袋进入商社，也不愿在大企业里熬年头、混资历，反而甘于没有社会压力的底层工作。这种社会人际关系单一、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劳动意愿消极的群体的生活遭受到疫情的极大冲击。网络上对这些孤独的年轻人也有一种戏称——“平成废物”，这自然是与其父辈“昭和男儿”对比的叫法，但在诙谐的称呼演变背后，则是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群体肖像的变形。
“昭和”（1926-1989）与“平成”（1989-2019）两年号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
战后的昭和时代，日本迎来被称作“团块世代”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往往具有极强的复兴意识，如同团块般紧密聚集、勤恳工作，投身于战后经济重建以及后来的高速发展。对他们个人而言，则是追求在绩效社会的竞赛制大潮中攀升为社会精英阶层。
平成时代，年轻人的肖像则出现了不同面向。他们安于底层，保持单身，从虚拟生活中得到精神愉悦。他们对父辈建立的日式企业文化（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薪资、企业工会）并不感兴趣。从负面影响看，终身雇佣制造就的企业文化氛围抹杀了跳槽晋升的积极性，年功序列则过于讲求论资排辈，企业工会的影响力也随着高失业率及非正式雇佣员工的占比提升而不断变低。平成时代的生活标签变成了各种亚文化符号——偶像产业、动画、漫画、游戏、柏青哥（投币式赌博机）——向虚拟过渡的文化精神生活不仅丰富，而且消费起点很低，这些都便于很多年轻人减少甚至免去与社会的连接，回到房间里“躺平”。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2年度《儿童·青年的意识与生活调查》，日本的“家里蹲”（引き籠り）人数在15岁至39岁中占2.05%，40岁至64岁中占2.02%，由此推算日本全国约有146万名“躺平人”。
这种差异在各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有趣。
以漫画为例，创刊于1968年的漫画杂志《周刊少年Jump》为少年漫画定下了“友情、努力、胜利”的三大原则。在上世纪80年代大热的运动类漫画 （如《足球小将》《棒球英豪》）基本上都遵循了晋升锦标赛模式：平凡人主角一步步通过社团比赛、校级比赛、市级比赛、全国大赛，直到站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之上。在这种冒险过程中，他们的能力不断提升，地位及话语权的比重也不断加码。这显然是对日本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社会各级竞争机制的搬用和隐喻，侧面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日本人对出人头地持有的乐观态度。大空翼（《足球小将》主人公）磨练球技终能踢进西甲联赛，上杉达也（《棒球英豪》主人公）一路挫败强敌最终来到了甲子园……这些艺术创作来自于同构的社会现实：上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中，一个基层职员只要踏实工作，就能跻身中产阶级，甚至不断晋升。据日本内阁府每年进行一次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显示，自1970年起，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准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国民约占九成，因而1970年代的日本甚至流行着“一亿总中产”的说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代前后流行的漫画作品中，“血统论”的设定甚嚣尘上。如在中国人气极高的《海贼王》与《火影忍者》，两位主人公路飞和漩涡鸣人出场时都平凡无奇，但随着剧情的展开，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家世之显赫、血统之高贵。尽管这种人物设定符合日本古典文学中“贵种流离谭”的范式——血脉高贵之人流落民间，历尽艰苦后夺回权力与荣耀——但这种古老范式的回归本身，就反映了日本战后均质化的、崇尚消费的全民中产社会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向贫富分化严重的格差社会的转变。
日本摇滚乐队GEZAN在2020年发布的歌曲《东京》中这样唱：
“我现在所唱，不是一首政治之歌。......既不左也不右，只是一亿个迷路孩子的*人称。”
“一亿个迷路孩子”的日文原写作“一亿总迷子”，在构词上是对“一亿总中产”的戏仿，相隔五十年的文字表达映射出了两代日本人身处的迥异处境：从“以消费为美德”的资本主义桥头堡到如今的孤独社会，从中产阶级跌落为迷途羔羊，生活在当下的日本人正在重新思考孤独。
